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驥是明朝第一個封爵的文官，卻被文官集團排擠

與明朝中後期軍隊不能野戰，逢戰必輸不同，在土木堡之變的軍隊戰鬥力是極強的。當時明朝在軍事上有著很卓越的成就，將周邊的藩屬國先後征服，成為整個東亞和太平洋西岸最為強盛的國家。在此過程中明朝出了很多名將，這其中不但有朱元璋和朱棣冊封的勳貴家族出身的將領，也有很多文臣出身的名將。王驥便是其中最為典型的一員，他的輝煌戰績堪稱明英宗朱祁鎮時期最強。他是明成祖永樂四年的進士，由兵科給事中入仕，到明宣宗朱瞻基時已經是兵部尚書。他在對西北、西南各地的戰爭中立下大功，是明朝文官封爵的第一人。

從歷史文獻上記載的戰績來看，王驥的戰績比當時被稱為軍方第一人的英國公張輔有過之而無不及。他是文官出身，並沒有系統地學習軍事理論，也不像勳貴家族那樣有著家傳根基，可他在軍事上的成就卻幾乎淩駕於當時的所有人之上。在中國歷史上有此能力的文臣可以說是極為少見的，而就明朝近三百年國祚來看也就寥寥數人而已。由於軍事上成就的出色，他受到朝廷內外的廣泛好評，還被明英宗朱祁鎮封為靖遠伯，成為明朝文官封爵的第一人。然而在史書上，王驥的評價卻不太高，甚至被人寫史的人故意貶低，以至於聲名不顯。

在當官的初期，王驥和其他進士一樣都的是文官路線。他先後當過兵科給事中、應天府府丞、山西按察副使、順天府尹等職務，在政治上的成就也很出色。

後來明宣宗讓他當了兵部侍郎，兼職代管都察院事務，又升他為兵部尚書。從文官的角度來看，他幾乎做到了文臣的極限，距離入閣拜相就只有一步之遙。可在明英宗朱祁鎮即位後，王驥在官場上的好運結束了。他先是在討論邊務時觸怒了皇帝而被下獄，獲釋後又坐了冷板凳。直到韃靼首領阿台汗入侵甘涼二州，明朝軍隊連戰連敗時，朝廷才想起他這位前任兵部尚書。

於是王驥被派到了甘涼二州整理明朝敗軍，重新面對逐漸崛起的蒙古韃靼勢力。王驥到任後，先斬殺了在之前作戰中首先，潰敗的指揮使安敬，然後又斥責了領軍作戰的都督蔣貴，最後裁汰明軍中老弱病殘，重新整軍備戰。戰備完畢後，王驥領軍出塞作戰，以蔣貴為先鋒攻打敵人盤踞的石城。一路上明軍勢如破竹，原來強盛的韃靼軍隊則一敗再敗。從石城到兀魯乃再到亦集乃，明軍戰功赫赫，抓獲了包括敵軍左丞脫歡在內的樞密、同知、僉院等官員十五人、萬戶二人，斬殺韃靼軍隊三百餘人，俘虜駝馬兵甲數千人，降服了大量韃靼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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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王驥又率領大軍采用分進合擊的戰略，分兩路追繳韃靼軍隊，俘虜了敵軍右丞、達魯花赤等官員三十人。這一戰明軍轉戰兩千餘裏，讓韃靼軍隊主力徹底潰敗，除了首領阿台與朵爾只伯以數騎遠遁外，其餘的全部投降明朝。王驥這一戰讓明朝在西北邊陲的亂局完全平定，也打出了朱祁鎮心裏軍事第一的地位。

後來麓川思任發父子叛亂，黔國公沐晟領兵出征大敗。不僅讓左都督方政中伏戰死，就連沐晟自己也死在了回撤的路上。思任發的亂軍乘機崛起，反攻了大量雲南領土，使得整個麓川局勢變得糜爛。為了平定麓川亂局，明英宗朱祁鎮以王驥為雲南總督，提督軍政事務，率軍南征麓川和緬甸。

從歷史文獻上看，王驥帶兵先後三次出征麓川，徹底平定了麓川叛亂。在麓川掀起叛亂的宣慰使思任發兵敗逃到緬甸後被迫自殺，緬甸國王向明軍交回思任發屍體，然後向明朝遣使求和。由於在平定麓川之亂過程中的巨大戰功，王驥被封為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上柱國、靖遠伯，歲祿一千二百石，世襲指揮同知，賜給貂蟬冠玉帶。這個賞賜和冊封在明朝還是第一次，他也成為明朝第一個由進士出身後封爵的官員。此後王驥又先後在平定湖廣和貴州苗人的戰爭中領兵出戰，成為明朝戰功最為卓著的文臣之一。

雖然王驥在戰場上立下如此功勳，但是在史書上卻名聲不顯，甚至有不少文官和文人在自己的文章中攻訐他。尤其是在土木堡之變後，由於他與司禮監掌印太監王振走得近，又是皇帝朱祁鎮的心腹，所以受到了整個朝廷的彈劾。北京保衛戰後，明代宗朱祁鈺即位稱帝，王驥再次被下放坐冷板凳。他先是被放到南京總督機務，實際上這在當時就是養老的職位。朱祁鎮回歸後，他又被兵部尚書於謙扔去守備朱祁鎮居住的南宮，徹底遠離了明朝朝廷中樞。直到朱祁鎮發動“奪門之變”複辟，王驥才因支持朱祁鎮而被複起，再次擔任兵部尚書。

分析王驥幾起幾落，在歷史上評價不太高的原因，主要是他在政治上的立場導致的。首先，他雖然是文官出身，卻在政治立場上與文官集團格格不入。他與先後兩任文官魁首楊士奇和於謙都不和，政治上爭端頗多。在麓川之戰上，他反對楊士奇主的和策略，戰爭之中雖然取勝，卻被文官集團多次攻訐，靠著王振力保才擺脫不利地位。土木堡之變後，他又與於謙不和，再加上是前朝皇帝的心腹，受到朝廷的排擠，被下放到南京養老。可以說他與兩朝的文官集團的矛盾都很激烈，盡管在軍事上成就斐然，卻被人以各種罪名構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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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他在治國立場上傾向於軍事策略解決問題，對於各地的亂局支持皇帝采用軍事手段，這與文官集團的立場是背道而馳的。文官集團代表士大夫階層的利益，他們對於各地的亂局傾向於招撫這略。這並不是因為他們愛好和平，是因為軍事策略花費更大。士大夫階層不願意在軍事上投入更多的資源，尤其是對於西北和西南邊陲的少數民族地區，更不是他們利益關注點所在，所以不願意投入。他們寧願這些地區長期陷入內亂，百姓民不聊生。王驥在這方面並不贊同文官集團的策略，所以雙方利益上存在矛盾沖突。

第三，在朱祁鎮複辟的“奪門之變”上，王驥作為鎮守南宮的大臣，在政治上支持朱祁鎮，軍事上提供了極大的便利。這次政變在歷史上處於負面的地位，再加上王驥在土木堡之變前與宦官王振來往密切。在此期間，王驥成為王振和朱祁鎮與文官集團鬥爭的重要幫手，這使得他成為文官集團的眼中釘肉中刺。因此在很多史書評價王驥時，都寫成阿諛奉承之徒，以此來貶低他對明朝的功績。由於在明朝中前期，史書的撰寫都是由文官集團掌控的，所以在歷史上形成了這樣的評價。直到明朝晚期，文人群體中才開始給王驥平反。

實際上將王驥打造成文官封爵第一人，並非是對他的獎賞，而是文官集團架空王驥的陰謀。在明宣宗朱瞻基時期形成的文官政治環境下，勳貴階層逐漸成為武將集團的代表，而朝廷中也逐漸形成了文貴武賤的風氣。於是在朝廷官員的升遷上，明朝有了勳貴不能入閣的潛規則，甚至當尚書都成為奢望。楊士奇等人同意朱祁鎮給王驥封爵，暗地裏的主意就是阻止王驥入閣。朱祁鎮年輕沒有政治經驗，而王振也怕王驥入閣後威脅他的地位，於是王驥便被不明不白的坑了。這種坑人手段在明朝政治中很常見，大名鼎鼎的王陽明也是這樣被坑的。

正是由於上述原因，使得王驥雖然立下大功，卻在政治上被各種歧視和打壓。朱祁鎮執政時還能庇護他，可土木堡之變後朱祁鈺上台，文官集團一手遮天，王驥就坐了冷板凳。好在於謙知道王驥軍事能力卓越，內部動蕩不息的明朝需要這位名將穩固軍事基礎，並沒有采取政治迫害的手段。如果是明朝中晚期的那些內閣首輔，肯定會不顧國家安危，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打擊政敵，那樣王驥根本撐不到“奪門之變”。因此在文官集團掌管的史書和社會輿論方面，王驥被各種黑，使得他的名聲受到了很大的負面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