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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03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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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5月3日至1948年11月12日,中、美、英、蘇等十一國代表同盟國(聯合國)在日本東京設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日本主要戰犯(A級戰犯)。
與此同時,中、美、英、法、澳、新、菲等國在亞洲地區對日本其他戰犯(BC級戰犯)進行審判。
其中,中國政府在南京、上海、北京等地對侵華日本戰犯進行大規模軍事審判,成立戰爭罪犯處理委員會,專職處理審判相關事宜,涉及2000多名日本戰犯。
這場正義的審判,是中國有史以來對外國侵略者的第一次審判,對中華民族具有重要意義。
戰爭罪犯處理委員會在存續期間,審理大量案件、處理公務事項時,產生並積存了大量原始檔案文件,其主體部分目前珍藏於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由於歷史原因,這批檔案文件除有關南京大屠殺的檔案文件已經公布外,其餘大部分此前尚未對外公開出版。
2016年起,上海交通大學東京審判研究中心與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分工合作,掃描原件、剔除混入的無關文件、重新編排、編制索引和附錄,經過近五年努力,終成正篇100卷、索引附錄2卷的《中國對日戰犯審判檔案集成》。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館長馬振犢介紹,該館所藏戰爭罪犯處理委員會檔案全宗在此次匯編出版前,未經深度整理和系統加工,檔案紙張有不同程度破損、黴變及毀壞。
項目啟動後,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制定了館藏戰爭罪犯處理委員會紙質檔案整理和全文數字化工作方案,深度整理全宗檔案,修複破損檔案,並作全文數字化掃描和電子檔案著錄,建立了戰爭罪犯處理委員會檔案目錄數據庫和全文數據庫,一方面保護歷史檔案實體,最大限度延長檔案原件壽命,另一方面通過檔案資源數據庫查詢、瀏覽檔案電子目錄和檔案信息,減少對檔案原件的反複提調,避免檔案原件在利用過程中受損。
《中國對日戰犯審判檔案集成》彩色影印了約5萬頁原始檔案,包含處理戰犯條例、辦法及審判程序,戰犯處理委員會會議記錄,各審判法庭及相關委員會提審戰犯的文件和起訴書、請願書、供詞、判決書、見證人名單及審判記錄等審判材料,還包括地方法院、縣鄉公所等所存調查表、戰犯名冊及公審日本戰犯照片等。
戰後中國對日審判,是對日本近代以來侵略暴行總結和蓋棺論定的國際審判的有效延伸和重要組成,也是建立戰後秩序特別是戰後東亞秩序的重要基石。
在馬振犢看來,第一次系統公布抗戰勝利後中國對日本戰犯進行法律審判的原始檔案,以真實確鑿的歷史檔案再一次闡明中國在二戰中對世界反法西斯正義事業的巨大貢獻,是對日本右翼否定戰後審判種種謬論的有力回擊。
這批內容系統而詳盡的檔案,編成數據庫及出版物,對社會及學界開放利用、彌補資料空缺、推進史學研究等具有不言而喻的價值。
上海交通大學東京審判研究中心主任程兆奇認為,審判日本政軍財界領袖的“東京審判”,中國雖派代表參加,但大量在中國“雙手沾滿鮮血”、違反戰爭法規的罪犯由中國自己審判,從懲罰直接犯罪者的角度來看,是和中國人民相關性更高的審判,因此,相關文獻的出版十分必要。
同一時期的東京審判(A級審判)及在亞洲廣大地區進行的盟國審判(BC級審判)的相關文獻在美國、日本等相關國家的檔案收藏機構已經公開,該批文獻是70餘年來第一次公開,是真正意義上的“重見天日”,填補了戰後審判領域的空白。
歷史昭示現實與未來。深入挖掘抗戰檔案史料價值,探究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歷史的宏觀與微觀各方面,不僅是為了銘記中華民族的救亡圖存史,更是有力闡述中國人民由此在中國共產党的領導下奠定民族複興的基礎。馬振犢說,以“翔實准確的史料支撐”推進“深入細致的研究分析”,推進戰犯審判史相關研究向縱深發展,這是檔案工作者的職責,也是學界共同的使命所在。
(來源:上觀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