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如何沖擊學術界的知識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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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現場。

嘉賓 | 謝壽光 黃葒 郭建龍 張明揚 馮立君

整理 | 徐悅東

社會低估了出版社在人類文明交流中的作用

黃葒表示，在翻譯一本書時，譯者處理文本時還會涉及許多副文本。在大學畢業的暑假，黃葒翻譯了瑪格麗特·杜拉斯的《外面的世界》。該書輯錄了杜拉斯在1962年到1993年間撰寫的報刊文章、序言、書信和隨筆。這些文章的內容涉及許多當時的電影、音樂、戲劇和社會問題。這些內容都是翻譯文本的副文本。杜拉斯的虛構作品與這些副文本之間形成了龐大的互文關系。

在這期間，黃葒發現，翻譯不僅是對文本進行語言轉換，譯者還要收集許多資料，通過了解副文本，敏銳地捕捉其所翻譯的作家和所處時代的隱秘聯系。翻譯《外面的世界》激發起了黃葒對杜拉斯的興趣。在攻讀博士期間，黃葒就選擇研究杜拉斯的東方情結和其作品在中國的接受狀況。

在黃葒研究杜拉斯的時候，黃葒開始關注女性寫作這個議題。為此，黃葒參與翻譯了波伏娃回憶錄第二卷《歲月的力量》和波伏娃的傳記《戰鬥的海狸》。波伏娃是第二波女權運動的代表。後來，黃葒翻譯了第三波女權運動的代表安托瓦內特·福克的《兩性：女性學論集》。安托瓦內特·福克提出了女性學的概念。她認為，以前的女性主義更多是在追求平等，女性學則是一個知識體系。比如，孕育這個過程就是唯一一個完全接受他者、無私奉獻的生產，生育就是最大的生產力，女性在社會中的貢獻完全被低估了。

此外，黃葒很喜歡聖艾克絮佩裏，她還翻譯了《小王子》。今年是聖艾克絮佩裏誕辰120周年。黃葒翻譯了一本《小王子百科》，這本書將給讀者揭秘《小王子》裏面的人物來源。小王子是今天世界上最成功的IP之一——其衍生出電影、動畫和遊戲等文化產品，還成了法語世界的民間大使。由於翻譯聖艾克絮佩裏的作品，黃葒也開始研究聖艾克絮佩裏。黃葒認為，研究者可以從翻譯開始進行學術研究。

黃葒

郭建龍談到，以前他發現中國很少有關於東南亞、印度和外蒙古的歷史書。因此，郭建龍決定去當地實地考察，寫一些歷史入門書。2012年，郭建龍想寫中東的歷史，但當時他找不到合適的中文資料供他參考。郭建龍就按照老方法，穿越中東進行實地考察，寫出了《穿越百年中東》。不過，這本書剛出版沒多久似乎就“過時了”。因為在這本書出版之後，如甲骨文這樣的出版方就翻譯出版了大量中東歷史題材的作品。

後來，郭建龍將目光投向了較少人關注的非洲。當時在中國，有關非洲的資料很少，郭建龍按照老方法去實地考察，並寫出了《穿越非洲兩百年》。在《穿越非洲兩百年》出版後，甲骨文決定將《一把海貝》這本書交給他翻譯。郭建龍看完《一把海貝》後感慨道：“要是早一點拿到這書就好了”。因為《一把海貝》裏有非常多新發現——西非歷史在歐洲人到來之前就已經對歐洲產生了極大影響。在地理大發現之前，歐洲的黃金實際上要依靠西非供應。西非人和阿拉伯世界的關系非常複雜。這本書對郭建龍的知識體系造成了很大沖擊。這也是翻譯對知識體系的影響之處。

馮立君主要研究東亞歷史。他提到，在日本和韓國的語言裏，經常會出現中國已經不太用的古語詞匯。比如，韓語裏的“對不起”，實際上是“請恕罪”。因此，翻譯除了能發現東亞語言上的往複交流之外，還能發現許多東亞歷史內部的有趣聯系。

馮立君

謝壽光認為，在人類文明的交流中，出版機構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如今，中國學術界最大的問題在於，大家沒有將翻譯視為學術生產或知識生產不可或缺的角色。在最近幾十年裏，社會低估了出版界的作用，還矮化了出版界。在德國或英國，從事學術出版的出版人，也是知識共同體的一部分。德國有一家出版社完全是由學者組成的。謝壽光還認為，做學術出版的出版社，原創作品和翻譯作品始終要保持在一個合理的比例。若一個出版社不出翻譯圖書，即使這家出版社能運營下去，但這家出版社一定不是最優秀的專業出版社。

翻譯過來的優秀作品能讓很多學者“露出馬腳”

張明揚提出一個問題，如今許多優秀的翻譯作品在進入國內後，對國內的研究和寫作造成了什麼樣的影響？

張明揚

黃葒認為，中國在國外出版比較多的研究成果，都是一些跨文化的研究成果，比較文學就是比較容易獲得西方青睞的研究領域。中國學者很難在莎士比亞研究、杜拉斯研究裏做得比西方學者還好。但是，中文系會認為自己的研究才是主流，國外的研究只是補充。在外國文學研究中，外國的研究是主流，中國學者的研究只是補充。這種狀況是由於中國的文化影響力沒有像經濟影響力那樣強。中國的文化影響力還需要一代代學者去建設加強。

郭建龍認為，翻譯過來的優秀作品讓很多中國學者“露出馬腳”。以前，許多學者隨隨便便就能出版有關印度史、非洲史或拉丁美洲史等地區歷史研究專著。當年，中國沒有那麼多相關書籍與他們的作品來比較。這些學者一旦出了這方面的專著，他們的學術地位很快就被建立起來。郭建龍說，“現在，在外國優秀的歷史著作進入中國後，讀者一看就知道哪些書是香的、哪些書是臭的。這些學者就沒有那麼容易混下去了。翻譯過來的外國史著作對中國學者形成了非常大的沖擊。”

郭建龍

對於中國史研究來說，翻譯所帶來的沖擊也許沒那麼大。海外中國研究的數量較少，而且由於文獻問題，許多海外漢學家的研究也許有錯。但在思想上，海外漢學家的研究啟發了中國史學家。他們的敘述方式對中國史學界產生了沖擊。目前，國內有很多歷史寫作者開始有意識地學習西方先進的歷史寫作方式，他們要將手上的史料加工成讀者更願意讀、更願意接受的文本。因此，中國歷史寫作者更新迭代的頻率很快，因為中國歷史寫作者正處在學習和模仿的階段當中。

馮立君提到，中國有一些中青年歷史學者，是能寫作能編輯，還能做翻譯，也能講課的全能人才。對於這些學者來說，做翻譯是一個主動攝取的過程。比如，中山大學的範兆飛教授研究中國古代的貴族問題，即門閥大夫問題。範兆飛從歐美學者裏挑選並翻譯了一些有關中國貴族問題研究最經典的文章，經過編輯組成文集後出版。馮立君覺得這種做法是很好的。

謝壽光認為，大家必須承認中國學術界在這三十年來取得了巨大進步。但是，每個學科的進步幅度並不一樣。因為中國設置了外語學院，所以原文研究是可靠的。在社會學裏，有一批非常優秀的學者，在中國這個巨大的社會轉型試驗場裏做研究。做得最糟糕的是研究國際關系的學者。謝壽光以前經常跟學生說，北京的出租車司機都可以談論中美關系問題，因為這些問題都是常識。所以，在電視上露臉的那些所謂的“國關明星學者”，做的都不是學術。

謝壽光

在“一帶一路”倡議出來之後，教育部開始鼓勵外語學院的老師轉型深入做國別研究。現在，中國已經有了四百多個國別備案中心。這在客觀上改變了中國人對外部世界的了解。如今，中國人要站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角度去看待周邊國家。北京外國語大學就曾提過一些項目，他們想做到對所有小語種國家研究的全覆蓋。謝壽光稱贊道，這將出現許多很好的學術成果。

張明揚還提到，翻譯也在沖擊著中國的知識體系和教育體系。譯者在做翻譯的時候，肯定會碰到一些百科全書式的作者。對此，黃葒表示贊同。法國就有百科全書式的寫作傳統。比如，法國的很多作家可能是學理工科出身。理工男西爾萬· 泰松在貝加爾湖畔隱居幾個月，寫出了很有哲理也很暢銷的《在西伯利亞森林中》。

郭建龍就是理科生，他還會編程。因此，在郭建龍寫書的時候，他會像做編程一樣進行架構設計。他會先把各章標題寫好，然後可以順著他設計的架構寫作。在軟件設計中，首席架構師的地位是很高的，因為首席架構師要負責設計軟件中的每一種東西，包括每個模塊的接口。在架構設計好之後，剩下的部分所有人都可以進行填補。因此，跨界對於知識產品的生產來說是非常重要的。系統性的思維就是在郭建龍學編程時習得的。

謝壽光認為，以前知識的傳播是單向的，但在互聯網時代，知識是多方共同創造的。人類已經進入了一個非常美好的時代，每一個人都要為這個時代做准備。在中國從溫飽進入全面小康社會之後，知識生產將會獲得更大的意義，知識也會以幾何式的增長被生產出來——像甲骨文這樣的出版方會越來越多，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所出版的皮書也會越來越多，國別研究的讀物也會越來越豐富。謝壽光希望，所有的知識分享者，也都能成為知識生產中的監督者。

記者｜徐悅東

編輯｜羅東

校對｜李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