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倫改進造紙術：人類文明的承載術

非小史

蔡倫改進造紙術：人類文明的承載術

東漢和帝元興元年(105年)，宦官蔡倫改進民間造紙方法，用樹皮、麻頭、敝布、魚網作紙，人稱“蔡侯紙”，並獻給漢和帝。

蔡倫的造紙術被列為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之一，對人類文化傳播和世界文明進步作出了無法衡量的貢獻。

造紙術的改進與傳播，改變了人們的書寫習慣和閱讀習慣，使普通人也能夠獲取信息和知識；此外，與印刷術發展的結合，更是便利了文字的保存，提高了文化的傳播效率，在一定程度上擴大了文明影響的範圍。

這不僅推動了中國文化的傳承與發展，也對世界文化發展起了重大作用，是中國人送給全人類的一份厚禮。

▲蔡倫

8世紀末，巴格達開始出現造紙術，隨後在大馬士革盛行，並逐漸傳至歐洲。11世紀的阿拉伯著名作家塔阿裏拜根據前人的著述寫道：“造紙術從中國傳到撒馬爾罕（今烏茲別克斯坦境內），是由於被俘的中國士兵、俘虜中間，有些能造紙的人。由是設廠造紙，馳名遠近。造紙業發達後，紙遂為撒馬爾罕對外貿易的一種重要出口品。”由此，中國的造紙術便進入了阿拉伯境內。

12世紀至13世紀之間，西班牙、法國、意大利和德國相繼建立紙廠，最終，在16世紀造紙廠遍及歐洲。

▲造紙術相關雕塑

蔡倫改進造紙術的背景是什麼呢？

首先，紙這種書寫材質還沒有出現時，文字的傳播十分不方便。

中國古代所用書寫記事材料有甲骨、金石、縑帛和簡牘。除用金石外，外國古代還使用莎草片、貝葉、樹皮及羊皮等材料。

印度等南亞、東南亞國家則將扇椰樹葉子曬幹、壓平作書寫材料，因此，傳入中國的印度佛教經典便是寫在樹葉上後紮起來，也稱“貝葉經”。

然而，無論是把文字刻在龜甲上或獸骨上、鑄在青銅器上、刻在石頭上，或是在中國春秋末期將文字書寫在竹片、木片之上，這樣的書寫材料都是十分笨重的——長篇的文字不但對於記錄者來說費時費力，更不利於文字的傳播和交流。

歐洲在沒有紙之前，抄寫一部《聖經》要用300張羊皮。當時，還有用絹帛作書寫材料的，絹帛相比其他材料會更輕便，但價格也極昂貴，一般人是用不起的。

▲《貝葉經》

其次，蔡倫本身熱愛制造和發明

蔡倫出身於東漢初年大湊山下從事冶鑄的一個鐵匠世家，他對生產活動很感興趣，比如冶煉、鑄造，種麻、養蠶等。

大約在漢明帝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蔡倫入宮作宦官。到漢和帝即位時（公元89年），他已升遷為出入朝廷、侍從天子的中常侍，成了傳達詔令、掌理文書、參預朝政的宦官，屬中級官員。據《後漢書·百官志》，永元九年（公元97年），蔡倫“兼做秘劍及諸器械”，主管監督制造宮中用的各種器物。

當時的皇宮作坊集中天下能工巧匠，擁有著當時制造業的最高水准，這就為蔡倫提供了一個展示他對於生產、制造把控能力的平台。

▲造紙術的傳播

最後，蔡倫改進的造紙術之所以得到了應用和傳播，與皇室的支持息息相關

漢和帝去世後，年幼多病的皇子被立為殤帝，太後鄧皇后臨朝執政。鄧皇后十分重視文化教育，鐘情文籍和紙墨。因此，臨政後，鄧皇后下令尚方、織室等宮內作坊不要制作供賞玩的器物。

鄧皇后對於文字紙墨的喜愛，在很大程度上為蔡倫造紙的成功以及應用和推廣提供了助力：官方的推廣，使得皇室作坊“尚方”改進的造紙術也傳播至民間，改進的造紙技術在實際生活中被廣泛應用，造福了百姓。

▲和熹皇后鄧綏（81年－121年4月17日）

那麼，書寫材料是如何發展到蔡倫改進造紙術時代的呢？

首先，需要明確的一點是，紙的概念需要包含四項要素。

第一、原料必須是植物纖維而不是其他任何材質的纖維，否則不能算作傳統意義上的紙；

第二、原料必須經提純、機械分散、成漿、抄造及乾燥成型等工序處理而成者為紙，未經這些工序、用另外途徑而成者不算傳統意義上的紙；

第三、紙的表面必須較平滑，體質柔韌，由分散纖維按不規則方向交結而成，纖維分布較勻，整體呈薄片狀；第四、具有實用性，用途是書寫、印刷、包裝等。

只有滿足以上要素，才能被稱作傳統意義上的紙。

▲簡牘示意

那麼，在蔡侯紙之前，當真沒有紙的存在嗎？

最初，在中國戰國時代，主要的書寫材料是簡牘及縑帛，這比商周時用甲骨、金石已經進了一步。後來，到了秦漢時期，戰國時通行的帛簡作為書寫材料仍被沿用。據史料載，秦始皇在位時每日批閱的奏文簡牘動輒以石(每石為120斤)計，費去了很多時間。

如果說秦始皇批閱簡牘奏文以石計，那麼，西漢皇帝要批閱的奏文甚至要更多：例如，漢武帝用了兩個月，才讀完了東方朔寫在3000枚竹簡上的上書。

因此，無論是社會還是皇室，都急需一種更輕便、更易讀的書寫材料，以代替竹簡等重型材質。

以唐代書畫鑒賞家張懷瓘和宋代一些著作家為代表認為，漢初(公元前2世紀左右)便已經出現了能代替竹簡的紙張出現，但苦於沒有實物進行證明，這一說法並未被廣泛支持，普遍仍認為蔡倫是造紙術的“發明者”。

直到1957年，在中國西安灞橋磚瓦廠工地上被推土機推出來的文物之一——灞橋紙出土，才進一步地證實了“西漢有紙”的這一說法。

▲灞橋紙

灞橋紙出土時，最初被黏在銅鏡之上，有七八層。經放大觀察灞橋紙的纖維物理結構、纖維粉碎情況、分散情況後，灞橋紙被認為確實是紙。此外，據說當時有個造紙工作者得到灞橋紙的一片小碎片，碎片上甚至還可以寫上毛筆字。經過鑒定這次出土的器物，文物和考古學家將這批文物所在的灞橋墓的年代定位西漢武帝時期。

除此之外，1986年甘肅放馬灘考古中也發現了西漢文帝時期的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紙張實物。放馬灘出土的紙還是一張地圖，上面有細毛筆畫出的山川、河流、道路等。這些多個地點發現的西漢不同時期制造的蔡倫前古紙，都具備了紙的要素，是真正意義上的紙。這些發現不但把中國造紙術起源提前200年，也說明了造紙術源遠流長。

▲蔡倫造紙示意

那麼，蔡倫是在什麼方面改進了造紙術的呢？

根據出土古紙檢驗和文獻記載，漢初所造之紙為麻紙。中國科技史學家潘吉星認為，漢代麻紙大體說須經歷下列11個工序才能制成：將原料破布、麻繩等浸潤、切碎，再浸石灰水後蒸煮，並洗滌、舂搗成泥狀，更與水配成漿液，用模具抄造即成為紙。

蔡倫擴大了紙的材料來源，倡導以“樹膚”造紙，即以樹皮造紙，使木本植物成為造紙材料的選擇。如此一來，造紙材料的擴大，解決了造紙材料多樣化的問題，使造紙技術的發展和普及成為了可能。

可以說，蔡倫不僅是造紙技術的革新者，更是造紙技術的推廣者和組織者。造紙技術的不斷發展和推廣，最終促進了隋煬帝時期出現的印刷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