撲殺貓狗能防疫嗎？

光環財經14:18

江西上饒一寵物狗疑似被撲殺

昨天淩晨0點，江西上饒市金鳳花園一住戶接到通知，全小區去酒店隔離，不允許帶寵物。她養的是很溫順的柯基犬，當時還和工作人員再三確認：只要把狗拴好，他們只負責消殺，不會把狗帶走或者處理掉。然而，在她被隔離後，身穿防護服的兩名防疫工作人員撬門入戶，想把狗帶走，當狗掙脫繩後，直接用鐵棍擊打其頭部，隨後“處理”完帶走。

此事經“硬核小啾”昨晚17:50在微博上爆出後，迅速醞釀成一個不大不小的公眾事件，到今早9點已有11萬轉發、39萬點贊、3萬多回複。所有回複中，最高贊的三條都在質疑這種做法：

入室？？這也過分了吧，沒有這個資格吧。請抄上海的作業！！！上海是可以攜帶寵物的！他們這樣直接入戶，是非法的。並且直接處理一條活生生的生命，沒有半點兒人性！！！三令五申不准層層加碼，最終還是即使按照財物算也沒有權利直接銷毀吧？頻頻爆出寵物被殺，民眾還能配合防疫嗎？還能主動接受集中隔離嗎？

也有人鄙夷：“發生在這種小地方，不意外。”但問題就在這裏：並不只有“小地方”才這樣。

在本輪疫情中，成都的疫情防控算是得到普遍好評的，流調、溯源科學精准，反應迅速，對公眾通報內容也很務實，然而，就在幾天前，成都防疫人員未經核酸檢測，也上門捕殺了確診病例的家養貓。諷刺的是，就在兩年前，成都還因為新開的一個公共寵物樂園，被媒體稱贊“在這座寵物友好城市，貓貓狗狗們有福了 ”。

在此之前，今年初，無錫一戶人家在被隔離觀察期間，社區工作人員上門消毒時，將其寵物貓活埋。在被曝光的聊天記錄中，當寵物主人抗議時，得到的答複是：“好了，你的心情我理解，但是在疫情方面請你理解。”

像這樣的情形，在許多地方反複上演。西安某小區曾貼出通告，直接禁止業主私養寵物，要求他們“顧全大局”，已經養了寵物的，“立即自行處置”，否則將由公安分局“強制捕殺”，但到時業主也會被處罰。雖然事後得知，這份通告僅是小區物業公司自作主張，然而這種緊張氣氛卻並非孤例。

9月21日起，黑龍江在一周內出現75例本土感染者，哈爾濱一位確診患者劉女士在醫院治療時得知，她家3只貓的肛拭子采樣結果均為陽性，由於目前對動物沒有專業治療方法，最終疾控部門對這3只貓全部執行安樂死。然而當時對貓的檢測既不是在專業的動物醫院做的，通報程序也未給貓主人和公眾一個基本的交代。

每回這樣的事例爆出，都會引發激烈的爭議。最常見的論調大抵都是這樣：

“特殊時期，大義滅親也沒辦法。”

“人還管不過來呢，在這兒心疼什麼貓狗。”

也就是說，這看似是對寵物生命權的不同理念，但背後邏輯其實跟我們這個社會對待人是一樣的：為了確保整體的絕對安全，在緊急情況下，有一些弱小的個體是注定要被犧牲掉的——它們就是“不惜一切代價”的那個“代價”。

爭議的焦點在於，撲殺貓狗是否有助於疫情防控？反對派堅稱，之前各方消息都辟謠過，沒有證據表明動物會感染新冠病毒，寵物醫生也都清楚動物的長期冠狀病毒和新冠不同，因而被撲殺的貓狗純屬冤死。

但在贊成者看來，這都是去年疫情之初的舊聞了，當初還說“不會人傳人”呢，現在如何？對新冠的認知不斷在刷新，即便現在沒有證據表明動物傳染，但誰知道過一陣又說可傳染了？即便寵物主人在被隔離後檢測出來是陰性，但誰知道動物身上如何，為什麼要冒這萬一的風險？

也就是說，對貓狗的撲殺，是否有助於防疫，其實並不清楚，因為這不是基於對當前風險的判斷，而是一種“防患於未然”的心態：只要代價可承受，就不惜下狠手，把風險扼殺在萌芽中。

在成都的殺貓事件中，有人反問：“貓主人同意嗎？如果主人同意，有啥好說的？”根據這種看法，真正的問題不是殺貓本身，而是有沒有取得物主的同意。從網上留言看，貓主人都要氣死了，因為當時防疫人員問她貓貴不貴，一聽是土貓，就給處理了。

換言之，寵物遭到什麼對待，與其說是其感染病毒的可能性，倒不如說是它的價值與地位，既然不貴重，就不必有所顧忌了。

事實上，寵物主人寬泛地呼籲“動物也是生命”往往並沒有多大說服力，尤其自己不養寵物的大部分人很難感同身受；真正能激起共鳴的，倒是這樣上門撲殺寵物所隱含的對私人物權的侵犯。

成都犬管多年前就給寵物上了電子戶口，理論上，這些貓狗都是主人的私人財產，沒有其本人同意，就不應像家禽家畜那樣被隨意捕殺。最激起公眾反感的，則是在上饒的事例中所體現的那樣，在未獲得主人授權同意的情況下，破門而入撲殺。此時，很多人所警惕的與其說是對寵物生命權的處置，倒不如說是“入室”本身，因為這讓人們覺得自己在家裏也是不安全的。

哈爾濱南崗事件中，事主的微博

在所有這些爭論中，人們常常在不自覺中將“寵物”和“人”兩分來看待，因而贊成處置者最常用的反駁就是“人重要還是寵物重要”，但這種設問模糊了關鍵的一點：尊重寵物的權利，其實就是尊重人的權利，因為我們所爭論的寵物權利，本質上都是其主人的權利。

金庸在《天龍八部》裏有一個細節：

蕭峰哪裏去理會阿紫是否在發脾氣，順手拉開炕邊的桌子的一只抽屜，不禁一怔。段譽和虛竹見裏面放著的都是些小孩子的玩物，有木雕的老虎，泥捏的小狗，草編的蟲籠，關蟋蟀的竹筒，還有幾把生了鏽的小刀。這些玩物皆是農家常見之物，毫不出奇。蕭峰卻拿起那只木虎來，瞧著呆呆的出神。阿紫不知他在幹什麼，心中氣悶，伸手卻掠頭發，手肘拍的一下，撞到身邊一架紡棉花的紡車。她從腰間拔出劍來，刷的一聲，便將那紗車劈兩截。蕭峰陡然變色，喝道：“你……你幹什麼？”阿紫道：“這紡車撞痛了我，劈爛了它，又礙你什麼事了？”蕭峰怒道：“你給我出去！這屋裏的東西，你怎敢隨便損毀？”

蕭峰此前在阿紫重傷後，對她百依百順，為何她劈爛一架紡車卻勃然大怒？因為這是他義母的遺物，對他而言有著極其重大的意義，寄托著深厚的情感。阿紫對這紡車完全無感，但對蕭峰來說，損毀這輛紡車，就相當於是在損毀他內心最珍貴的那一部分。

我本人不養寵物，但我完全能理解，寵物對它們的主人來說，就是自我的延伸和精神寄托。這是現代人孤獨和情感細膩化的必然結果——自1997年起，日本社會頻頻出現一種“寵物喪失綜合征”，就是寵物主人在它們走丟或死亡後出現的焦慮、抑鬱、失眠等症狀，這跟我們失去一個親人後所喚起的感受，其實沒有本質差別，有些寵物主人甚至覺得它們更勝過親人。

贊成為防疫而處理寵物的那些人，所抱有的則是完全不同的生命觀。在哈爾濱的南崗事件中，給寵物貓實施安樂死的社區工作人員，在面對新京報記者采訪時曾說：“貓不處理，她屋裏頭全是陽性，她就回不來，這個單元的人就回不來，那麼這個小區的人就回不來，疫情永遠都結束不了。”

這清楚地道出了背後的邏輯：貓被默認為是“環境”的一部分，跟一張桌子、一把刷子沒什麼區別，只有對它們予以徹底消殺，才能確保絕對安全。實際上，就算知道這是個人權利，也無關緊要，因為每個人都得“以大局為重”，不能因為你一個人，就妨礙整個小區的群體生活回歸正常。

在這一意義上，對待貓狗的態度，其實就是對待人的態度，這體現出當地社會環境能否在盡可能保障群體權益時，還能兼顧個體權益。因為寵物看似是“物”，但它們其實是“人”的延伸，是其主人自我的一部分。撲殺貓狗不僅是對貓狗生命的漠視，說到底乃是對其主人的漠視。

我小時候，上海出現了狂犬病，有些孩子被咬傷後感染，一時人心惶惶，我們鄉下的犬只被一律撲殺。我表姐小雅養了一條大黃狗，從小陪伴她，感情極深，她因此堅決不同意，哭著寸步不離。大人們哭笑不得，無可奈何，後來跟她保證不會殺狗，她才安心去上學。但她前腳出門，後腳大黃狗就被撲殺了。小雅姐黃昏回家來，看到一桌人正在吃狗肉，他們還連誇美味（當然大黃狗並沒有感染狂犬病），讓她也嘗一口試試。她關起門來，哭了一整晚。

在那以後，她再沒養過狗，也從沒原諒過那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