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維崧｜我認識的蔡美彪先生

蔡美彪先生（1928-2021）

編者按，2021年1月14日，著名歷史學家蔡美彪先生逝世，在他去世一周年之際，上海古籍出版社蔣維崧先生特撰文追憶與蔡先生的交往。

第一次見到蔡美彪先生是1982年的4月，我剛從大學畢業，進入上海辭書出版社史地編輯室工作。當時，《中國歷史大辭典》的編纂起步不久，各分卷都在摸索試寫樣稿，熟悉、適應辭書體例要求的階段。編纂處為了加速進程，在上海召開了全書總編以及各分卷主編的協調會議。1982年距今也只是四十年的光陰，但經濟發展的水平和觀念與今相比，差距不能以道裏計。僅舉一例而言，會議一共約四十餘名代表，居然兩人一間的標准房都找不到，最後在上海警備區的招待所才落實了房源。條件很一般，如同今天的三星級賓館。

我們去旁聽的是本次會議的閉幕式，最後一天的下午。出席會議的都是史學界的耆宿大腕，除了總編鄭天挺因病於前一年底謝世外，其他相關的頭面人物都到場了。會議由編委會副主任梁寒冰主持，各位副總編如吳澤（兼史學史卷主編）、譚其驤（兼歷史地理卷主編）、楊志玖（兼隋唐五代史卷主編）、翁獨健（兼民族史卷主編）、蔡美彪（兼遼夏金元史卷主編）都先後發言表態。輪到蔡先生了，他不慌不忙地說：出席這次會議知道了《歷史大辭典》很重要，回去以後要跟楊訥、陳高華他們說，抓緊工作。路過南京時，將見到陳得芝他們，又要說起《大百科》（指《中國大百科全書》）很重要，不能放松。回到北京，見到周良霄他們，又得說《中國通史》很重要，不能一直不通到底。蔡先生一連三個“很重要”，提到的大項目，都有如雷貫耳的名聲，一個也不能偏廢，這不反映了歷經十年浩劫，學術園地荒蕪有待墾植的現狀嗎？但人才匱乏且有斷層之虞，又是不爭的現實，學有專長的老專家已有分身乏術、疲於奔命之態，這是應該引起重視的現象。蔡先生講得既實在又生動幽默，會場四周響起了會心的笑聲，四十年後的今天，我每想及此，當時的場景都歷歷在目。

閉幕會後的第二年即1983年的春天，《大辭典》的遼夏金元卷在南京大學定稿。主編蔡美彪會同副主編楊訥、周清澍以及南大的陳得芝、邱樹森一起做複審、決審的工作。遼夏金元卷的編委有很好的“唯學術是舉”的傳統，人盡其才，知無不言，不回避爭論，但不逞意氣。追求以辭書體裁的語言，恰如其分地表述這段歷史的事件、人物、典章制度的風貌。工作是緊張而有序的，氣氛是寬松的，暢所欲言的。這個團隊良好的學術氛圍曾一再受到歷史學界同仁的揄揚。兼治隋唐與宋元史的楊志玖先生就很羨慕蔡美彪，如臂使指地指揮這樣一支隊伍。楊先生不止一次地對我說：遼金元史卷他們對內有二周（周良霄、周清澍）二陳（陳高華、陳得芝），對外有楊訥，真是精悍得很。後來，連他的學生，唐史學會的會長張國剛都說：元史界大腕不少，比哪一段都不弱。可他們在一起就服蔡美彪！這不正說明蔡公“氣場”即人格魅力的強大麼？

蔡先生是幽默的，雅而不謔，聞者莞爾又多啟發。我隨辭書出版社史地編輯室主任談宗英去南大參與定稿，看了部分稿子後，與編委會交換意見。蔡先生說：“咱們不說‘指示’，請老談發表意見，老談的話，就叫‘談話’。”很自然地就引出了話題。午休時，楊訥講了些北京戲曲界的“文革”佚事，包括程硯秋之子“程三公子”程永江出了紕漏，托人給姚文元送了一套《四部叢刊》得以免禍等等。旁聽者有些吃驚，矯舌而不能下，蔡先生插了一句“這不是‘國朝秘史’麼？”眾人又都灑笑起來。他似乎勾起思緒，若有所思地又說：“老乾部不聽話，讓紅衛兵管。紅衛兵不聽話，讓軍隊管。我的詞條就很簡明。”雖是大白話，卻是妙諦不可勝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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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美彪1928年生於天津，1949年畢業於南開大學歷史系。1949-1952年入學北京大學史學研究生部，並兼任助教。1952年起先後在中國科學院學部語言研究所與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蔡先生在五十年代即已加入了中國共產党，是党一手培養起來的高級知識分子。但即便如此，在“文革”年代，他也被誣為“三名三高”封建遺老的孝子賢孫，因而受到沖擊。1966年運動高潮中，韓儒林在北京街頭遇見“一臉晦氣”的蔡美彪，兩人不敢互相招呼而目視以過，可見池魚之殃為禍非淺矣。

1983年，元史學界在蘇州召開了第二屆年會。因為會長韓儒林已經去世，大家一致推選蔡先生為新任會長。1988年，第三屆年會在四川省金堂縣召開。蔡公一到會，即代表理事會成員（他戲稱為“蔡氏內閣”）向大會集體辭職。待到會議正式開幕，全體會員都異口同聲，一致肯定“蔡氏內閣”做出的貢獻。河北大學的孟繁清說：會長是學會的形象代表，需要中外學界公認的學術聲望與組織才能，這兩點，蔡先生均是無出其右的標志性人物。孟繁清表示無條件地擁護“蔡氏內閣”連任。已經調任國家圖書館（北圖）副館長的楊訥則表示支持陳得芝連任副會長，因為陳所在的南京大學歷史系已經有了很好的老中青三級學術梯隊，承擔了大量的會務，對學會的貢獻很大，所以“陳得芝不能下”。終於“蔡氏內閣”不負眾望地順延了一屆任期。

金堂是個名氣不大的縣，在四川經濟發展水平位居中遊，所以當地乾部熱情地歡迎元史在這裏辦會，希望有助於提高地方知名度，以創造發展的機遇。他們真誠地歡迎與會代表，稱為“北京來的中央首長”。蔡先生說：“我們這裏沒有中央首長。”旋即又當著楊訥面調侃說：“要說有，也只有楊公一人。”真是妙語雙關也！

到1996年，元史學會又在廣州、珠海兩地舉行第四屆年會，這時蔡公已年近古稀，又已連任兩屆會長，同仁們都不能再挽留他了。他也推薦陳高華繼任會長。這時正是香港回歸的前夕，他套用了流行語說：“我們也是平穩過渡，順利交接。”同仁們都笑了起來，並集體鼓掌，向他表示了由衷的敬意。

到2005年，我受命“實際上主政《中華文史論叢》”，幾年後竟浪得“以淵博而認真著稱”的虛名。飲水思源，不能不念叨蔡公為首的元史界學者的鼎力支持。無論蔡公本人還是二周二陳一楊都有多篇宏文在恢複刊號出版的《中華文史論叢》（下簡稱《論叢》）上發表，大壯了刊物的聲威。2007年，我有意為即將到來的蔡公八十大壽慶生，遂組織了一組蒙元史的文章，預計在2008年第二期發表。蔡公自己則有文章《葉尼塞州蒙古長牌再釋》刊出，這是他後期學術生涯的力作，文長一萬五千餘字，考察長牌引文而溯其源流，對牌面的蒙古字重加譯釋，並對有異議的漢譯“按答奚”一詞作了新的解釋。盡管已經耄耋之年，他的探索步伐沒有停止，而且視野更加開闊，感覺依然敏銳，思辨活躍，邏輯縝密，這些均是長壽的瑞兆！蔡公也不輕視小問題的解決，2009年，他寄來《罟罟冠一解》的短文，並謙虛地問道：“可否作為貴刊的補白？”真使人有泰山不棄涓埃方成其大的感覺。

2008年，蔡先生八十大壽。他的已經畢業的博士生田澍策劃在蘭州為他慶生，邀請他和夫人一起出席，並和代表們結伴沿張掖、武威抵敦煌，考察絲綢之路沿線民風輿情，蔡先生不忍拂學生的美意，便應允了，並電話告訴了南京的陳得芝，也感謝南大師生劉迎勝等人的出力奔走，並對陳說：“你幫我做八十，將來我幫你做九十！”蔡公大陳得芝五歲，誠能如此，則蔡先生屆時已是年近期頤的百歲壽星了，陳得芝當然說：“那就更好了！”

蔡先生也給我打了電話，告訴我田澍的計劃，並邀請我在會上發言。我當然一諾無辭。我想到蔡公說起的人生感悟：“到了八十歲，就要像少先隊員那樣，‘時刻准備著’！”蔡公的豁達，既珍惜生命的可貴，從不作無謂的虛度，又不畏懼遲早會到來的死神的降臨，雖然是無奈的但並不是消極的，這才是“不以一己之利為利”“不以一己之害為害”的高尚人生境界呵。我在蔡公壽慶大會上就是秉承著他的這種人生態度作的發揮，得到了與會者的掌聲。這個掌聲代表著大家對蔡公健康長壽的衷心祝福。

雖然最終因年事已高，蔡先生夫婦都沒有遠赴蘭州、敦煌，但他們享受了年輕人祝壽的真情。蔡先生喜歡和年青的一代在一起，感受年輕人的活力。晚年的他常說 “從小蔡到老蔡，再到蔡老”，就是一生的標志，他似乎在琢磨自己人生軌跡的啟發。有次談起年齡，我是1947年出生的，時已年近七十，有卸任交班回歸林泉之念。蔡先生馬上提起語言學泰鬥呂叔湘。呂老1904年出生，1996年時已九十二歲高齡，聽蔡美彪說年近七十，馬上接口：“七十？年輕，年輕！”蔡先生用這個例子對我作了無言的鞭策。又有我的同事胡文波，1983年出生，2008年進社時便作為《論叢》編輯接班人加以培養。蔡先生見他年輕有為，問他幾歲了，小胡當然不敢托大，答曰：“我還小，三十。”蔡公說：“三十也不小了，項羽死時就已三十了。”一個七十，還言“年輕”，一個三十，卻說“也不小了”，這不是因勢利導的因人立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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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先生博聞強記，興趣廣泛，又好學不倦，深思熟慮。所以他能繼範文瀾遺志，領眾完成《中國通史》的續修，又能在遼金元史研究，蒙古語文以及八思巴蒙古字碑刻文獻證補史事等方面做出巨大的貢獻。他重視基礎訓練，由博返約，觸類旁通，而不急於求成，不要求學生快出成果。他喜歡京劇，八十年代，北京菊壇有新老程（硯秋）派之爭，他是傾向於老程派即趙榮琛的演出風格的。他說趙榮琛“是趙樸初的老弟”，有文化。言下之意，以翰林之後寄跡梨園，才有更大的提升空間，有發展程派藝術的潛力。有次談到《鼎盛春秋》系列的《亂楚宮》《戰樊城》等戲，講到楚平王聽信佞臣費無極讒言，冤殺伍子胥父、兄因而引發楚國內亂之事。他說，費即魯國鄪邑，音讀bi, 不讀fei。程硯秋讀對了而梅蘭芳讀錯了。我後來查書，知道《漢書·五行志中之下》顏師古有注，鄪當讀秘。蔡先生說得對，程硯秋沒讀錯。

蔡先生多次對我說“你跟我們這些人（指他的元史圈的同行）都很熟悉”。我確實從以蔡公為首的元史界前輩處得到很多教益，《論叢》複刊過程中更得到了莫大的支持，這是我和今天的《論叢》編輯以及以後的繼任者應該銘記不忘的，沒有他們（包括其他領域作者）的支持就沒有《論叢》今天的聲望。一個品牌的創建並被社會公認，豈是一蹴而就的事！依照楊訥先生的說法，除了二周（周良霄、周清澍）更接近蔡公年歲外，陳得芝、楊訥、陳高華比蔡先生小了半輩的年紀，約七八歲吧。在新舊政權嬗變交替、激烈動蕩之際，七八年中有很多機緣倏忽降臨或者稍縱即逝，一大批精英學者離鄉背井去了台灣甚至外國，關乎到一些學科的存亡繼絕，人才隊伍有流失、保存與重建的種種可能。蔡先生的幸運是南開大學本科畢業後，沒有停頓，馬不停蹄地又成為了北京大學史學所的研究生。研究生畢業後，又進入學部所屬語言研究所與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先是追隨語言學前輩羅常培開始了對八思巴蒙古字譯寫的漢語言資料的研究。1953年又轉而協助範文瀾編寫多卷本《中國通史》。與這些學富五車的前輩朝夕相處，親炙耳提面命的膏火，是千載難逢的求之而不得的殊勝因緣，所以蔡公的學殖根基要勝於年齡上僅小半輩的二陳一楊。雖然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二陳一楊諸君均有自己突出的獨到之處為蔡公所激賞，但從綜合素養上言，蔡公的資歷、地位、見識、才能，乃至氣質等等都是略高一籌的，而蔡公又能融合諸君所長，各使其能，這也許就是大家能夠長期團結在他周圍的原因之一吧。

前文已述蔡美彪是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入党的党員。業內有不少人知道，當年近代史研究所党組織對蔡美彪入党申請作表決時，範老沒有舉手表示同意。1986年，我曾向蔡公的近代史研究所同事周良霄求證，周先生直言確有此事。周先生又說，“範老是個嫉惡如仇的人”。所言之“惡”，並非該字的本義，這不言而明。範老長蔡美彪三十五歲，已經養成不苟言笑的賢良方正遺風。而蔡美彪生性詼諧幽默，也許範老一時不能適應蔡氏的直言無忌吧？範老早年執教於南開學校與北京大學，而蔡美彪正是這兩所學校栽培的“桃李”，範、蔡之間是真有師弟之誼的，範老豈有不知“和氏之璧出於璞石”之理？他正按照自己延安養成的共產党人理念在嚴格要求蔡美彪呵！範老是“九大”以後不久的1969年7月去世的，幾十年後的事實證明，能夠不負範老遺願，挑起大梁，完成《中國通史》皇皇巨著重任者，就是蔡美彪！受延安作風熏陶的範文瀾，金針度人，傳授了蔡美彪史學的史識與史才，更重要的是史德，蔡美彪飾甲厎兵，率領周良霄諸人，以金石可鏤的勇氣修史，終於完成了數代人期盼的一通到底的《中國通史》，這是值得範文瀾、蔡美彪師生驕傲的一大貢獻，將與司馬談、司馬遷父子，班固、班昭兄妹諸前賢的修史佳話媲美而傳誦於後世！

蔡先生夫人胡文彥女史是他南開大學歷史系同窗。大學畢業後，蔡公負笈北大，蔡夫人也在北京任職，曾在高等教育出版社當編輯，最後以副編審榮休。我雖與她緣慳一面，但通過電話，蔡夫人已是一口京片子，無津沽家鄉口音了。蔡公早慧，只是兩人沒有子女。蔡夫人不善家政，所有大小事務都得蔡公打理，蔡公不以為忤，多次的宴飲聚會場合，我從未聽到蔡公一句怨言，也沒有自我調侃之語。像他那樣的榮譽學部委員，手上有做不完的事，誰不知道時間的金貴，卻不能不為照顧夫人而分心，這是罕見的。只是蔡公依然如磐石般地從容淡定，按部就班，著述則不斷問世，沒有高尚超脫的境界，是根本做不到的。

大概是2015年，蔡夫人去世了。年事漸高以後，夫妻總有先後駕鶴歸去的那一天。當一方大限真的到來時，留給另一方的傷痛畢竟是刻骨銘心的。周良霄夫人顧菊英女史也是近代史研究所的同事，她告訴我，當時蔡先生“淚流滿面”，“從來沒見老蔡這樣悲痛的樣子”！這使我想起辛亥先烈林覺民《別妻書》所說，知道妻子不能承受喪夫之痛，而寧願讓妻子先死，自己來承悼亡之痛，這個道理是相通的。過了一年，蔡先生寬慰地告訴我，他已完成了夫人的兩個遺願：一是將她的骨灰撒入海河流域，這是她成長的地方；二是向母校南開大學捐資兩百萬元，設立胡文彥個人資助在校貧苦優秀女學生的助學金。每年動息不動本，以兩百萬元存款的利息六萬元，資助十名女學生每月五百元的膳費。以今天的國內食品價格論，五百元每月一人的補貼無疑是不夠的，即便在天津這樣的物價平穩地區，又是學校食堂，也是如此。只是蔡夫人已經竭盡了全力，她一個出版社的退休員工，能有多少養老金呢？這個捐資兩百萬元必是在蔡先生的全力支持下才湊足的。蔡先生是榮譽學部委員有工資並有稿費，但他交遊廣闊，一向又好客，樂於公益，不會有多大的積蓄。在那些富人們看來，並不起眼的區區兩百萬元之數，倒真是動了他們夫婦筋骨的不小數字了！只是我們可以說，這兩百萬元中的每一元錢都是來之不易的勞動所得，都是乾乾淨淨的。現在我們只有祈禱國家經濟平穩發展，物價穩定，錢能值錢，銀行不再降息，使蔡公夫婦的助學基金能長久運轉下去，使更多的南開女學生能夠受惠。她們將來回憶這段在校的經歷時，或許會想起蔡公夫婦，“他們沒有多大的產業，無力更多地幫助我們。但他們使我們在求學的幾年裏，不必為每天的三頓飯而擔憂了”。這或許是蔡公夫婦泉下的心願吧？

謹以此文追思蔡美彪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