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小傳之商鞅：甘為秦孝公前驅，變法影響被放大

?不管是哪本著作，在提起秦國崛起的時候，總會追溯到一個名為商鞅的人。

在主流認知中，如果沒有商鞅，就沒有秦國的崛起，更不會有秦始皇滅六國統一天下的豐功偉業。

從既定事實的角度來看，這個說法似乎很有道理，但仔細一想，卻發現實情絕非如此。

秦國希望通過變法實現騰飛，他們最終也做到了這一點，六國國君只要不瞎，就不可能看不到秦國的變化。如果變法就能令國家富強，他們為什麼不效法秦國呢？

商鞅變法是從公元前359年開始的，秦始皇統一六國是在公元前221年。換言之，從商鞅變法到秦滅六國，經歷了一百三十八年的時間。

在這一百三十八年裏，為什麼關東（函穀關以東）六國都沒有通過變法實現騰飛，最終只能被秦國逐一消滅呢？

照搬照抄商鞅在秦國玩的那一套，從理論上來講並不困難，只要把秦國的法律全部抄上一遍帶回國就是了。實在不行，從秦國挖幾個底層法官帶頭搞變法，不說學個十成，六七成應該還是沒問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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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鞅之後，秦國又湧現出不少人才，比如說範睢、呂不韋和李斯，他們無一例外都是名臣，更是能臣。

拿商鞅與上述幾人相比，比理論水平，商鞅不如呂不韋；比實踐水平，商鞅不如李斯，要說他們“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應該是沒什麼問題的。

最重要的一點是：範睢、呂不韋和李斯全都不是秦國本地人，而是關東六國的人才，他們是在本國得不到發展的空間，只能跑到秦國謀求發展，結果大獲成功。

從這個角度來看，想從關東六國找出比商鞅更優秀的人才，雖然談不上簡單，但肯定還是能找到的，可最終的結局卻是秦國統一天下，這就只能說明一個問題：

歷史絕不是某個人或某個偶然事件可以輕易改變的。從個人素質來判斷，應該說商鞅足夠優秀，但商鞅之所以能夠青史留名，並成為秦國歷史上的“Special One”，主要原因還在於：他在特定時間和特定地點出現，成為了站在風口上的那頭豬（非貶義，僅舉例）。

早在春秋時期，秦穆公向西發展，將犬戎（遊牧民族）打得一敗塗地，最終拓土千裏，成為春秋時期的霸主之一。但在秦穆公去世之後，秦國卻逐漸走下坡路。

春秋末年中原動蕩，強大的晉國分為趙魏韓三國，按說這是秦國東征的大好時機，但秦國依然沒能從內訌中恢複元氣，以至於被魏國壓著打了好多年，連兵家必爭的河西之地都丟失了。

秦孝公嬴渠梁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繼位的，此時的秦國只能縮在函穀關以西瑟瑟發抖，根本沒有東征的機會。

從客觀現實來看，此時的秦國充其量只能算是二流強國，但從底子來看，秦國很顯然屬於祖上闊過的那個類型，因為秦穆公時期的秦國可是非常強大的。

從強大的秦穆公時代到後世淪為二流強國，秦國之所以會衰落，原因只有一個：內訌，以及因為內訌而導致的君權衰弱。

很多人一提起變法，立刻興奮得兩眼放光，這個法那個法一說一大堆，別說讀者搞不清楚，就是很多作者也得一邊查資料一邊粘貼，七七八八地粘他幾萬個字，實在是乏味且無趣。

其實在講述變法的時候，完全沒必要玩這麼多虛招，只要抓住一個核心點即可，那就是加強君權。

君主為什麼想變法？因為他覺得國家不夠強大；國家為什麼不夠強大？因為自己手裏的權力不夠大。

如果自己手裏的權力足夠大，還有哪個阿貓阿狗能阻擋我們國家的強勢崛起呢？這就是比較普遍的君王邏輯。

因為君權不夠強大，所以才會有人不斷跳出來挑戰君主。如果君權足夠強大，誰敢沒事跳出來找死呢？

在這種背景下，誰能幫助秦國加強君權，誰就能夠使秦國重新強盛，商鞅的所有工作，都是圍繞著這個基本點展開的。

對於變法倡導者（通常是國君）而言，變法當然是極好的，因為那會使得自己手裏的權力增大，但在生產力沒有發生突變的前提下，國君手裏的權力增大，就意味著其他軍政集團的權力變小。

斷人財路如殺人父母，利益受損的軍政集團自然會團結起來抵制變法，這才有了革新派與保守派之爭，很多人解讀為理念之爭，實際上都是利益之爭，而且是與自己息息相關的利益。

對於國君而言，變法的確是集權利器，但變法的時機可不是說有就能有的。

秦孝公的父親秦獻公嬴師隰，他繼位的時候國內已經有一位國君了，就是秦出公嬴昌。最後，秦出公母子皆被殺，秦獻公才算坐穩了皇位。

如果有一位類似商鞅的人，在這種紛亂的時刻進入秦國，他能做成什麼事呢？什麼也做不了，因為此時秦國的國君比傀儡強不了多少，誰敢在這個時候玩變法那就是找死。

商鞅能在秦國變法成功的背景是：

一、經過秦獻公的經營，秦國國內的其他軍政集團已經處於守勢，秦孝公繼位之後，以商鞅變法為武器，向其他軍政集團發起挑戰，獲得了可喜的戰果：雖然沒能殲滅他們，卻也把他們打得重傷蟄伏；

二、魏國空前強大，以至於其他國家都擔心被魏國攻打，於是他們聯合起來圍攻魏國，秦國趁機收回了河西之地，為日後東征打下良好基礎。

如果秦國的其他軍政集團沒有衰弱，如果魏國依然有餘力進攻秦國，商鞅變法都不可能取得成功。

或許有人會說：商鞅變法盡管有各種各樣的客觀便利，但我們不能否認，在那個特殊的時間節點上，正是有了商鞅的出現，才有了後來一統天下的秦國。

這個說法有一定道理，卻依然高估了商鞅的作用。商鞅在那個特殊時間和特殊地點出現，只能保證他青史留名，卻不能保證秦國一統天下。

賈誼在他的名篇《過秦論》中是這樣說的：“秦地被山帶河以為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為諸侯雄。豈世世賢哉？其勢居然也。”

換言之，在賈誼看來，秦國之所以能夠一統天下，主要原因是秦國在地緣上占據了極大優勢。

在中國經濟重心東移之前，秦、西漢、隋和唐都是居關中奪取天下，從這個角度來看，秦國占據關中，本就具備了奪取天下的先決條件。

曾經不可一世的魏國為什麼會衰弱？大家或許會得出許多結論，但有一個結論是誰也無法否認的，那就是魏國在地緣上吃大虧，是一個先天有短板的四戰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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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國逐漸走出內訌陰霾、商鞅變法加強秦國君權、強敵魏國受制於國際環境、關中險要助力…這四個因素加起來，才有了後世那個一統天下的秦王朝。

賈誼在他的名篇《過秦論》中還說過這樣的名言：“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禦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撲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

所謂“奮六世之餘烈”，是從秦孝公開始算的，後面依次是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襄王、秦孝文王和秦莊襄王。

在這六位秦國國君之中，有三位命運不佳。

秦武王嬴蕩在位四年，跟別人比賽舉重被砸傷，最後傷重不治，年僅二十三歲；

秦孝文王嬴柱在位僅三天，就是說在他爹去世之後，他熬過了他爹最後一年的年號，自己改完年號剛三天就去世了；

秦莊襄王嬴子楚在位三年，除了攻滅東周之外毫無貢獻；

秦莊襄王就是秦始皇的父親，秦始皇繼位的時候只有十三歲，成年以後立刻面臨著一場宮廷政變，也是十分不容易。

看完上述史實，很多人或許會由衷地發出一聲感慨：這樣都能統一六國？老天爺實在是太眷顧秦國了！

事實上，有了上述四個重要條件之後，秦國的統一只是時間問題：優秀的國君死了一個又出一個；優秀的首相死了一個又出一個；優秀的統帥死了一個又出一個。

但不管怎麼死，秦國總能長江後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強。

都說趙國逼走廉頗害死李牧，不尊重人才活該亡國。說這話的人應該看看秦國：商鞅被車裂，白起被賜死，範睢被賜死（有說法是病死），呂不韋自殺，李斯曾被趕走……難道秦國非常尊重人才？說實話我沒看出來。

這就是唯物史觀與英雄史觀的區別：在英雄史觀看來，只有優秀的領袖，才能推動歷史發展；而唯物史觀則認為，任何人才的出現，都離不開適應人才生長的客觀環境。

把這兩個觀點放在秦國“奮六世之餘烈”的語境中，誰更正確呢？相信大家都能做出判斷。

商鞅變法加強了秦國君權，這是值得肯定的，這也是秦國一統天下的先決條件之一，但也不必過於神話。

商鞅於公元前359年開始變法，但在二十一年後的公元前338年，商鞅就被殺了，到秦始皇統一六國的時候，其中也間隔了一百一十七年。

如果商鞅變法真有這麼大的作用和影響，為什麼秦國還要等一百多年才能實現統一呢？

秦始皇實現統一中國的偉業，商鞅自然是有功勞的，但如果把首功歸於他，實在是追溯得有些遙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