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玉豬龍、彩陶、祭祀中心……它為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奠定了堅實基礎 | 文博中華

考古學所言之紅山文化，是指年代大約在公元前5000多年至公元前3000多年之間，主要分布在西拉木倫河流域、弩魯兒虎山一帶的一支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大體包括今天內蒙古赤峰市全境、通遼市南部，遼寧省西部和河北省東北部。經過考古工作者幾十年的努力，目前在該區域發現了800多處紅山文化遺址，以筒形器為代表的陶器，充滿神秘氣息的玉器，“唯玉為葬”的埋葬習俗，由祭壇、神廟、積石塚等組成的祭祀中心，以及祖先崇拜、動物崇拜表現出的原始宗教和複雜的原始宇宙觀，構成了這一史前文化的立體形象。

紅山文化是中華文明重要的地域性文化之一，在中國考古學史上有著獨特的貢獻，為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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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山文化的發現

——認識長城以北的中國史

紅山文化對於我們拓展對中國歷史的認識有何意義?這要從它的發現講起。

20世紀初，關於紅山文化的遺存就有零星發現。1921年，瑞典地質學家安特生在遼寧錦西首次收集到有關紅山文化的遺物。1930年，我國考古學家梁思永進入赤峰開展考古調查。1935年，赤峰紅山後遺址出土了一批實物資料。1954年，我國考古學家尹達對赤峰紅山後遺址出土的資料進行總結，正式命名“紅山文化”。

▲在北京中國國家博物館展出的彩陶蓋甕。新華社 金良快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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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司馬遷著《史記·五帝本紀》以來，2000多年間，中國史學家習慣把目光聚焦於長城以南。但是，在長城以北地區發現彩陶與細石器共存的史前遺存，引發了人們對於中國上古歷史的深刻思考。尹達指出：

“如果將紅山文化的特征作進一步的研究，根據這一線索，沿著長城附近的南北地區作系統的調查和重點發掘，將給研究遠古中國長城南北文化生活交互作用問題，及研究遠古中國的歷史以極其重要而豐富的史料。”

隨著新中國的田野考古工作逐漸成熟，考古工作者在東北地區發現了一系列考古遺址，從一個又一個的遺址中，從殘破的瓶瓶罐罐和毫不起眼的石器中，研究者逐漸明晰了紅山文化的基本面貌、分布範圍、年代跨度、文化譜系及與周圍考古學文化的關系。考古工作者見微知著，開始重新認識中國上古史。目前，學界大致認同，遼西地區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發展序列為：小河西文化-興隆窪文化-富河文化-趙寶溝文化-紅山文化-小河沿文化。

紅山文化是遼西地區史前文化發展的頂峰。遺址分布密集，聚落之間出現分化，出現了超大規模中心性的聚落，尤其是祭祀性遺址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在紅山文化晚期遺存牛河梁遺址，考古工作者發現了集祭壇、女神廟、積石塚為一體的祭祀性遺跡，這些遺跡體現了原始的天文觀。從墓葬的規模和隨葬品來看，紅山文化晚期社會分化加劇，出現了掌管宗教祭祀、社會政治大權的階層。此時，農業經濟開始占據主導地位，傳統的漁獵-采集經濟也比較發達。農業經濟的發展，為紅山文化的興盛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紅山文化勾雲形玉器。郭明供圖

考古發現和研究表明，紅山文化時期，生產力水平較以前有較大的提高，考古發現和研究表明，出現了建築、制陶、制玉等方面的專業化人才，而且玉器、彩陶體現出紅山人不俗的審美情趣與高超的制作技藝。紅山文化與周鄰地區的史前文化，如仰韶文化，進行了密切的交流。總的來說，紅山文化既保持了自己的文化傳統，也吸收了其他文化因素，博采眾長，這些共同成為紅山文化發展的重要推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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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山文化的研究

——引發中華文明起源大討論

20世紀70年代以來，中國考古學進入新的發展階段。隨著全國文物普查工作的展開，一大批原始文化遺址被發現，聚落考古的理念開始運用於田野考古實踐，田野考古方法和手段也進行了細化與改進，碳十四測年法得到廣泛應用。在這種學科發展背景下，遼西地區新石器時代考古工作開展得如火如荼，有關紅山文化的考古研究在許多方面獲得了突破性進展。

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遼寧喀左東山嘴大型祭祀遺址和淩源牛河梁“壇、廟、塚”等禮儀性建築遺址的發現為標志性事件，開啟了紅山文化研究熱潮，引發了關於中華文明起源的大討論。

對中華文明起源的討論，是在全國各地考古工作取得新進展、考古成果不斷積累與對考古學科進行思考等基礎上的一個探討。從微觀上來看，這一時期的考古工作對遺址的研究更加立體化，包括對動植物遺骸、人類骨骼、孢粉、植矽石、活動印痕，以及各類樣品（土壤、石料等）的分析、檢測。如在紅山文化典型遺址之一——興隆溝遺址，考古工作者利用浮選的方法，首次找到了興隆窪文化時期（遼西地區比紅山文化更早的考古學文化）人工栽培黍的實物。

▲位於內蒙古赤峰市敖漢旗的興隆溝遺址。（圖片來源：新華網）

在對一個遺址進行顯微鏡式細致分析的基礎上，考古工作者進而從聚落和區域的宏觀層面上，綜合探討當時的古環境、生業經濟形態、社會結構、精神意識形態等。隨著全國各地區域性考古學文化研究不斷取得新進展，考古學界開始整合討論中華文明起源、形成、演進這一重大課題。

什麼是文明？如何判斷一種文化進入文明社會？一個文明的演進機制和發展道路是怎樣的？在這場中華文明起源大討論中，這些都是中國考古學界關注、探討的核心問題。實際上，雖然我國許多繁榮的史前文化遺址沒有發現成體系的文字，但是考古學文化所展示的早期文明，仍然令考古學者心潮澎湃。對於紅山文化，考古學者認為，這一時期的天地崇拜、祖先崇拜、龍圖騰崇拜觀念發展成熟，並且有相應的物質文化遺存，這就是進入文明社會門檻的一個重要標志。

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認為，紅山文化後期出現的“壇、廟、塚”，已經跨入“古國”階段，是國家形態演進的第一階段。考古學家郭大順認為，紅山文化“壇、廟、塚”等大型禮儀性建築是中華五千年文明的象征。中華文明起源所走過的道路，是由巫及禮，再到文明產生，禮的出現與中華文明起源息息相關。

遼西地區以紅山文化為代表的一系列史前考古遺存的重大發現，極大地刷新了考古工作者對史前文化的認識。1983年，考古界在遼寧朝陽市舉行了“燕山南北地區考古座談會”，蘇秉琦在會上提出：

要通過考古學研究來闡述中國文化起源和發展、中華民族形成和發展、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和發展，並通過考古學為骨骼系統複原起中國歷史的真實輪廓，為國家的統一、人民的團結、國內各民族的團結作出貢獻。

中國的地理區位和中國人的文化基因，造就了我們數千年的文明沒有斷裂，一脈相承。歷史學家傅斯年曾提出，要“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考古學者自覺地認識到：沒有文字記載的歷史，需要考古工作者一鏟一鏟去發掘；考古學研究的是湮沒在歷史長河中的過去，但同時是在為現代文明構築牢固的文化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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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信仰和獨特的玉文化

——中華禮制的重要源頭

考古發現和研究表明，紅山文化時期已經出現了文明的曙光，其文明起源的路徑和機制頗具代表性，中華文明中的許多元素，比如崇龍尚玉、敬天崇祖等或均源於紅山文化，使之成為中華禮制的重要源頭。

考古學家張忠培指出，“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以紅山文化、良渚文化為代表的史前時代，神權和王權已形成，體現了“祀與戎”。紅山文化的祭祀禮儀在牛河梁遺址“壇、廟、塚”等遺跡和相關遺物中表現得淋漓盡致。

▲牛河梁遺址位於遼寧省朝陽市境內的淩源市與建平縣的交界處，是距今約5000多年的紅山文化晚期遺存。圖為牛河梁遺址第二地點二號塚。　新華網　王野攝

牛河梁遺址是紅山文化晚期已知規模最大的一處中心性埋葬和祭祀遺址。遺址分布範圍達50平方公裏，統一規劃，布局有序，建築宏偉，遺址群發現了祭壇、女神廟、積石塚等標志性建築。

“女神廟”位於牛河梁遺址主山梁的中心位置，由一個單體建築和一個多室建築構成。其中，多室建築長近20米、寬約7米，由一個主室和幾個側室組成。廟內出土了具有高度藝術性的泥塑人物群像，皆為女性，一般與真人大小相近，有的是真人的數倍。這組遺跡的牆壁上畫有彩繪，出土了豬龍等大型泥塑和陶質祭器，因此發掘者將其稱為“女神廟”。

牛河梁遺址群還發現了紅山文化典型的埋葬方式——“積石塚”。積石塚一般建在高度適中的崗丘頂部，一崗一塚，或一崗多塚。一個積石塚內一般有一個中心大墓，均位於塚的中心部位，周圍有次中心大墓、邊緣墓，小墓圍繞大墓，顯示其間有主從關系。大型墓葬規模大，建造程序複雜，處理精致。而在塚的四周，則擺放著無底的紅色筒形器，當屬專用祭祀器皿。玉器成為最主要的隨葬品，顯示出“唯玉為葬”的特色，體現出嚴格的隨葬規制。

中華文明中尚玉的傳統源遠流長。《禮記·聘義》中記載，孔子曰：

“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精神見於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雲：‘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

君子追求玉的溫潤，同時，玉還被賦予了道德與禮制的內涵。

紅山文化玉器是史前玉器發展的高峰，是紅山文化先民生產技術、社會經濟發展以及意識形態等諸多方面的反映，對研究玉文化、龍文化和禮制的起源、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紅山文化“C”形玉龍。　孔群供圖

紅山文化玉器質地精良、玉色清潤、制作考究、設計精巧，並且數量可觀、種類繁多。紅山文化玉器最為典型的有四類，包括動物形玉器、璧環類玉器、斜口筒形玉器和勾雲形玉器。動物形玉器有玉鴞、玉龜、玉魚、玉蠶、玉蟬和玉豬龍等。其中，玉豬龍的形態頗為獨特，頭部似豬，軀體卻作蛇形，其形體極富奔騰的動感和力度，形神兼備。內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出土的紅山文化“C”形玉龍是目前所見最著名者，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中對龍的崇拜在此可窺一斑。動物形玉器或許是紅山人萬物有靈思想觀念的反映，體現了原始的動物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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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器在紅山文化中具有何種文化內涵？除了具象研究外，目前我們還可以從出土墓葬窺知一二。在牛河梁遺址，玉器是最主要的隨葬品，形成了“唯玉為葬”的特色。據考古學者研究，牛河梁遺址中心大墓隨葬玉人、玉鳳，這種玉器組合可能彰顯紅山文化晚期墓主的王者身份。而男性、女性在隨葬玉器種類、佩戴方式和數量上都有所不同，顯示了一定的社會規範。

通過考古發掘可知，牛河梁人群對玉器這種非實用品的重視，遠遠超過與生產、生活直接相關的石器、陶器。紅山文化玉器造型獨特、題材多樣，具有鮮明的地域特征和時代風格，共同構成了一套極富特色而且能表征某種禮規的紅山文化玉器群，這表明紅山文化可能出現了“禮制”雛形。紅山玉器既體現了先民的審美意識，又是禮制與儀式系統的承載物，是溯源中國玉文化傳統不可忽視的實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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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山文化

——多元一體中華文明的文化基因

公元前第四千紀是中國史前時代重要的轉折期，東北地區、中原地區、黃河下遊、黃淮地區、長江下遊、長江中遊等地區形成了獨特的文明化進程。蘇秉琦早在20世紀80年代就提出，每個區系內的考古學文化，都達到過相對較高的社會發展程度，出現了“文明曙光”，整個中國文明起源呈滿天星鬥之勢。各個地區的考古學文化之間，也有密切的互動，表現為“撞擊”與“融合”，體現了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特質。考古學家嚴文明提出的“重瓣花朵”理論亦認為，各文化區有自己的特色，同時又有不同程度的聯系。

在史前文化多元化的進程中，各個地區之間進行著多方面、多層次的文化交流互動。相似的物質遺存反映了文化交流與近似的文化意識。紋飾優美的彩陶風行史前各地區，遼西、淮河流域中心文化區發現的玉龜、筒形器等器物，反映出相似的宇宙觀和禮儀系統；遼西、黃河下遊、長江中下遊地區流行的玉鉞等，則體現了相近的表達權力的形式，這些都催生形成史前文化上的一體性。

紅山文化主要是繼承本地區的文化因素，同時又選擇性接受周邊其他文化乃至黃河流域的文化因素。紅山文化的玉璧類器物，很有可能是受到黑龍江、吉林地區史前玉璧的影響。從陶器群來看，隨著時間的推移，黃河流域的文化對紅山文化的影響有增無減。

▲紅山文化陶人。劉國祥供圖

同時，考古學遺存還顯示出紅山文化對鄰近周邊地區的影響。如紅山文化連渦狀彩陶花紋，在紅山文化分布區西側、內蒙古中南部的廟子溝文化中有大量發現。紅山文化晚期成熟發達的玉雕業，則有可能促進了東北地區同時期或較晚的文化玉雕業的發展。從更廣闊的區域來看，紅山文化還參與著同時代的社會交流與文化塑造。比如，遠在1000多公裏之外的安徽淩家灘文化，發現了與紅山文化玉人、玉龍、玉龜等高度相似的玉器，反映了兩種文化雖然所處地域遙遠，但存在著交流與吸收。

紅山文化對後世文化有何影響？考古研究發現，無論是有形的具體物質，還是無形的社會意識，紅山文化都在中華文明一體化的進程中作出了重要貢獻。比如從天文觀來看，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馮時認為，紅山文化牛河梁遺址第二地點的三環石壇、三重方壇，寓意天圓地方，且三環石壇的外衡直徑為內衡直徑的兩倍，說明冬至時太陽周日視運動的路徑和線速度應為夏至日的兩倍，這一現象與《周髀》的記述近乎一致。

▲紅山文化玉豬龍。郭明供圖

在河南安陽商代的婦好墓中，發現了紅山文化玉文化的典型代表——玉豬龍。更令學界激動的是，新近公布的考古材料顯示，春秋戰國之際，陝西省一座諸侯國國君夫人的墓葬中，也隨葬了紅山文化代表性的玉豬龍。紅山文化的這種物質符號由北向南、由東向西，由早到晚，不斷地擴大、延伸著自己的文化影響力。

無論是在史前還是歷史時期，北方地區對中華民族、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貢獻。北方地區燕山、陰山這條東西橫亙的山系，基本上位於北緯41度和42度線上下，是條自然地理分界線，其南北兩側地理環境、氣候條件不同，形成了不同的生業形態。南側宜農，北側宜牧，南側是中原大地，北側是北方各民族。距今大約三千五六百年的商代晚期，由於氣候的變化，北方遊牧業逐漸形成，北方各民族不斷越過陰山、燕山和長城，與中原各民族不斷交往交流交融，共同推動中國歷史發展，共同寫就了源遠流長、光輝燦爛的中華文化，賡續綿延不絕的中華民族史。

百年來，考古學者孜孜不倦地用田野材料實證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脈絡。以紅山文化和淩家灘文化為例，相距1000多公裏，不同區域文化之間進行著超越我們現代人想象的交流與傳承，形成了中華民族歷史中的文化記憶。這種文化記憶又影響數千年，造就了我們的現在，共同鑄就了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文化根基。

（作者魏堅系中國人民大學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所長、中央民族大學特聘教授，孫丹系文物出版社編輯 ）

來源：中國民族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