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25歲，打工3年，連請假都不敢！我知道，你也不敢！一類人

草民觀點

首席執行官 深圳市憶時光圖文設計有限公司，優質創作者

“工作幾年，

我還是看不懂工資條”

深夜0點48分，QQ群依然在閃爍。

“我去申請勞動仲裁，結果被公司反告要賠10多萬，收到一張‘仲裁反請求申請書’，有懂法律的小夥伴能幫忙看看嗎？”

來自廣東某電商公司的網友阿昕一連在群裏發了6條消息，講訴自己最近和公司的糾紛，向群友們求助。

在公司發來的函件裏，阿昕被指出在調任至主播運營崗時工作懈怠，未能完成公司交付的簽約主播目標數。在此期間，“公司支付了高昂的平台維護成本、招聘費用、推廣費用等，阿昕的行為對公司造成了巨大損失”。

於是，成為被告一方的阿昕，被要求賠償這一“損失”，並承擔該仲裁案的費用。

還沒睡的小夥伴馬上給出了反饋：

有人建議阿昕可以先在線上找專業仲裁咨詢；

有人問公司能否提供損失了10多萬的證據；

有人安慰阿昕，如果公司沒讓她簽完不成指標就要賠錢的協議，就沒理由讓她賠錢；

也有群友忍不住吐槽，這公司真有意思——讓員工一方承擔仲裁費，就是在嚇唬人。

因為只有法庭的審判費需要由敗訴方承擔，仲裁費用一般是政府財政承擔的。

同樣令人心寒的，還有諸如阿昕因臨時有事沒能提前一天請假，就被告知工作態度有問題；公司方面要求調崗，讓她簽的卻是雙方同意調崗……

但也讓阿昕自己疑惑的，是自己曾經面對那些種種不合理時，似乎沒想過要拒絕。或者說，除了接受，她不知道自己還能怎麼做。

一直到將近淩晨1點半，這場談論才算告一段落。

除了接受，很多人不知道自己還能如何面對職場不公。

在群裏圍觀全程的李粒，突然冒起了冷汗。

雖然沒有被辭退的經曆，但如果這些事落在自己頭上，別說真要和公司斡旋時自己會和阿昕一樣無助，就連平日自己的工作績效、薪資、社保等具體是怎麼被安排的，打工工齡3年的李粒大都還是一頭霧水。

畢業後，李粒進了一家私營小公司，至今沒跳過槽或離職，安分守己，連請假都會先自覺揣測一番上司的心理，再自行排練好幾回。

辦理入職手續時，勞動合同上寫的薪資比她實際拿到手的低很多，一度被她當做職場八卦跟朋友分享。

時常會覺得績效安排不合理，李粒和同事們倒倒苦水也就過去了。

至於兩年沒漲過工資，也被她更多歸結為也許自己能力還不夠、沒有升職就沒有漲薪，或自己還沒做出很大成績讓公司認可。

可以當職場老實人，但沒必要犧牲自己的權益。

疑惑是在對比中一點一點冒出來的。身邊有朋友一月能拿下好幾千的公積金，而李粒每月賬戶只多了幾百，數字也從沒變過。

這才讓她意識到，原來是勞動合同在是發揮作用——懂得精打細算的公司，會把繳納基數盡可能地縮小化，而不是按照員工的實際薪水來交付。只要基數不低於當地最低工資標准，公司的操作並不違法。

李粒與kpi做過最大的叛逆，大概是在一次她認為的不合理的、新修訂的績效考核中，不簽上自己的名字。

但這個缺席的名字並沒有給改革帶來多大的水花。新的制度如常推行了幾個月後，hr再次找李粒勸她簽字，李粒沒有推脫。

“簽名故事”的結局，也成為了後來李粒很多相似遭遇、相似圍觀的結局。

明知這是應有的權益，

還是不敢爭取

分手見人品。這條定律也適用於職場。

李粒隔壁部門的同事嘉豪不久前親身體驗了這句話。明明一開始是“被分手”的，他卻在後來變成主動離開、淨身出戶的人。

根據《勞動合同法》第36條，用人單位與勞動者協商一致，可以解除勞動合同。

在實際情況中，解除勞動合同又分為兩種情況：員工提出解除和公司提出解除，該法規第46條也指出，後一種情況下，公司須向員工支付經濟補償。

按照正常流程，先提出辭退的公司應付給嘉豪一筆賠償，但人力找嘉豪談話，提醒“被辭退記錄”可能會影響他後續求職，讓他好好衡量。

看起來，“選擇權”好像回到了嘉豪手上，但他知道，自己沒得選。

在過去不到一個月的2020年底，程月也剛經曆了一場噩夢。

公司批量裁員且想“省錢”，程月都沒能幸免。原本合同會在年底結束，但公司以工作交接需要緩沖時間為由，給了程月年底直接離職或下一年2月再離職的選擇。

想著既然都要被裁，不如多留點時間找工作的程月選了前者，沒想到，她轉而就被公司認定為主動離職。

離開時，她不僅沒拿到裁員補償，連2020年度的年終獎都順帶沒了。

你覺得，要為了年終獎延後辭職嗎？

程月覺得不服，她找hr理論，但種種不合理到了嘴邊最多是吐槽抱怨，沒法成為頭頭是道的當堂對質；

想過勞動仲裁，但被“不了解”和“不太敢”
勸退。

平時似乎也是這樣，雖然對工資中的項目獎金抽成存疑，但程月從來都是公司發多少錢，她就老老實實地拿多少錢。

她想著，發下的錢至少還能足夠維持生活，加上怕被炒、不怎麼敢爭取，更不知要如何求助，因放任帶來的忍耐，就這樣持續到了她在這家公司的最後一天。

在信息、權力不對等面前，“說出來”真的需要勇氣。

那時也正趕上程月要做入職新公司的體檢，她被查出肝和血液的指標都有不同程度的問題。

尤其是心率，第一次測出118次/每分鐘，第二次113，剩下最後一次測量機會前，醫生趕忙勸她回家休息幾天再來檢查。

程月頓了4天再去醫院，測量之前，醫生特地叮囑她緩個20分鐘，等走路和爬樓帶來的心跳起伏平靜後，再用這個寶貴的第三次機會。

好險，指標正正卡在100，程月的心跳終於擠進正常範圍的最大值。

看到體檢報告上的各種警告，她最大的念想就是趕緊結束這些糾纏。

時間、精力的花費和不確定的勝算，都是勸退因素。

只是想不明白，大家明明是同事，為何要如此為難對方；賠償也明明是正常訴求，為什麼非要變成一件”會哭的孩子有奶吃“的事？

程月有個被大家叫做“刺頭”的同事，平時會因認為獎金分配不均和hr鬧，最後裁員，他也能拿的比別人多。

實際上，“能拿的比別人多”的說法並不准確，他只不過守住了自己應有的權利。

“維權”，並不是一件可怕的事

很大程度上，在職場上有守住自己應得權益的意識和行動，比放棄難太多了。

前兩天，瀟瀟終於拿到了和前公司的仲裁結果。順利的話，公司將會賠付她5萬元作為離職補償。

如果從去年9月決定勞動仲裁開始算起，這場鬥爭整整持續了小半年。但職場“不適感”苗頭冒出的時間，還可以追溯到更早。

無故調崗、降薪等，都可能是打工人的危機信號。

瀟瀟原本就職於北京一家教培機構，2020年四五月份，公司開始以疫情影響為由頭，大幅削減她的課時。

瀟瀟的收入主要由基本工資+課時費構成，課時費占據其中的絕大部分，公司的做法相當於阻塞了她大部分財路。顯然，這是企業勸員工離職的另一種曲筆。

收入被無故限制的狀態持續了將近半年，尤其在高消費的北京，瀟瀟的生活越來越撐不下去。身邊一位有過兩次勞動仲裁經驗且都成功的朋友鼓勵她，沒必要為別人的錯誤買單。

在朋友的指導下，瀟瀟收集了課時異常變動證明、工資條、和公司的聊天記錄
等作為證據，最終將自己的訴求傳達到了仲裁庭。

1月初，應屆生小江稱因拒絕“996”被申通快遞辭退，小江向青浦區仲裁委提交申請，仲裁委裁定申通快遞構成違法解除勞動合同行為，判決依法支付賠償金，對此申通快遞提起上訴。

有人笑瀟瀟的那位朋友，遇到一家公司就仲裁一家，都快要榮升“資深仲裁顧問”了。

但真實原因其實是，不是那位朋友仲裁次數太多，而是職場施加給員工的不合理太多，但意識到且懂得要發聲的人太少。

某人才網站針對求職者做出的一項調查顯示，近八成的求職者在求職過程中遭遇騙局，但半數求職者認為維權成本高而放棄維權，僅有20%的人選擇“報案”、“投訴”或“向法院起訴”。

在企業與員工存在利益分歧、大量利益相關信息不透明等天然的職場環境下，我們的確很容易把維權的門檻看得高不可攀。

加上員工與公司之間，還隔著“還想賺錢不想被炒”、“忍一忍好像也還行”、“大不了自己多摸點魚”等種種複雜的面紗，打工人的氣勢就更虛了。

網友：公司可能默認勞動法不存在吧。

但要清楚，“維權”並不是一個貶義詞，更不是一個只能在開撕之際，迫不得已才拿出的武器。

它完全應該存在於打工的每個日常。從選擇一家企業，和人力談薪資開始，到字斟句酌到手的勞動合同、五險一金，再到遭遇不適或最終和公司分手，這個意念都不能缺席。

《勞動合同法》：如果你是一名新員工，請不要忽視合同的重要性。

畢竟，你給企業打工，和公司雇你一樣，都不是為了做慈善。

勞動法是雙方的必修課，它更是打工人的一堂自習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