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回眸：“布拉格之春”是如何發生的？

歷史小博主

學生,歷史領域創作者

1968年春，捷克斯洛伐克在以杜布切克為首的捷共中央領導下，掀起了一場全國性的改革運動。這場運動由於其改革的深遠性，也被稱作“布拉格之春”。

事實上，“布拉格之春”的爆發有其深厚的歷史背景。早在二戰爆發前，捷克斯洛伐克就已經是歐洲十大工業國之一，發達的經濟使得該國民主氛圍濃厚，同西方世界也有著緊密的聯系。

然而，二戰後的捷克斯洛伐克卻陷入了“到哪去”的困境。一方面，捷克斯洛伐克國內的大資產階級千方百計想要複辟資本主義，他們唆使本國的反對派制造政治危機；而另一方面，蘇聯也想將捷克斯洛伐克納入東歐“衛星國”行列，迫使這些國家按照蘇聯模式建設國家。

如此一來，本就面臨困境的捷克斯洛伐克更加雪上加霜。誠然，斯大林模式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確實顯示了強大的生命力，但經濟模式不能一成不變，它總要適應本國國情，否則必然會引起諸多矛盾。你看，當年的波蘭、匈牙利難道不是鮮活的例子嗎？

1953年6月，捷克斯洛伐克的比爾森斯科達工廠出現大危機，5000名工人上街遊行示威，有的甚至沖擊了市政府。盡管捷克斯洛伐克當局采取措施穩定了局勢，但問題仍得不到有效解決，在這種情況下，群眾的不滿情緒持續滋長。

60年代以後，斯大林模式的弊端日益凸顯，由此引發了東歐各國的經濟危機。以捷克斯洛伐克為例，從1959年到1968年連續九年的時間裏，該國經濟發展嚴重滯後，導致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緩慢。於是，改革計劃也就提上了日程。

變革首先從1967年6月開始。1967年6月27日，捷克作家第四次代表大會在布拉格召開，作為作協主席團成員的昆德拉首先發難，他激烈抨擊了當局使捷克文學與西方文學相隔離的政策，強調民眾的個人自由。繼昆德拉發言之後，作家們針對捷克國內的現狀展開了討論，言辭激烈者甚至要求立即變革。

據悉，昆德拉的發言並非偶然，他是捷克作家中的“改革派”，早就對斯大林模式的弊端心知肚明，只是鑒於形勢壓力不能表明政治主張。

捷克群眾改革的呼聲、作家群體的抨擊，這一切促成了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發生。

1968年1月，經過激烈鬥爭，捷克斯洛伐克選舉改革派的杜布切克上台。4月初，捷克中央通過了改革的《行動綱領》，期間又改組了政府，一切都朝向好態勢發展。

在今天看來，布拉格之春提出的部分主張至今仍有深遠意義。

就改革的廣度和深度而言，“布拉格之春”提出的改革理論是當時東歐國家中最全面和最徹底的，它實質上完全拋棄了蘇聯的那一套發展模式，主張從捷克斯洛伐克的具體國情出發，建設具有現代文明基礎和發達文化的國家。

杜布切克等人認為，在捷克社會各階層之間，既有根本利益的一致，也有局部利益的對立。要克服這種情況，必須通過合法的渠道建立符合捷克社會的民主選舉制，以此來確保公民合法權利的自由。除此之外，改革派認為要振興捷克經濟的發展，用傳統的指令性政策實現局部經濟的完善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須要開放市場，引入市場經濟的體制使捷克經濟出現活力。

無疑，“布拉格之春”的改革和探索可以為東歐國家走上適合本國國情的道路提供借鑒，但由於蘇聯的強加幹涉，這種積極的改革政策還是被迫中止了。不過，終止只是暫時的，不管“布拉格之春”有沒有成功，它都為之後的蘇東劇變提供了生存土壤，成為劇變的先兆。

1968年5月29日，就在捷克中央全會將諾沃提尼等保守派開除的當天，華約總參謀長卡紮科夫率代表團抵達布拉格，宣布華約軍隊將在捷克境內進行演習。華約此舉不言而喻，如果再進行改革的話，可不就只是軍事演習那麼簡單了。

時間進入8月以後，莫斯科對於反複的談判終於失去耐心，決定對捷克斯洛伐克內政進行武裝幹涉。

1968年8月20日晚11時，距離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市中心僅六公里的魯津機場突發變故，一群從蘇聯民航飛機上下來的武裝人員占領了機場塔台。隨後，在武裝人員的引導下，裝載著坦克的蘇聯巨型運輸機相繼降落，一場精心籌劃的武裝幹涉開始了。

8月21日，當布拉格的人們走上街頭的時候，突然發現城市早已掌握在外國人手中，而他們敬愛的杜布切克也被押往了莫斯科。

至此，布拉格之春終結，捷克斯洛伐克也開始了二十年所謂的“正常化”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