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長征後，當時連師長的工資都只有5元，中共的經費從何而來？

1934年蔣介石發動第5次圍剿，紅軍被迫展開萬裏長征之後，我軍的經濟狀況一直都不太好，尤其是在走過雪山和草地之後，饑腸轆轆的士兵甚至沒錢吃飯。

那麼紅軍長征過後，又是從哪裏弄來軍費的呢？當時連師長的工資都只有5元，在如此艱難的情況下，紅軍是哪來的錢招兵買馬、補充裝備的呢？

缺錢的開始

其實紅軍長征並不是一個突兀的決定，自1934年4月底決定大規模戰略撤退至10月份正式開始長征之間，紅軍足足准備了將近半年的時間。

在此過程中不僅擴充了紅軍，而且還累計獲得了126.8萬擔糧食、80萬元資金，甚至還有不少的黃金和金銀珠寶，只不過金銀珠寶難以帶走，所以大多都被埋在了瑞金城外的山洞裏。

當然募集到的糧食有一部分被留給了蘇區人民，部隊實際帶走的只有92萬擔糧食，所以紅軍剛剛開始長征的時候，是不缺食物和錢的，當時累計共有92萬噸糧食、80萬現款以及一定的可支配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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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長征兩個月後，湘江戰役爆發，紅軍才面臨生死危機。

而我們攜帶的那些糧食和現款，到長征中期才逐步用完，不過憑借打土豪，士兵們還能夠得到基本的物質保障，直到紅軍上雪山、過草地時才真正算得上是彈盡糧絕。

雪山和草地上沒有土豪可以打，錢基本上已經花得差不多了，食物也為完全無法支撐那麼多士兵的消耗，以至於紅軍只能夠靠吃野草野菜維生。

而紅軍能夠在那麼艱難的環境中生存下來，靠的不是食物，而是意志和信仰，也正因如此，人們都說紅軍兩萬五千裏長征是世界史上的一個奇跡。

毛主席也評價道，“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

的確，長征意義非凡，但是經歷之後的紅軍卻犯了難，他們開始意識到缺錢了。

走過草地之後，情況有所緩解，紅軍再度可以依靠打土豪維持基本生存，但漫無目的的撤退也不是辦法，所以毛主席1935年9月召開會議說了這樣一番話，

“陝北有劉志丹的紅軍，我們到那裏去。”

兄弟部隊的支援

在中央紅軍抵達陝北後，一番統計才發現他們竟然只有1000餘元了，這點錢連維持部隊裏7000多人吃飯都很困難，就更不用說買裝備進行訓練了，讓士兵們開墾耕種也不行，且不說戰士們急需休整，當時也過了耕種的季節。

實在沒辦法，毛主席親自給紅15軍軍團長徐海東寫了封欠條，

“海東同志，請你借2500元給中央來解決紅軍吃飯穿衣問題，此致，敬禮！”

在這張欠條的下方，毛主席還認真地寫下了自己的名字和日期，而徐海東看到這張欠條後，連忙拍了拍頭，心中充滿了自責。

他本該想到紅軍生活上有困難，並主動伸出援手才對，只不過由於當時疲於應對國民党，所以給忙忘了。

徐海東很快找來了自己部隊裏的供給部部長，當問清部隊裏還有7000元後，他直接將5000元送到了中央紅軍去，僅僅留下2000元給部隊吃飯。

除此之外，他還給中央紅區送去了大批的物資和軍械，送去了自己部隊裏最精銳的騎兵團，也正是這些幫助解決了中央紅軍的燃眉之急。

倘若沒有這5000元，中央紅軍當時還不知道要減員多少，或許也正是因為這份貢獻，徐海東能在1955年被授予大將軍銜。

宋慶齡的傾囊相助

有了兄弟部隊支援的5000元，中央紅軍順利在陝北落足，但是這筆錢只夠吃飯，想要買槍買炮、擴充人手、發展部隊是遠遠不夠的。

為此毛主席又給宋慶齡女士寫了一封信，希望她能夠從中說和，幫助我党向宋子文借一筆錢。

宋家是民國四大家族之一，而宋慶齡與宋子文又都是宋家人，毛主席想要通過宋慶齡借錢的思路沒問題，而宋子文當時時任中國銀行董事長，的確是個借錢的好人選。

只不過毛主席不知道宋慶齡與宋子文已經多年不曾聯系。

宋慶齡雖然沒有幫助我党跟宋子文借錢，但是她依舊盡全力幫助了中央紅軍，她抵押了房子，拿出了孫中山先生逝世時的撫恤金，竭盡全力的為紅軍湊了5萬美元。

有了這5萬美元，紅軍才得以補充實力，順利地度過了又一個低潮期。

共產國際和國民党的幫助

除了宋慶齡的傾囊相助外，共產國際也貢獻了一份力。

早在中國共產党成立之後，蘇聯的共產國際就給予了我們一定的支持，據有關數據統計，在1931~1937年間，共產國際對我軍的經濟援助累計約為160萬美元左右，錢不算多，但是幫助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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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戰爭爆發後，蘇聯為了制衡日本，向中國提供了一定的經濟援助，這些援助絕大部分都落入到了國民党的口袋裏，總金額達到上千萬美元。

至於我軍受到的援助就很少了，在二三十萬美元左右，累計不超過200萬美元，這還是受到了蘇德戰爭爆發的影響。

倘若不是斯大林畏懼兩面受敵，早在就蔣介石的問題產生分歧後，恐怕我們終究一分錢都拿不到了。

而事實也證明，斯大林的妥協是正確的，紅軍在抗日戰爭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1936年西安事變爆發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順利建立，因此從1937年起，蔣介石也就開始按月給共產党發放抗日補助。

每月支援經費大約在20~30萬左右，這筆錢這樣也不小，在我軍建立敵後抗日根據地和遊擊作戰中，都發揮出了巨大作用。

令人惋惜的是，自1941年開始國共關系再生摩擦，在蔣介石的暗示下，國民党將領開始克扣這筆支援，以至於在那一段時間裏，我軍將士們過得十分拮據。

自力更生：大生產運動

蔣介石克扣軍費無疑是想要遏制我党軍隊的發展，只不過他沒想到，很快我党就找到了破局之策。

王震和他麾下了359旅在進入南泥灣地區後，進行了對我軍意義深遠地“大生產運動”，不僅能自給自足，而且還能拿出很大一部分錢。

大生產運動之風一起，延安軍民也就找到了能夠養活自己的路子，所有邊區軍民都投入到了這場生產運動中去。

這不僅給民眾提供了糧食，給軍隊提供了軍費，而且還讓戰士們在勞動的過程中受到了教育。

這樣一來，我党也就逐步擺脫了蔣介石的“經濟制裁”，屬於人民的軍隊開始高速發展起來，短短數年的時間裏，我軍在敵後戰場上便大放異彩，逐步取代了國民党軍隊成為抗日戰場上的主力。

可以說，無論是兄弟部隊的支援、宋慶齡女士的慷慨解囊，還是共產國際以及國民党的幫助，都沒能從根本上解決我軍長征過後經費短缺的問題。

直到“大生產運動”興起過後，我軍最終才走上正確的道路，“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就是這麼個道理。

當然，對於徐海東、宋慶齡等人的貢獻我們也應當銘記，因為正是他們，以及無數像他們一樣無私奉獻的愛國人士的支持，我党才能走過一個又一個“低穀”，將“羊腸小道”走成“通天坦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