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之殤6：新冠1周年，人類文明高度發達，地球緣何還深受重傷？

燃情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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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末，地球迎來了一場世紀之疫：一種從未出現過的新冠病毒，人一旦感染就會發熱、咳嗽、呼吸困難，嚴重者可導致呼吸綜合征、腎衰竭，甚至死亡。

2020年1月12日，世界衛生組織正式將其命名為2019-nCoV。

該病自爆發以來，迄今一周年。

截止1月4日，全球已感染超8565萬人，死亡近185萬人。

如此巨大的死亡，已超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任何一次局部戰爭死亡人數的數倍。

不僅如此，新冠肺炎的“全球化”傳播，更造成對人類及人類社會的全球性傷害和巨大破壞。

那麼，在人類文明高度發達，可上天入海時代，一個小小的新冠病毒，緣何還會讓地球深受重傷？

■01■→從征服新冠病毒的世衛標准談起

無疑，新冠病毒盡管其致死率遠遠低於人類史上任何一次世界級疫病，但導致全球當下無孔不入的新冠疫情，顯然其傳染力和破壞性毋庸置疑。

由此，早在2020年2月，世衛組織就發布了一份關於應對流行病的策略性報告。

該報告以一個國家的衛生條件、醫療資源承載其人口醫療需求之間為充要條件，例舉了以下幾點：

1是
強有力和成熟的衛生制度和社會管控制度。2是
抗擊大流行的全面戰略；3是
發現受感染者的能力；4是
救治病患的能力。這涉及確保衛生系統保持其救治越來越多病人的資源、制度等能力。

由此，世衛組織提出了一個國家能否應對新冠疫情的標准。

根據這些標准，世界級權威醫學雜志《柳葉刀》曾撰文探討了中國、日本、韓國、新加坡、泰國等國家，在應對新冠疫情時所取得巨大成功的戰略戰術，充分肯定這些國家所取得的勝利，並很好地保護了自己的國民和新冠感染者。

該文章指出，這些國家在疫情來襲之時，就調動所有公共資源、匹配措施制度，以及一切都以“拯救生命”為核心，才有效地阻擊了新冠疫情蔓延，以及最大可能地拯救了新冠病患。

正是如此，這些國家才有效地化解了新冠病毒危機。

而西方世界，盡管具備以上四點，甚至某種程度上人均資源還優於中國、越南、韓國和新加坡等國，但由於文化、制度等因素及匹配資源，其中包括行政決策等要素，從而導致一把好牌被打得稀爛。

而回顧中國、韓國、日本和新加坡等國，之所以取得成功，正因為在此四點條件下匹配了足夠的公共資源和決策決心。

■02■→資本國家醫療資源系統性瓦解？

那麼，西方國家緣何將一把好牌打得稀爛，從而導致自己的人民在新冠病毒蔓延中付出了沉重而巨大的代價？

揭開新冠病毒“全球化”蔓延曆程，從2020年春季伊始，事實上凸顯出西方國家治理能力的系統化瓦解，而碎片化呈現
。

比如美國疫情，截止2021年1月4日，其感染人數已超2100萬，死亡超36萬人。這個巨大的死亡數字還在節節攀升，且已遠超其韓戰、越戰、伊拉克之戰、阿富汗之戰損失士兵的總和。

其原因在於美國的政治決策在中央與地方之間系統化的碎裂，導致在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危機面前，美國民眾的感染與否、生與死等，都取決於民眾的社會階級、貧富、種姓、性別、年齡、職業、地區等因素，
以及這些因素下極端民主主義情緒，嚴重影響了人們對新冠病毒的科學認知，以及危機時刻的公共意志與團結共度。

由此，即便這些先進而發達的國家具備先進科技及醫療資源，
但這種碎片化呈現，以及醫療與資源的割裂，使其公民因為以上因素而無法獲得公平的醫療救助及衛生保障，更別說傾盡全力的阻擊疫情。

同樣的情況，在意大利、巴西、西班牙、法國、英國等國家，其戰略與策略幾乎與美國如出一轍。

這就不難解釋，為何新冠病毒在西方國家如入無人之境地一發而不可收拾。

■03■→新冠陰謀成推脫責任的手段

不僅如此，“新冠陰謀”還成了西方國家推脫抗疫不力的旗幟。

在西方民眾認可的社會架構下，全社會的應對能力的不堪一擊，使民眾內心同樣必然心生憤怒。

而“陰謀”，卻是引導這種憤怒的最佳良藥。

因為，這樣的“操守”，曾在西方不斷被實踐。

並成效卓著
。

他們的方法，就是將種族資本主義與傳染病疫情及特定民族掛鉤，而將病毒疫情歸罪於移民或他族的做法。

這不僅是屢見不鮮，且還屢屢得手。

比如，從1892年的霍亂爆發開始
，少數民族和弱勢群體就很容易成為流行病傳播者的替罪羊。

1918年西班牙流感在兩年內導致全球1700萬到1億人死亡，當民眾遭受致命疾病折磨時，歐洲和美洲政客們卻試圖把責任歸咎於德國人。認為是德國人在他們的實驗室裏“制造”了這種病毒，
並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感染了同盟國的大量軍民。

而在美國歷史上，其流行病大暴發也都會貫穿對特定民族的汙名化。

如1793年
，聯邦主義者將費城的黃熱病歸咎於逃離聖多明各奴隸叛亂的講法語的難民；

1892年
爆發的斑疹傷寒和霍亂被歸咎於來自東歐的俄羅斯猶太移民；

1900年唐人街
社區發現的淋巴腺鼠疫，被認為是從一艘香港遊船運輸過來的，結果檀香山唐人街被夷為平地，排華歧視一度登峰造極；

1918年
芝加哥流感流行期間，種族主義者指責疾病的傳播是黑人居民造成的；

1993年
在美國爆發的漢坦病毒最初被稱為印第安人種之一的納瓦霍人病，導致該地區的原住民受到歧視和排斥。

而在2003年SAR
S爆發期間，世界範圍內對亞洲人口的歧視更是非常普遍。

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了新冠病毒流行期間，反華和反亞洲現象在美國尤為明顯，同時助長了歐洲和澳大利亞由來已久的反華和反亞洲的傳統偏見。

種種跡象表明，事實上這讓全世界徹底明白，這樣的“陰謀論”是維持西方種族資本主義和私有制框架的借口，更是這些國家持續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深沉原因。

■04■→“病毒不分國界”

病毒“全球化”蔓延，人們真切地認識到：“病毒無國界，無種族，無優劣，無高低貴賤”。

如此情境下，那種“讓你的鄰居生病”的方法只會弄巧成拙，使情況更為惡化，而以仇外、排外為特征的民族主義極端化政治操作作為轉嫁危機和風險的策略，同樣也是不可持續的。

於此，有學者已經認識到，“如果要解決問題，就必須解決其結構性要素中所包含的資源不平等問題，承認和糾正史上不公正現象，放棄短視的企業行為，並根據客觀需要提供公共資源配置。”

如亞洲的中國、越南、泰國、韓國和新加坡，諸國在遏制新冠病毒傳播、拯救生命過程中，最為至關重要的是以強有力的公共政策和社會公平為支點，不但有效阻擊了新冠病毒疫情，更推動了政治經濟的重建與可持續。

他們首先認識到
團結的重要性。

其次
是對人性的考驗。

這些國家都曾是從貧窮走過來的國家。

他們知道，因為貧窮，他們應對危機、風險和社會性打擊的能力更弱。因為他們都太缺乏保健和社會服務以補償突然消失的收入來源。

同樣，富裕國家裏的窮人受到的沖擊也更大。

因為他們的生活和工作都缺乏嚴重的安全感，且在許多情況下，獲得醫療保健服務的選擇更少。

此外，在新冠病毒中，老齡人深受病毒侵害的可能性最大，其受到的沖擊也更大。

因此，他們懂得如何去竭盡所能地保護老人。

因為，他們知道，沒有老人就沒有他們，且他們也會慢慢老去。

所以，他們懂得必須保護這些生命意義上的弱勢群體。

即便受到財政、資源等限制，他們也會深刻地反思生命的價值和意義究竟是什麼。

由此並不會認為老年人的價值是最低的。

此外，當各國邊境在新冠疫情沖擊下被關閉，每個國家都傾向於關心自己，民主可能會失敗，國際合作可能會減弱，民粹主義可能會在恐懼文化中生長，傳播病毒的替罪羊可以被肆意創造出來。

此刻，他們深知，人類需要搭建橋梁，而不是柵欄。

由此，他們深刻地認識到，在危機與風險面前，團結共抗和建立溫暖的人性價值觀，才是能應對危機和風險的最大能量。

這就是他們的共識。

■05■→“綠色新政”才是新冠傷口的愈合劑

當前，新冠病毒已經蔓延全球200多個國家和地區，從長遠來看，以突發奇想、心血來潮、零敲碎擊
的方式，去應對、消解和終止這場巨大新冠病毒危機的可能性並不大。

即便有了新冠疫苗，那也不是真正的保險櫃。

據此，唯有建立公平的“綠色新政”，建立起一整套包括社會、經濟、政治和醫療等方面的一攬子計劃並盡快付諸行動和實踐，才有機會施行疫情後的重建與可持續。

這樣的“綠色新政”，其實，在2019年時代，於美國而言，美國民主党眾議員科爾特斯就曾提出過“綠色新政
”計劃；

同年10月聯合國也發布了《2019年貿易和發展報告》，其中一項主張就是推行“全球綠色新政
”；

歐盟也認識到其社會架構的重大缺陷，也在同年底強推了“歐洲綠色協議
”。

這些綠色新政
的共同目的，就是根據各國社會架構缺陷而增加公共投資、促進社會公平、阻止氣候變化。

因為，在“綠色新政”中，作為社會風險管控主體的國家政權，才有可能公平地解決和構建起人類賴以生存的環境，加速采取行動保護人類棲息地，人類才能擁有基本的生命健康。

同時，也才能加強普遍公共衛生系統和強大綜合初級衛生保健體系，為公眾提供普遍的衛生保健和醫療服務，也才能解決種族、性別等的和解，確保婦女、移民和少數族裔平等參與生產性工作並獲得其他社會性權利。

此外，在此基礎上才能徹底解決社會的嚴重不平等，真正建立起公平、和諧、流暢的“命運共同體”。

■06■→小結

當前，新冠病毒已經在地球肆掠了一周年。

這一周年中，不但已經導致了近1億人口的大量感染，他們正以自己的生命和健康去面對病毒的侵蝕和折磨，同時，也導致了近180萬人的巨大死亡。

此外，新冠病毒的世紀大流行，事實上已經深層次影響著全球貿易量、就業指數、消費者前景和商業投資，整個地球都被普遍的悲觀情緒籠罩。

因此，在新冠病毒“全球化”之路日漸瘋狂之時，我們更需要重塑全球貿易、重建公共醫療基礎設施、供應鏈和全球企業的有效監管、保護工人的福利和以更有效的措施解決全球不平等等問題。

盡管新冠病毒的全球大流行，已經撕裂了全球，並造成的恐懼、偏見和激進的民族主義很可能是會持久，但可確定的是，和平發展、命運與共仍是世界主流。

這樣的共同意志將重塑病毒大流行後的新世界。

最後，“新冠之禍”“全球化”，不可否認是制造成了人類歷史上21世紀的空前危機，甚至堪比幾場高烈度的局部戰爭，但人類共同的“敵人”絕非是某一個國家或民族，更絕非是任何單一國家或民族能夠獨自應對的世界級公共衛生事件。

因此，立足現在，珍視生命，共戰共扛，構建更富有成效的跨國團結與合作，才是人類度過“新冠之禍”的唯一之路。

最後，不管認同與否，人類文明的終極方向，都是命運與共。

（圖片來自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