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水道》：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

雅瑤說娛樂

安傑依·瓦伊達是“波蘭電影學派”的代表人物，影片《下水道》是他充滿反思精神的“戰爭三部曲”之二，也是導演個人經曆投射較多的一部影片。曾任波蘭騎兵軍官的瓦依達父親死於二戰，死因不明，一說作為戰俘被蘇聯紅軍秘密處決（瓦依達晚年拍攝的《卡廷慘案》即以此段歷史為主題），一說死於納粹德國大屠殺。少年瓦依達滿懷救國熱情參加了波蘭右翼抵抗陣線，失敗後驚險逃生。家國變故和個人遭遇對瓦依達一生的藝術創作影響甚大，他的大部分戰爭反思題材影片都是聚焦二戰中的波蘭。為瓦依達帶來巨大國際聲譽的《下水道》，便是這一主題的經典之作。

影片開場，畫外音表明故事發生在1944年9月底，華沙起義失敗前夕，這也是起義軍投降前戰鬥最艱苦的階段。中景鏡頭裏，疲憊不堪、裝備不全的武裝小分隊趁著德軍進攻間隙尋找作戰掩護體，畫外音在介紹主要人物身份後，沉重地宣告“這就是悲劇英雄們生命的最後時刻”。一如開始即注定失敗的華沙起義，影片人物也悲劇性地在片頭即被“宣告”死亡。

依照劇情發展，《下水道》可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武裝小分隊撤退到廢墟中的小別墅暫作休整，臨時加入隊伍的作曲家在壓抑、低沉的氛圍中演奏鋼琴。戰爭並沒有摧毀人們的生活熱情和希望，波蘭人民平靜地接受了戰爭帶來的離散、死亡種種傷痛；第二部分武裝小分隊回擊德軍進攻，迫於被圍攻形勢和上方命令，轉移至下水道，計劃以此返回被德軍把守的市區。交戰中，德軍的重型坦克、微型遙控自爆坦克和諸多先進武器，與起義軍殘存不多的手榴彈、老式槍炮形成鮮明對比。影片借敵對雙方軍事力量的懸殊，對起義的合理性、戰爭倫理和波蘭民族性格中好勇而不切實際的一面提出質疑；

第三部分占據全片一半多時長，進入下水道的小分隊和作曲家面對德軍毒氣、下水道路線交錯指示不明、重傷無醫等多重困難，肉體和精神逐漸崩潰，隊員們接二連三地非正常死亡。作曲家在絕望中走向瘋狂，目光呆滯地吹奏著陶笛，宛若孤魂遊蕩在下水道裏，毫無出路，亦如戰爭強權中被損害和打壓的“美和藝術”。影片最後，終於有隊員費盡千辛萬苦找到了下水道出口，然而現實卻愈加殘酷。下水道出口或被封死或被德軍把守，還有的掛滿已拉環的手榴彈，需要用肉體犧牲換取通過的可能，更大的絕望降臨了。

借由《下水道》裏腹背受敵、幾無出路的武裝分隊，瓦依達以寓言的方式反思了“波蘭起義”的歷史處境和多重的失敗原因。這場由波蘭流亡政府支持和發動的波蘭家鄉軍武裝起義，既要抵抗納粹德國入侵，也要提防革命成果被蘇聯占領。德軍凶殘狡猾，蘇聯名義援助實際按兵不動（影片中隊員只能遙望被封死的出口對岸，即對此有所影射），起義只是政治力量的博弈，波蘭能夠依靠的只有自己的人民。整部影片既塑造了武裝小分隊的群像，又突出了性格各異的主要角色，在絕望彌漫的下水道，人們堅持和放棄的理由同樣發人深省、令人動容。影片結尾，曆盡艱辛逃上地面的小分隊指揮官查德拉中尉，為了尋找隊友重新退回下水道，在責任和希望的感召下，查德拉的選擇無疑具有令人震撼的悲劇效果。

戰爭反思之外，影片《下水道》還展現了波蘭人民在起義中表現出的保有尊嚴、堅韌不屈的民族精神，以及戰爭巨輪對個體生命和精神的無情碾壓。在其後的諸多作品中，瓦依達延續了“戰爭三部曲”的思考，這些影片不僅在思想內容上深刻、豐富，藝術表現方面也多有創新。無怪乎史蒂芬·斯皮爾伯格會發出：“瓦依達屬於波蘭，但是他的電影卻屬於整個人類文化”的贊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