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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編的世界 優質文選 歷史

百年梁氏:任公九子,個個成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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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月27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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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18歲的梁啟超第一次遇見33歲的康有為,梁啟超感覺,自己猶如被當頭棒喝。

這是光緒十六年(1890年),那時,年紀輕輕,還是個少年的梁啟超早已是舉人身份,而康有為卻還僅僅只是一位秀才,雙方第一次會面,從早上8點一直聊到晚上7點,人到中年的康有為直接呵斥少年梁啟超說,國家危亡,你故往的學識,不過是“數百年無用舊學”,當晚,梁啟超只覺得“冷水澆背,當頭一棒,一旦盡失其故壘,惘惘然不知所從事”,以致“竟夕不能寐”。

第二天一大早,這位虛歲17歲就高中廣東鄉試第八名舉人的大才子,早早又前往拜見康有為,從此成為康有為門下弟子,日後,這對師徒的恩怨情仇,即將見證一段中國最為驚心動魄的風雲史。

在康有為門下的廣州萬木草堂求學三年後,光緒二十一年(1895)春,梁啟超與康有為一起結伴進京參加會試,此前的1893年,康有為在連考七次後,終於高中舉人,師徒二人結伴進京,不曾想此時正值大清帝國在甲午戰爭中慘敗,李鴻章剛剛代表清廷與日本人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於是,康有為、梁啟超共同發起了著名的公車上書運動,邀請了聚集北京的1000多名舉人聯合上書清廷,要求拒和、遷都、實行變法,此後,梁啟超又在《萬國公報》和《時務報》中擔任主筆,闡述維新變法的迫切與必要性,很快就名滿全國。

作為洋務派的中流砥柱,兩廣總督張之洞非常欣賞梁啟超的文章,1897年,61歲的張之洞在湖北省城武昌,親自接見了這位年僅25歲的小舉人。

兩人會面的這一天,張之洞非常興奮,破例下令打開武昌城的中門迎接,並且問下屬能不能按照迎接欽差大臣的規格鳴炮接風,只是當下屬強調梁啟超只是個舉人、於禮不符之後,張之洞才悻悻作罷。

但已入暮年的張之洞,顯然知道這位少年英雄的意義所在,於是力邀梁啟超擔任自己的幕僚兼兩湖書院院長,月薪“千二百金”。

張之洞是晚清的四大名臣之一,跟隨他的意義不同凡響,因為要知道,當初李鴻章就是從曾國藩的幕僚做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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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梁啟超拒絕了,這位搏擊在時代浪尖的青年,有自己的遠大理想,盡管此後 ,他將被清廷追殺、流亡多年。

▲青年梁啟超(1873-1929)。

1

作為此後影響中國百年的梁氏家族先祖,梁啟超與張之洞會面的1897年,同時也是中國多個家族的興衰轉折點:此時,李鴻章因為甲午戰敗成為替罪羊,正處於生命的倒計時階段;而從美國歸來的傳教士宋查理,則正追隨孫中山,聚集在興中會的旗號下醞釀革命。

出身廣東新會,家族背景平凡,祖父、父親都只是一個普通秀才的梁啟超,即將迎來命運的逆轉。1898年7月,光緒帝接見了作為維新派領袖之一的梁啟超,但比起光緒帝與康有為長達幾個小時的初次會談,一口廣東普通話、此時國語奇爛的梁啟超卻讓光緒帝聽得雲裏霧裏,但這並不影響光緒帝對於維新變法的強烈支持。

隨著戊戌變法的展開,感覺到強烈沖擊的慈禧開始展開反擊,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後發動戊戌政變、囚禁光緒帝,隨後,以譚嗣同為首的戊戌六君子被斬殺於北京菜市口,歷時103天的戊戌變法最終以失敗告終,而梁啟超則與康有為一起逃亡日本,對此,當時擔任日本首相、發起甲午戰爭的伊藤博文指示日本駐華代理公使林權助說:

“救他吧!而且讓他逃到日本吧!到了日本,我幫助他。梁這個青年對於中國是珍貴的靈魂啊!”

從此,梁啟超剪掉辮子,穿上西服,在日本一流亡就是14年,此後,他先後創辦《清議報》、

《新民叢報》,並作為改良派代表,與孫中山為首的革命党人,就保皇改良還是革命推翻清廷展開辯論,盡管革命党人最終占據上風,但在晚清民初的風雲史中,幾乎沒有人不受到他的文字和思想洗禮,詩人黃遵憲就評價說:

“(梁啟超)驚心動魄,一字千金,人人筆下所無,卻為人人意中所有,雖鐵石人亦應感動。從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無過於此者矣。”

後來毛澤東則回憶說:“他是當時最有號召力的政論家。”

同樣作為時代青年的郭沫若後來也評價說:“平心而論,梁任公地位在當時確實不失為一個革命家的代表。他是生在中國的封建制度被資本主義沖破了的時候,他負戴著時代的使命,標榜自由思想而與封建的殘壘作戰。在他那新興氣銳的言論之前,差不多所有的舊思想、舊風氣都好像狂風中的敗葉,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換句話說,就是當時有產階級的子弟——無論是贊成或反對,可以說沒有一個沒有受過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禮的。他是資產階級革命時代的有力的代言者,他的功績實不在章太炎輩之下。”

▲中年梁啟超,傲骨依然。

清末的改良與革命之爭,最終以辛亥革命的爆發、1912年清廷的覆滅告終,民國元年(1912年)十月,梁啟超最終結束了長達14年的流亡生活返回國內,1913年,梁啟超接受袁世凱的邀請,擔任民國司法總長。

但袁世凱稱帝的野心日漸暴露,為了反對袁世凱稱帝,1915年,梁啟超寫了《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一文准備公開反對,袁世凱聽聞後,讓人帶了一張20萬元的銀票前去遊說不要發表,沒想到梁啟超卻當面退回:

“袁世凱太看人不起了,以為什麼人都是拿臭銅錢買得來。我當時大怒,幾乎當面就向來人發作。”

隨後,梁啟超與袁世凱公開決裂,袁世凱在1915年12月公開稱帝後,梁啟超擁護蔡鍔組織的“護國軍”討伐袁世凱,並多次起草布告、電文討伐袁世凱,袁世凱因尿毒症在1916年去世後,1917年,張勳又在北京擁護溥儀複辟,對於這次複辟,康有為也在此中上躥下跳,對此,梁啟超又不惜與昔日恩師決裂以擁護共和,當有人對此表示質疑時,梁啟超說:

“吾不能與吾師共為國家罪人也。”

早在18歲時,梁啟超就在康有為的啟發下,開始從一個傳統的守舊派知識分子,轉向支持維新變法;人到中年時,梁啟超又從擁護君主立憲,改而支持共和、反對複辟;離開政壇投身學術後,他在經歷第一次世界大戰對西方政治的幻滅後,又重新轉向東方文明尋求“拯救世界”之道。

對於梁啟超人生中的這種多變、善變,很多人因此懷疑他的人品,卻不知正是這種激流勇變,使得梁啟超得以始終屹立在時代潮頭,而不是像他的老師康有為一樣因循守舊,最終被時代拋棄、滑出歷史的主流。

張勳複辟失敗後,支持共和的梁啟超又在北洋段祺瑞的政府短暫擔任財務總長,此後,他轉而投身學術研究,對於眾人的質疑,梁啟超在剖析心路歷程時說:

“我的樂觀,卻是從一般人的悲觀上發生出來。我覺得這五十年來的中國,正像蠶變蛾、蛇蛻殼的時代。變蛾蛻殼,自然是一件極艱難極苦痛的事,那裏能夠輕輕松松的做到。只要他生理上有必變必蛻的機能,心理上還有必變必蛻的覺悟,那麼,把那不可逃避的艱難苦痛經過了,前途便別是一個世界。”

對於自己的多變、善變,梁啟超的自我總結是:

“我的中心思想是什麼呢?就是愛國。我的一貫主張是什麼呢?就是救國。”

▲梁啟超與家人合影。

2

實際上,在晚清民國風雲激蕩的歷史中,很多時代的偉人例如孫中山、毛澤東都曾經有過心路歷程的巨變,因為世界格局在變、國家形勢在變,如果因循守舊,則勢必將為時代的洪流所淹沒,而梁啟超的“多變、善變”,其本質仍然是一個孜孜以求強國之道的知識分子,在時代的滄海橫流面前,所不斷作出的調整和適應性改變,其主旨仍然是梁啟超所自述的“愛國與救國”。

但與政治選擇上的“多變善變”相比,梁啟超對於子女的教育,卻相當傳統。

梁啟超一生共有兩位夫人,梁啟超在17歲那年高中舉人後,被後來官至禮部尚書的主考官李端棻一眼相中,李端棻轉而將自己的堂妹李蕙仙介紹給了梁啟超為妻,李蕙仙共為梁啟超生育了梁思順(女)、梁思成(男)、梁思莊(女)共兩女一男;另外,梁啟超又將跟隨李蕙仙到梁家的侍女王桂荃納為小妾,王桂荃則為梁啟超先後生下了梁思永(男)、梁思忠(男)、梁思達(男)、梁思禮(男)、梁思懿(女)、梁思寧(女)共四男二女。

加起來,李蕙仙、王桂荃共為梁啟超生育了五男四女共九個孩子,日後,在梁啟超和兩位夫人的教導下,這九個孩子個個成才,其中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禮更是成為院士,梁啟超門下也因此被贊譽為:“一門三院士、九子皆才俊”。

梁啟超九個孩子中,其中 長女梁思順(1893——1966)是詩詞研究專家;

長子梁思成(1901——1972)是著名建築學家、民國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

次子梁思永(1904——1954)是哈佛大學碩士,著名考古學家、中國近代考古學的開拓者之一,民國中央研究院院士;

三子梁思忠(1907——1932)則在美國西點軍校畢業後,擔任國民革命軍第十九路軍炮兵上校,1932年參加淞滬抗戰,因病逝世;

次女梁思莊(1908——1986)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學學士,同時也是著名的圖書館學家,中國圖書館事業的先行者;

四子梁思達(1912—— 2001),是著名經濟學家,曾參與編寫《中國近代經濟史》;

三女梁思懿(1914——1988)在美國加州大學畢業後,成為了著名的社會活動家,長期從事對外友好聯絡工作,曾任中國紅十字會對外聯絡部主任;

四女梁思寧(1916——2006 )早年就讀於南開大學,後來在抗戰中投筆從戎,加入新四軍,歷經生死考驗;

五子梁思禮(1924—— 2016)則是美國辛辛那提大學博士,中國科學院院士、國際宇航科學院院士,中國著名的導彈和火箭控制系統專家,中國航天事業奠基人之一。

▲梁啟超子女相片。

梁氏家族的輝煌,在中國200年近現代史上可謂空前絕後,但很多人只看到台前,卻沒有看到梁家幕後的家教,梁啟超出生的廣東新會,離南宋滅亡之戰的崖山古戰場不遠,早在孩提時,作為當地秀才和知識分子的祖父梁鏡泉、父親梁蓮澗就經常向梁啟超講述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等古代忠臣義士的故事,而“亡宋、亡明國難之事”,更是在幼小懵懂的梁啟超心中,播下了愛國的種子,後來,梁啟超經常對子女說:

“我們梁家是寒士家風出身,總不要壞了自己家門本色!”

考諸歷史,偉大人物在自身成功的同時,在瑣事纏身之中,仍然不斷撥冗傾注在子女的教育之上,如此方能成就一個不斷繼往開來的家族。

梁啟超經常對孩子們說:“田可耕兮書可讀,半為農者半為儒”,梁氏家族寒苦出身,一定要勤儉、樸素、務實、好學,戊戌變法失敗後,梁啟超在外流亡14年,雖然經濟窘迫、生活困難,但卻始終筆耕不綴、不減志氣,在“身教”這一點上,梁啟超首先是以自己的言行影響子女。

在日本流亡時,梁啟超親自教長女梁思順讀書寫字,還教她寫詩作詞,後來梁思順成為著名的詩詞專家,寫出《藝蘅館詞鈔》,也得益於梁啟超對她幼年即開始的手把手教育。

為使女兒文理全才、均衡發展,梁啟超還專門為女兒請了家教學習“數理化”,並且在家中自己建了一座實驗室,教育理念在晚清的社會中,可謂超前又全面。

在打好子女的知識積累時,梁啟超又非常重視子女的“德育”工作,梁啟超曾在《變法通義》中強調:“人生百年,立於幼學”,因此他非常重視孩子們在童年時期的教育,他常常對孩子們說:要忠厚為本、不可損傷人格,“總要在社會上常常盡力,才不愧為我之愛兒”、“人生在世,常常思報社會之恩”、“但國家生命,民族生命總是永久的,我們總是做我們責任內的事。”

盡管脫身於舊知識分子家庭,但梁啟超在生活態度上,卻主張“趣味主義”、拒絕“哭喪著臉”,他教育孩子們說:“若哭喪著臉捱過幾十年,那麼生命便成沙漠,要來何用?”在他的影響下,梁啟超的子女們大多性格開朗、風趣幽默,學有成才而不枯燥,做嚴肅君子又不失風趣為人。

等到孩子們開始長大成人,四處求學、任職後,梁啟超經常常年奔波在外,但仍然堅持給孩子們寫信談人生、談理想、做朋友,梁啟超一生共留下2000多封信,其中300多封是寫給子女們的,這些家書前後持續15年,少則寥寥十幾字、多達幾千,或談家事、或談學業、或談心聊天、或縱論時事,這種持續數十年的言傳身教,即使是今天交通、通訊發達,也是極少家長所能做到的。

對於自己的長女梁思順,即使她已是幾個孩子的媽,梁啟超也經常給她寫信,並在信中親切地稱之為“我的大寶貝”、“乖乖”,對於自己的小兒子梁思禮,他則稱呼為“老白鼻”(老baby)。

盡管親愛,但梁啟超卻非常懂得讓孩子們磨練品格,1923年,長子梁思成被汽車撞折腿骨住院,以致落下終身殘疾,還延誤了一年到美國留學,梁啟超雖然心痛,卻不急不躁對梁思成說:“你一直以來處境都太順利,這種小挫折正是磨練德性的好機會,切不可心焦萎畏。”

梁思成赴美國留學後,梁啟超特地給他寄去了全套的宋代建築叢書《營造法式》,並囑咐兒子一定要學習中國古典建築,以求學貫中西,梁啟超甚至給梁思成規劃遊學路線,要他去歐洲具體那些國家、如何觀摩古典建築,這也為梁思成日後成為中國的建築大家,打下了深厚基礎。

梁思成1928年從美國留學歸來後,同時接到了清華大學和東北大學的執教邀請,對此梁啟超要求兒子不要去生活舒適的清華,而是要到條件艱苦的東北大學去任教,因為在梁啟超看來,工作要從艱辛起步,切不可貪圖安樂。

梁啟超的二兒子梁思永從美國哈佛大學碩士畢業後,梁啟超為這位學習考古的兒子,親自聯系當時的考古學家李濟,甚至自掏腰包,要求兒子梁思永前往參加實地考古工作,而震驚中外的殷墟考古,便是得益於李濟、梁思永等人的發掘,最終,梁思永也成為中國近代考古學的開拓者之一。

但這位梁氏家族的締造者,最終未能戰勝時間,1926年,梁啟超因為尿毒症到北京協和醫院手術,沒想到醫生卻誤將梁啟超建康的右腎割掉,而留下了病變的左腎。這起重大的醫療事故之後,梁啟超的建康持續惡化,考慮到西醫初入中國,如果公開抨擊協和醫院,更將加劇國人對西醫的質疑,因此梁啟超選擇將此事遮掩下來,對此,他的想法是:“願為眾生病。”

到了1928年10月12日,梁啟超拖著病體正在寫作《辛稼軒年譜》,恰好寫到辛棄疾61歲那年,朱熹去世,辛棄疾前往吊唁並作文寄托哀思。梁啟超於是摘錄下了這篇文章中的四句:

“所不朽者,垂萬世名。孰謂公死,凜凜猶生。”

之後,梁啟超再次病發被送往醫院搶救,這四句話也成為了他最後的留筆。

救治一直持續到1929年1月19日,最終,梁啟超病逝於北京,並安葬在北京西山臥佛寺,與發妻李蕙仙合葬。

梁啟超去世後,學習建築的長子梁思成和兒媳林徽因共同為他設計了墓碑,墓碑除了紋飾,沒有任何文字,此前,梁啟超曾經說:

“知我罪我,讓天下後世評說,我梁啟超就是這樣一個人而已。”

而友人沈商耆則為他送上挽聯,作為對梁啟超一生的評價:

“三十年來新事業,新知識,新思想,是誰喚起?

百千載後論學術,論文章,論人品,自有公評。”

▲晚年梁啟超。

3

梁啟超去世,梁家的第二代也隆重登場。

梁啟超病逝前一年,長子梁思成和兒媳林徽因共同從美國留學歸來,在梁啟超的建議下,梁思成前往東北大學任教,並親手創立了東北大學建築系,培養了中國最早一批建築專業人才。

對於即將到來的世界風雨,梁啟超顯然有著超前的認識,在叮囑在海外留學的孩子們時,梁啟超說:

“你們回國後職業問題大不容易解決,現在那裏有人敢修房子呢,學校教授也非易,全國學校除北京,幾乎都關門了……我想你們這一輩青年,恐怕要有十來年——或者更長,要捱過極艱難困苦的境遇,過此以往卻不是無事業可做,但要看你對付得過這十幾年二十年風浪不能?”

在艱難困苦之中,梁思成頂住了風雨。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軍侵占東北,梁思成改而南下北京加入中國營造學社,從1931年到1937年抗戰爆發,梁思成與林徽因率領著中國營造學社的考察隊,走遍了國內15個省、190多個縣,考察測繪了2700多處中國古建築。

這是中國建築史上,前無古人的事業。

在梁思成和林徽因的主持建議下,始建於北宋時期的杭州六和塔最終被重修一新,而梁、林夫妻倆人更是四進五台山,最終在1937年抗戰爆發前夕,發現了始建於唐宣宗大中十一年(公元857年)的佛光寺大殿,從而打破了日本人斷言中國根本不存在唐代木結構建築的結論。

對於這持續多年的古建築考察保護之旅,林徽因曾經在1936年一封信中,談到她和梁思成在前往山東青州路上的經歷:

“整天被跳蚤咬得慌,坐在三等火車中又不好意思伸手在身上各處亂抓,結果渾身是包。”

盡管出身名門,但林徽因與丈夫梁思成一樣並不以為然,她甚至在生完孩子後不久就跟著梁思成一起長途顛簸、上房攀瓦,到處測量考察,以求記錄保護民國時期年久失修的海量古建築。

▲林徽因與梁思成。

在時代的巨變中,這個家族始終與國家和民族同行,1932年,淞滬抗戰爆發,當時,梁啟超的三子梁思忠已經從美國西點軍校畢業,此時剛好擔任十九路軍炮兵上校,梁思忠隨即帶領戰士投身淞滬抗戰,在戰鬥期間,由於誤喝了戰地上有毒的髒水,梁思忠最終染病去世,年僅25歲。

與兄弟們的奮鬥拼搏相似,梁啟超的次子梁思永也不甘人後,1930年梁思永從哈佛大學考古學專業碩士畢業後,隨即投身到中國的考古事業當中,並在中原大戰、九·一八事變、淞滬抗戰的炮火中堅持科學考古,並為殷墟的系統發掘奠定了功勳,由於長期堅持野外考古,到了1932年,梁思永得了烈性肋膜炎,醫生從他胸部中整整抽出了四瓶水,但稍有康複後,他立即重返了殷墟考古現場。

抗戰爆發後,梁思永又跟隨著抗戰軍民一路輾轉遷到西南的昆明和李莊,由於抗戰時期條件艱苦,加上工資低微長期飲食不良,梁思永最終發展成了肺炎,1945年抗戰勝利後,梁思永為了重返考古現場,當聽說通過切除肋骨可以使有病的肺萎縮下來時,這位硬漢竟然找到了當時重慶的高唐奎醫院,切除了自己的七根肋骨!

但他最終,還是沒能重返他心愛的田野考古現場。

由於病體影響,梁思永此後大部分時間都是躺著休息,站立時必須拄著拐杖,1948年,梁思永和哥哥梁思成一起被評選為民國中央研究院院士,這位科學硬漢在新中國成立後,又擔任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1954年,這位硬漢最終因為心髒病去世,年僅51歲。

4

七七事變前一個月,1937年6月,梁思成與林徽因前後歷經四進四出,終於在山西五台山發現了曾經在敦煌壁畫中見過的佛光寺大殿,並在大殿內找到了銘文,確認其是國內幸存的唐代木構建築,但喜悅並沒持續多久,隨著全民抗戰的烽煙燃起,梁思成和林徽因毅然決定跟隨抗戰軍民撤退後方,他們一路輾轉經鄭州、長沙、湘西、貴州遷到昆明,由於物價飆漲工資低微,林徽因不得不每天來回爬4次山坡,去雲南大學教英文賺錢補貼家用。

為了維持生活,梁啟超的次子梁思永的妻子李福曼,也和西南聯合大學許多教授的妻子一樣,在小路邊擺攤變賣衣物,來維持生計。

由於日軍頻繁轟炸昆明,1940年,梁思永任職的史語所和梁思成任職的中國營造學社,被迫遷往四川南溪縣的李莊,一個“地圖上找不到的地方”,由於四川氣候夏天悶熱、冬季濕冷,結果林徽因很快病倒,當時,林徽因的老毛病肺結核發作得厲害,她經常連續幾周高燒不退,夜間則盜汗不止,後來林徽因的女兒梁思冰回憶母親說:

“李莊沒有醫院,她瘦得簡直可以說不大像個正常的人,手、腿就剩骨頭棒棒了。”

林徽因重病在床,但梁思成卻由於中國營造學社經費困難,不得不去向國民政府教育部乞求支援,以維持中國營造學社的生存,梁思冰回憶說:“(父親梁思成)他說他當時就是個叫花子,經常要去化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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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戰亂的動蕩和疾病摧殘、經濟窘迫下,梁思成和林徽因卻仍然堅持和中國營造學社的同事們一起著手撰寫《中國建築史》,以求將多年來的古建築調查成果整理成書,為了節約經費,梁、林二人對於設計圖紙和建築施工一直親自親為,盡管如此,他們還是欠下了不少債務。

萬般無奈之下,林徽因只得寫信向美國友人費慰梅求助,希望友人能資助一筆錢,協助梁家渡過難關,費慰梅很快就寄來了100美元和一封信,並邀請梁、林夫婦前往美國講學,以求擺脫經濟困境和治好林徽因的病。

沒想到林徽因卻回信拒絕了,林徽因的回答是:

“我應該留在祖國,共赴國難!”

就在四川期間,當時僅有幾歲的小兒子梁從誡曾經問林徽因說,“媽媽,如果日本人打過來了,我們該怎麼辦?”

沒想到林徽因卻堅定地說:“中國念書人總還有一條後路嘛,我們家門口不就是揚子江(長江)嗎?”

林徽因的意思是,如果抗戰失敗,那麼全家人唯一的路,就是將以身殉國。

▲抗戰期間的林徽因和孩子們。

梁家,幸運地堅持到了抗戰勝利。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北京開始擴張城建,並計劃聽從蘇聯專家建議,拆除北京古城,聽到這個消息後,梁思成和林徽因寢食難安,他們和時任南京中央大學建築系的教授陳占祥一起,力主應該保留北京的古城牆和眾多牌坊等古建築,為了爭取保留古城,梁思成甚至在會議上與時任北京副市長吳晗爭得面紅耳赤,吳晗堅決不同意保留北京古城,梁思成為此在現場失聲痛哭,他說:

“50年後,歷史將證明我是對的!”

性格向來剛烈的林徽因更是不饒人,她直接指著吳晗說:

“你們拆的是具有八百年歷史的真古董!你們真把古董給拆了,將來要後悔的!即使再把它恢複起來,充其量也只是假古董!”

但北京古城終究沒保住。

林徽因則等不到那一天,1955年,長期拖著病體的林徽因最終病逝,年僅51歲。

此前,這位曾經讓徐志摩為她魂牽夢縈的著名女詩人,曾經在詩歌《深夜裏聽到樂聲》這樣寫道:

“生命早描定她的式樣,太薄弱,是人們美麗的想象。”

這何嘗不是後人,對林徽因美麗一生的幻象與終結,人們似乎更熱衷於她年輕時候與徐志摩曾經傳出的緋聞,以及她寫出的那些美麗詩句,卻很少關注她和丈夫梁思成一起,為了古建築的測量保護,以及抗戰事業所作出的堅持和犧牲。

她是一位弱女子,但她同時也是一位至剛至強的知識分子。

林徽因去世後,一生都愛戀她的哲學家金嶽霖教授為她寫下了這樣一幅挽聯:

“一身詩意千尋瀑,萬古人間四月天。”

那位詩意與美的化身的女子,再也回不來了。

而梁思成則在林徽因去世後,一直堅持到了1972年,最終於文革期間去世。

▲消失的北京古城。

4

但梁家的故事,不止於梁思成和林徽因。

1949年,就在新中國建立之際,從美國辛辛那提大學博士畢業的梁啟超的第五子梁思禮,也毅然放棄了留在美國的優渥前景,選擇了回國建設新中國。

此後,梁思禮在艱難困苦之中,參與了新中國第一個自主設計的中近程液體地對地導彈、帶自控系統的帶原子彈彈頭導彈等重大工程,1993年,梁思禮最終被評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而梁啟超的四女梁思寧,則在抗戰中投筆從戎,毅然投奔新四軍,後來在1950年代,陳毅元帥有一次還曾經跟梁思成當面說:

“當時在我的部隊裏有兩個特殊的兵,一個是梁啟超的女兒,就是你妹妹(梁思寧);另一個是章太炎的兒子。”

梁思寧歷經抗戰和解放戰爭的生死考驗,此後一直到2006年,以91歲高齡去世,生前她對身邊的人說:“我要靜悄悄地來,靜悄悄地走。”

而梁家的第三代也一直奮鬥不息:作為梁啟超的孫子、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兒子,梁從誡則在從北京大學歷史系畢業後,在雲南大學歷史系任教幾年,此後,他又回到北京從事世界史研究,文革期間,梁從誡因為有一個曾經做過“保皇派”的爺爺梁啟超,被牽連下放到江西改造勞動,改革開放後,梁從誡最終離開體制,到了馮友蘭、張岱年等哲學教授創立的中國文化書院工作。

但到了晚年,這位倔強的老人最終轉向,開始了自己的關注環保事業。

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國內的環保問題也日益突出,於是,1993年,梁從誡選擇了創立中國民間第一家環保組織——“自然之友”,對於在急速發展中的中國,這位始終秉持著祖先家國情懷的老人,始終覺得自己該為這個國家做些什麼:“自己的國家地髒了,總得有人掃吧!”

作為國內環保事業的先驅,“自然之友”曾經在北京的公園裏,勸說過遛鳥的大爺保護鳥類、釋放籠裏的鳥兒,結果大爺們直接反懟說:“我自己都舍不得吃,把雞蛋黃給鳥吃了,還想怎麼對它好?”

還有一次,梁從誡到某縣考察環保,當地縣長拿出好酒招待,沒想到性格耿直的梁從誡直接怒懟:“你們河裏的水都像醬油湯了,怎麼還好意思喝酒呢?”

到了1995年,雲南德欽縣計劃砍伐100平方公裏的原始森林,梁從誡聽說這個消息後心急如焚,因為這不僅關系到森林保護,而且德欽縣的這片原始森林,也是滇金絲猴的重要棲息地,為了拯救這片原始森林和滇金絲猴,梁從誡四處向媒體求援,並且利用自己作為全國政協委員的身份直接向領導建言,最終保護住了這片原始森林和滇金絲猴。

滇金絲猴的保護戰,也是梁從誡創立“自然之友”後打的第一個大勝仗,此後,全國各地反映環保問題的信件雪片般寄到“自然之友”的辦公室,這使得梁從誡越來越感到力不從心,但他仍然繼續堅持,為了保護藏羚羊,1999年,已經67歲的他甚至和“自然之友”的會員們一起,登上了海拔4500米的可可西裏,對收繳來的近400張藏羚羊皮付之一炬,以此宣示保護藏羚羊的決心。

但2006年,74歲的梁從誡在騎自行車時,突然遭遇車禍,被送醫後他又被查出得了阿爾茲海默症,俗稱老年癡呆症,此後,梁從誡的身體狀況急轉直下,記憶力迅速減退,盡管如此,他卻對所有來看望他的朋友們,統一成為“自然之友會員”,在生命最後的日子裏,他忘記了很多事,卻唯獨沒有忘記,他一直心心念念的環保事業。

由於梁從誡對環保事業的貢獻,國家林業局特別向他頒發了“大熊貓獎”。2010年,這位79歲的老人,最終在北京去世。

▲梁從誡常年騎著自行車上下班。

對此,就在車禍前,梁從誡曾經對媒體說,如果說梁家三代人有共同點的話,“那就是社會沉重的責任感。我們生於斯長於斯,這塊土地養育了我們,我們不能不盡我們的力量,為這塊土地、為這個民族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回報。”

而對於爺爺梁啟超所從事的政治改良事業,和父親梁思成壯志難酬的古建築保護事業,以及自己任重道遠的環保事業,梁從誡不無自嘲地說:

“我們祖孫三代都是失敗者,可是屢戰屢敗,仍然屢敗屢戰。”

盡管梁家祖孫三代從政治到財富,都呈現不斷“退化”的趨勢,但這個家族投身家國的雄心壯志,以及為祖國、民族和人民奮鬥終身的知識、教養、胸懷和貢獻,卻足以讓他們雖然失敗,可仍然足以傲然立身中國一百年來最卓越的頂級家族之列,這無關乎權力和名利、地位,而關乎情懷和家國、奉獻。

致敬,一個屢敗屢戰的中國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