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投降時，女人仍在戰鬥：戰爭對女性意味著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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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76周年。而這篇文章，希望講述身處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5位女性的個體故事。她們的故事曲折複雜，有從集中營中幸存、並在之後投身於美國黑人運動的猶太人；有熱愛飛行又同時效忠於納粹政權的德國人；也有在戰後成為服務美國大兵的妓女、卻墜入愛河為他苦等一生的日本人……

為什麼時至今日，我們仍要回憶這場戰爭、關注戰爭中的個體、傾聽戰爭中的女性個體故事？

為什麼仍要回憶這場戰爭？因為戰爭的炮火看似已經遠去，它所造成的災難性後果卻從未消失。而動蕩的國際形勢更時刻提醒著我們，新的戰爭隨時可能出現。而從戰爭中幸存的人們，作為時代的見證者傳達了有力的訊息，將集體的積極回憶化為精神的慰藉，防止未來類似的獸性行為、人道悲劇再次發生。

為什麼要關注戰爭中的個體？因為無論在戰勝國還是戰敗國，每個人對於戰爭的態度都是多元而複雜的，每個處於歷史漩渦中的普通人都面對糾結、掙紮、可能決定生死的個人選擇。集體、榮譽和責任，對每個人而言的內涵和意義也不盡相同。例如，盡管由於信仰、恐懼或無知，大多數德國人都有意無意地支持了納粹的所作所為，但即使在希特勒統治時期的政治清洗、種族清洗以及強制暴力和宣傳過後，仍有秘密反納粹抵抗運動在進行。而同樣身為猶太人，面對納粹政權的反猶主義，有人選擇逃離、有人選擇抗爭、也有人選擇為納粹工作委曲求全，每種選擇都有其動機。

為什麼要傾聽戰爭中的女性個體故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主線故事已經由男人們講述過了，不妨聽聽前線女性能帶給我們什麼全新的啟示。”英國雜志《新政治家》如是說道。而日本劇作家杉山義法在看到“伴伴女郎”（即妓女）英姿颯爽地走在街頭後，意識到，“男人輸了戰爭舉手投降就完了，但女人的戰鬥卻不是這樣。他們一敗塗地時，女人卻在戰鬥。”

那麼女人的戰鬥是怎樣的？

撰文 | 肖舒妍

01

集中營裏的女孩和被隔絕的女孩

誰能真正聆聽她們的故事

1941年夏天，當德軍入侵立陶宛時，立陶宛的婦女們還手捧鮮花向他們致敬，為擺脫蘇聯人的統治而高興——一年前，蘇軍進入立陶宛後，社會陷入一片混亂，這裏的猶太人如履薄冰，再也不能前往猶太會堂。只有朱迪斯·梅塞爾的媽媽不相信，她早就聽到小道消息：“他們（指納粹軍隊）在焚燒波蘭的猶太人。”而梅塞爾一家，正是虔誠的猶太教教徒，時常與猶太同胞共度安息日。

《時代的女性見證者：大屠殺的故事》，作者：挪威雅各布·羅斯，譯者: 沈贇璐，版本: 上海三聯書店，2021年5月

果然，德國人的到來並沒有改善他們的境況。很快就有納粹分子挨家挨戶抓捕猶太人，將他們驅趕到一個名為科夫諾貧民窟的地方。被帶走時，媽媽正在收拾朱迪斯的行李，納粹卻進門一把揪住了她的頭發，將她拖了出去。她原本有一頭烏黑的秀發，這正是典型猶太人的標志。

與媽媽不同，12歲的朱迪斯有著淺色長發、藍色眼睛。這近似雅利安人的特征為她們母女倆在科夫諾隔離區的生活帶來了不少便利：朱迪斯得以隔三岔五溜出隔離區，到黑市交換食物，緩解隔離區內的饑荒——猶太區裏的食物緊缺，人們甚至餓到了吞食草根的地步——一次，她甚至用一枚鑽石戒指，換到了珍貴的五個面包，這簡直是雪中送炭。

朱迪斯·梅塞爾進入集中營之前的照片。

但是這頭淺色頭發，在1944年朱迪斯被帶往斯圖斯霍夫集中營時，為她帶來了巨大的災難。集中營入口的兩位蓋世太保嬉笑著拉扯著她的頭發，其中一位驚喜地說：“好漂亮的淺色劉海。我要把這頭發帶給我女兒。她一定喜歡，正好給洋娃娃做頭發。”等回到母親身旁，被揪掉頭發的朱迪斯已是滿頭滿臉的鮮血。

排在朱迪斯右前方的一位女子，穿著一件連衣裙。蓋世太保命令她脫下裙子，裙擺裏卻掉出一名剛剛出生的嬰兒。蓋世太保二話沒說，拎起了嬰兒扔向草坪，孩子就這麼被狠狠摔死了。而孩子的母親在之後和朱迪斯分到了一間營房。她始終緊緊攥著拳頭不肯放手。拳頭裏，是一只小小的嬰兒鞋。納粹很快發現了這只鞋子，想要沒收。她卻死活不肯松手。於是，納粹一槍崩死了她。

與此同時，在荷蘭，納粹對猶太人的抓捕也在展開。1940年5月德國入侵荷蘭時，幾乎沒有干擾荷蘭的正常生活。他們執掌了權力，但政府機構、公共服務系統的運行基本保持不變，只有反猶太人措施幾乎不可察覺地升級了：猶太人被驅逐出防空避難所，所有猶太人都要登記在冊，必須佩戴黃色大衛星才能出行。1941年2月起，大規模逮捕才真正開始，而登記在案的猶太人已插翅難逃。

《被隔絕的女孩：二戰中的荷蘭猶太人和地下抵抗運動》，作者：<荷> 巴爾特·範埃斯，譯者：成琳，版本：甲骨文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9月

1933年出生在荷蘭海牙的女孩赫西林·德容-斯皮羅，比朱迪斯小3歲，家人往往叫她利恩。與梅塞爾家不同，德容一家並不是恪守清規的典型猶太人，是希特勒的出現，讓他們真正變成了猶太人。

為了保護年幼的女兒不受納粹侵害，1942年8月，利恩的父母將她交給了暗中參與納粹抵抗運動的赫洛馬夫婦。赫洛馬夫人會把小利恩帶到一個非猶太人家庭中寄養，而她將擁有一個新的身份：她不再是一個猶太人，而是一名來自鹿特丹、父母在轟炸中喪生的普通女孩。

在寄養的範埃斯家中，利恩愉快地度過了9歲生日，她把範埃斯夫婦親切地稱為姨父姨母，日子平靜到她甚至沒有覺察到任何不對。直到半年後的1943年春天，警察上門，利恩被迫轉移。她被隔離的日子，似乎才正式開始。

隨後，她在一連串家庭間迅速轉手，在一連串房間中短暫停留，有時是一晚，有時是幾周。而在鹿特丹的一戶人家，為了安全起見，她被禁止在白天出門，於是整整半年她都沒有見過太陽，無論是一月還是七月，房間都一如既往的寒冷。她不能上學，也沒有朋友，因為缺乏光照和運動，腿上出現黑紫色的腫塊，發硬發癢。

在流離失所的日子裏，利恩在夢境中分裂出了兩個自我：好利恩能夠飛翔，飛躍高樓，飛到她曾經玩耍的地方，她靠著自己的超能力拯救動物和人類，事情總會朝著好的方向發展；而壞利恩則在一片看不見的焦油裏跋涉前行，甚至在黏膩的流動液體裏向後漂移，把已死或瀕臨死亡的動物帶到墓地。

朱迪斯同樣需要依靠幻想來度過在集中營的日子。一天，她和母親手牽手共同走進了毒氣室，卻在最後一刻被媽媽用力推了出來，在其他女囚犯們的掩護之下逃回了營房，撿回了一條命。而她的母親，卻消失在了毒氣室中。毒氣室外有兩個大木塊，納粹將屍體放在木塊上，澆上汽油點火焚燒。營地裏始終散發著屍臭。

在被屍臭包圍的時候，朱迪斯會閉上眼睛，想象自己聞到了家中鮮花的芬芳，母親在星期五早上烤面包時飄來的香味，更重要的是，聽見了母親為她唱安睡曲時的聲音。

利恩不知道，或者不敢想她親生父母的下落。她已經很久沒有收到他們的消息了。而她眼下，還有自己的困境要面對。這個寄養家庭冷漠、嚴肅，只有一位名為埃弗特的伯伯敢大聲說話，像個孩子一樣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而利恩是埃弗特伯伯的最愛，常把她抱到自己的膝蓋上，親切地撓她癢癢。

利恩送給親生母親的最後一份生日禮物，一塊畫著卡通畫的小瓷磚。一個即將溺水的男人無法夠到岸邊，卻有一個救生圈朝他飛來。瓷磚下方寫道：“危險達到頂點時，救援近在咫尺。”

直到有一天，這種喜愛打破了邊界，帶來了危險。他把利恩帶到床上，打開了她的雙腿，把手指伸進了內衣包裹下利恩的身體。利恩感到一陣疼痛，鮮血流了出來。埃弗特伯伯告訴利恩，“你是自願的”。之後，這樣的事情發生了一次又一次。每一次，他都強調，“你是自願的”。

戰爭終於在1945年4月結束。比起戰爭結束，利恩更高興的是可以逃離埃弗特伯伯。但與此同時，她在內心深處也幾乎確認，她的父母已經離開人世。赫洛馬女士在這年9月再次出現，將利恩帶回了最初的範埃斯家，交由他們照料。盡管輾轉了那麼多家庭，在此後的一生中，利恩只把這一個地方當做避難所來回顧。

而朱迪斯也撐到了1944年12月。面對戰爭的頹勢，德軍宣布毀掉斯圖斯霍夫集中營。在轉移囚犯的一片混亂中，朱迪斯成功脫逃，並最終坐上了一艘駛往丹麥的小船。丹麥紅十字會的一位婦女問她，“你們知道這是哪裏嗎？”朱迪斯答道：“知道，這兒不是德國。”於是她獲得了一個大大的擁抱。此時，16歲的她，體重只剩22.34千克。

主動選擇“回到”範埃斯家中的利恩，卻並沒有獲得想象中的安全感，反而時常感到疏離。她也曾委婉告知養父養母自己被性侵的遭遇，他們卻不予置評。之後五年，他們從未有過情感方面的討論。每個人都知道這件事的存在，卻沒有人提起。

利恩和範埃斯一家其他孩子拍攝於1984年的合照。照片左起第一位即為利恩。

在一次拍攝全家福後，利恩偷偷寫道：“我總有一種感覺：他們不需要我，而我非常需要他們。我意識到，我對他們的愛可能多於他們對我的愛。”這種不安在她心底嗡嗡作響了三十餘年，最終在範埃斯先生去世後爆發：在寫著他葬禮事宜的卡片上，列出了範埃斯先生的所有兒女和三任伴侶，獨獨沒有利恩的名字。不久後，利恩與範埃斯家族徹底絕交。

1992年，戰爭躲藏兒童大會在阿姆斯特丹召開，500多名在50年前藏身並幸存的孩子相聚。時任阿姆斯特丹市長的埃德·範泰恩，也是被隔離的孩子中的一員。他在開幕致辭中說道：“我們應該對誰說？誰能真正聆聽我們的故事？躲藏的故事定義了我們的整個存在，但我們——至少是我們中的絕大多數——都曾竭盡全力地擺脫那個故事。”

聽到這段話，利恩失聲痛哭，而在現場她身邊的所有人，幾乎都掉下了眼淚。

朱迪斯·梅塞爾現照。

朱迪斯在丹麥接受救助之後，意外收到了哥哥同樣幸存的喜訊，隨後搬到加拿大和哥哥共同生活。隨後，她有了自己的家庭，恢複了學業，熱情參與美國黑人的民權運動，幸運地前後兩次會見了馬丁·路德·金。從集中營死裏逃生的她，深刻意識到，如果黑人的人權可以被踐踏，那麼身為猶太人，她的權利也會隨時蕩然無存——

“在希伯來語中，我們有一句俗語：nekama。它的意思並不是‘複仇’，而是表示站在原地說：‘我還活著，還有反抗一切的膽量。’我們不能忘記過去。假如我們忘記了，那就是讓自己冒著生命危險活著。”

02

兩位女飛行員的鏡像人生

飛行，是為了納粹的榮譽還是自己的夢想？

作為僅有的兩位效力於納粹政權的女性試飛員，漢娜·萊契和梅利塔·馮·施陶芬貝格在許多方面幾乎都是對方的翻版——她們都是愛國主義戰士，都對榮耀、責任和奉獻有著堅定不移的信念。但是她們對於何為“祖國”的理解卻並不相同，加之二人“血統”的些許差異（在納粹德國統治時期，這種差異足以決定生死），她們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甚至成為對方的對立面。

《風的女兒：二戰德國女飛行員的交錯人生》，作者：<英>克萊爾馬利，譯者：姜潔，版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1年3月

梅利塔出生於1903年，漢娜出生於1912年，這是德國航空時代的開拓初期。隨後到來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更賦予了飛行員軍事偵察和軍事格鬥的新使命。飛行員以他們的榮譽為傲，也以他們在空中的英勇身姿為豪。盡管戰敗之後，《凡爾賽條約》規定德國必須解散空軍並銷毀軍用飛機，連發動機驅動的民用飛機生產制造也被叫停，但滑翔機被准許制造。結果戰後幾年內滑翔成了德國年輕人志向高遠的標志性運動。

漢娜出生的希爾施貝格谷天然適合滑翔。巧的是，梅利塔此後也在這裏就讀寄宿學校。兩位女性在同一片長滿青草的山坡學會了飛翔。等到1922年，天資聰穎的梅利塔奔赴慕尼黑工業大學學習航空工程，讓愛好成為了終身的職業志向。她把賺來的每一分錢都花在學習駕駛發動機驅動的飛機上，並很快考下了各種不同類型的飛機駕照；而漢娜則在大學校園裏翹課學開滑翔機，用自己精湛而危險的滑翔技巧征服了眾人。

漢娜在莫塔諾F型滑翔機內，大約攝於1934年。

幾年之後，由於她們出色的飛行技巧，也由於她們特殊的性別身份，關於漢娜和梅利塔的報道在德國的報紙雜志上變得隨處可見，人們贊賞她們的飛行技巧和在空中“細膩”的工作狀態，同時贊美她們的美貌。

到了20世紀30年代，二人的光環終於引起了新成立的納粹政權的注意。她們被雙雙授予女上尉軍銜（這是德國歷史上首次將上尉軍銜授予女性），並肩負起特定的愛國主義政治任務，比如在聲名狼藉的1936年柏林奧運會上進行飛行表演。納粹無疑希望借她們贏得國內外的輿論，正如在柏林運動會中借女性運動員獲得國際好評一般。

漢娜接受媒體采訪、拍攝雜志封面、出席官方活動、和國家政要共進晚餐，一點點淪為一個得力的宣傳工具。她也許意識到了這一點，但只要收益對她有利，她並不介意被利用，甚至樂此不疲。

漢娜的二級鐵十字勳章照。漢娜在這張照片中所流露出的自豪和喜悅，與拍攝了同樣照片的梅利塔的表情形成了天壤之別。

梅利塔的二級鐵十字勳章照，攝於1943年。鐵十字勳章的緞帶被小心翼翼地系成了一個裝飾性的小蝴蝶結。

對梅利塔而言，納粹政權下的“公共關系”則有著完全不同的含義：她的爺爺摩西是一個猶太教徒，盡管她的父親已經皈依基督教新教，一家人也從未討論過自己的猶太血統，而1935年生效的《紐倫堡》法令已經明確了納粹政權的反猶性質，剝奪德國籍猶太人的公民權和一系列基本政治權利。一想到自己的成名將會導致她的家人也成為輿論監督的熱點，甚至暴露自己的猶太血統，梅利塔就忍不住害怕。

好在任職於德國航空研究所的梅利塔，證明了她對納粹政權“不可或缺”的價值。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後，梅利塔和漢娜都決定為德國效力。漢娜曾駕駛過許多滑翔機原型機，也批准過翼盾在內的德國首創飛機不減的設計和制造，這種設計使得飛機可以在放空氣球的鋼纜間穿過，為此她在1941年成為了這場戰爭中首位獲得鐵十字勳章的女性。

而梅利塔憑借在“斯圖卡”俯沖轟炸機的研發和試飛等開創性工作中的卓越表現，收到了一份對她而言意義更為重大的禮物——來自“帝國家譜局”的家譜證明，這證實了她的“德國人血統”和她“等同於雅利安人”的官方地位。“這個特殊的地位救了她的命。”梅利塔的侄女康斯坦策後來斷言。而後梅利塔立刻為她的父親和兄弟姐妹申請了同樣的證明。

梅利塔在機場騎車經過一架容克-87“斯圖卡”，1934年攝於加圖。

1935年至1941年，大約有一萬名德國籍猶太人申請“等同於雅利安人”的官方地位，但只有不到300人成功拿到了這個身份，所有人也都知道，他們得到的身份證明隨時可以被撤銷。梅利塔意識到她的工作直接關系著她自己家庭的安全。為了逃避外界紛擾，更為了保證家庭的安全，梅利塔加倍努力地埋頭於工作，只有飛行於天空，才能帶她逃離這一切。

雖然時時飛過同一片領域，也都是柏林飛行俱樂部的常客，梅利塔和漢娜卻始終在回避彼此，無視彼此，甚至貶低彼此。漢娜認為當下的祖國才真正充滿生命力，她為祖國應有的榮譽而戰，對此她倍感驕傲；梅利塔則更為謹慎，那個傳統保守的德國才是她曾經真正的故鄉，那個德國不僅在為生存反抗同盟國的攻擊，也在反抗暴政極權的納粹政權。

因此，當1943年德國在戰爭中呈現出明顯頹勢時，兩位女性采取了大相徑庭、卻同樣激進的方式來捍衛各自承諾效忠的兩個不同的德國。

想方設法幫助德國贏得戰爭的漢娜，提出了“自殺行動”（此後改名為“自我犧牲行動”）——她希望飛行員將導彈引至撞擊點，但不拉起飛機，用犧牲生命的方式最大程度提高導彈命中率。在她看來，包括她自己在內的飛行員“會志願為某些任務犧牲”，“他們相信只有這種方式才能使他們的國家得到拯救”。提出這個計劃，使得漢娜毫無疑問成為了希特勒和納粹政府的積極幫凶。

“漢娜無條件地崇拜希特勒，毫無保留，”希特勒的女秘書之一特勞德·瓊德之後寫道，“她整個人都非常狂熱，瘋狂地准備為元首和他的理想而死。”

梅利塔則轉向如何幫德國結束戰爭。她的丈夫亞歷山大·馮·施陶芬貝格屬於德國一個古老而保守的貴族家庭，丈夫兄弟三人都沒有加入納粹党，等到1944年春天，大哥克勞斯甚至已是德國秘密反納粹抵抗運動的主要成員。作為“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堅定信徒，克勞斯接受一定程度的種族偏見和反猶主義，但他的底線是，國家不能認可暴力，而納粹政府則打破了他的底線，背叛了國家人民。因此，他和其他抵抗運動的成員共同策劃了一項針對希特勒的暗殺行動。而梅利塔將在其中扮演一項重要的角色——駕駛飛機將克勞斯送往目的地。梅利塔最終出色地完成了這項艱巨而危險的任務。但暗殺沒有成功，三名軍官和一名秘書因傷勢過重身亡，希特勒身受重傷卻活了過來。

行動失敗之後，梅利塔沒有暴露，繼續著自己為德國空軍的研發試飛工作。克勞斯被處死，他的家人、父母包括梅利塔的丈夫都被送進了集中營。梅利塔利用工作之便，不時駕駛飛機為他們送來食物和生活用品。直到1945年戰爭即將結束之時，梅利塔在駕駛飛機尋找家人被關押的監獄的途中，因飛機失事身亡。

而漢娜一直活到了1979年。戰爭結束後，始終沒有正式加入納粹党的漢娜沒有受到處罰，盡管她始終佩戴納粹政權頒發的鐵十字勳章。她參與了多次國際飛行比賽，並撰寫了多版回憶錄，但內容從未審視過她和納粹政權的關系，或譴責過他們的罪惡政策。1945年4月，在蘇聯軍隊攻占柏林後，漢娜曾和時任空軍一級上將的格萊姆共同前往總理府營救希特勒。大敵當前，知道自己時日無多的希特勒也交給了漢娜一顆含有氰化物的膠囊，以備不時之需。在1979年漢娜因“心髒病發作”去世時，仍有人猜測，她是履行了多年前的承諾，服下了膠囊。

03

“伴伴女郎”

收拾戰爭殘局、承擔戰爭後果的女性

20世紀90年代前葉，在日本著名的國際港口城市，一位被眾人喚作“瑪麗”的老太太比當紅的流行偶像更為知名。一說起“橫濱瑪麗”，當時生活在這個城市的人們誰都能聊上兩句。攝影師森日出夫甚至特意追隨瑪麗的行蹤，以她為主角拍攝了一部攝影集《魅影：橫濱瑪麗》。

“瑪麗是這座城市的一道風景，構成城市景觀的一個部分。”森日出夫形容。在他的相機下，略顯老態的瑪麗背著手、駝著背，頭發梳得一絲不苟，從額頭到脖子再到雙手都敷著厚厚一層白粉，從發飾到連衣裙再到高跟鞋也是一身雪白，兩只眼窩卻抹了大面積的深色。這幅裝扮的瑪麗坐在長椅上休息時，常被過路行人當做大型的人偶，她稍一動作，冷不丁會嚇人一跳。

瑪麗在橫濱，森日出夫攝。

坐在長椅上的瑪麗，森日出夫攝。

與其說瑪麗構成了橫濱的城市風景，倒不如說她代表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戰敗的記憶。從那時算起，瑪麗已經做了近半個世紀的賣身生意。

1945年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三天後的8月18日，為了在美軍登陸後維持日本社會的治安、保護良家婦女的安全，政府下令設置慰安所，成立“特殊慰安設施協會”（RAA，Recreation and Amusement Association），甚至在銀座街頭大張旗鼓貼出了公開招募妓女的啟示：“告新日本女性：作為國家戰後處理辦法之一，招募新日本女性參加慰勞進駐軍之大事業。工作性質為女事務員，年齡18至25歲。吃、穿、住全包。”所謂“女事務員”，即為“妓女”的雅稱。

《橫濱瑪麗：被遺忘的真實》，作者：中村高寬，譯者：王眾一，版本：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21年3月

而對於國家的這一緊急需求，一方面一些婦女意識到，“如果沒有我們給占領軍提供性服務，那麼還沒嫁人的女孩就很有可能遭到性侵害。”；另一方面，在戰爭中失去丈夫、失去親人的寡婦，為了在貧困中養育孩子，也只能選擇出賣肉體。

然而，即便有部分女性的主動犧牲，慰安所的業務還是供不應求。有的慰安所門口甚至排起600人的長隊，每位慰安婦每天接待的客人、大兵多達15人，最多時高達60人。有女性被折磨致死，也有女性羞愧自殺。美國大兵為爭奪女人大打出手的事件也頻頻發生，無力執法的日本警察根本控制不了局面。

次年3月，日本政府便下達了“禁止駐軍進入賣淫窟的決定”。慰安所成立僅半年，就面臨了倒閉的命運。在慰安所關閉時，共有5.5萬名慰安婦，最火熱時則有7萬餘人。她們曾被稱為“性防波堤”和“特別挺身隊”，如今卻被遺棄在街頭，許多人迫不得已轉為站街妓女。

她們被稱為“伴伴女郎”，專門接待占領軍大兵的“伴伴女郎”被稱為“洋伴”，其中專門接待白人的又被稱為“白伴”，專門接待黑人則叫“黑伴”，和唯一對象交往的叫“only（專伴）”。不同分類之間還有高低之分，“黑伴”最受歧視。

而瑪麗算是“洋伴”，只找軍官，某段時間還是“專伴”。瑪麗當時人稱“伯爵夫人”，她高貴的神情和精致的裝扮令她在美國軍官中大受歡迎，找她的客人時常大排長隊。

年輕時的瑪麗，森日出夫攝。

久而久之，瑪麗和一位軍官動了真情，成為了他的“專伴”。但是等到美軍占領結束，美國大兵也陸續離開日本，瑪麗不得不和軍官分手，目送著他登船離開。據說，此後四十餘年瑪麗一直留在橫濱，便是放不下對這位軍官的感情。而對方送她的一枚翡翠戒指，她也始終戴在手上，大為珍惜。一次戒指不慎丟失，她傷心不已，向熟識的美容店老板娘一通哭訴。好在之後戒指失而複得，找了回來。

也有妓女變賣家產，買了一張漂洋過海的船票，追隨自己的軍官而去。然而到達美國之後，曾經憧憬的浪漫愛情卻難有美好結局。她們要麼得知，曾對自己許下海誓山盟的大兵在美國早有妻室，只能悻悻分手；要麼發現，曾吹噓自己有良田萬畝、豪宅多處的大兵實際上只在一片荒野中有一間茅房，只能咬緊牙關陪著對方換個國家過苦日子。

選擇留下的“伴伴女郎”，日子也並不好過。20世紀80年代，美國大兵和外國船員等曾經的主顧從橫濱消失後，瑪麗只能退而接待日本客人。盡管行情愈發困難，瑪麗也不是誰的生意都做——據說要入瑪麗的法眼，要同時具備三個條件：戴眼鏡的人聰明，大腹便便的人有錢，膚色黝黑的人健康，如果不能滿足這三個條件，瑪麗根本不會打招呼。在當時的橫濱，男人若是能和瑪麗搭上話，還是件挺榮耀的事兒。

福無雙至，禍不單行。1980年8月，瑪麗經常光顧攬客的大眾酒館伊勢佐木町根岸家宣布倒閉。三個月後，一場詭異的大火將這裏燒了個幹淨。而瑪麗家，正住在根岸家附近。這場大火給瑪麗帶來了強烈的不安，她想著，“要是自己不在的時候發生火災把家當全燒了就糟了”，於是自此以後，她開始隨身攜帶行李走在街頭。可有一天，瑪麗隨身攜帶的重要行李還是讓人一把偷走了。

情況窘迫至此，瑪麗還會大發善心，遇到手頭困難的客人就不收錢，甚至倒貼。以至於坊間也有人笑稱她為“瑪麗菩薩”。

年輕的時候專做洋人，可洋人漸漸地少了。於是開始拉日本客，最後就幹起這個了。她甚至還給那些可憐人、沒錢的人倒貼錢。

就這樣，瑪麗日複一日拎著行李、盛裝打扮地出現在橫濱街頭，成為橫濱著名的都市傳說、特別的街頭風景。除了攝影師森日出夫為她拍攝了一部影集之外，她也引起了劇作家杉山義法的注意，以她為原型創作了一部舞台劇《橫濱羅莎》。

《橫濱羅莎》在關內禮堂首演時的傳單。

在得知瑪麗的故事之後，杉山義法回想起了自己年少時見過的伴伴女郎，“她們肩上搭著披肩，穿著短裙，英姿颯爽地走在街上……勇敢地戰鬥著。”看著眼前的場景，杉山萌生了一種想法：“戰敗之後，男人不管怎麼說思想上已經輸掉了，因為他們已經失去了旗幟。他們一敗塗地時，女人卻在戰鬥。男人輸了戰爭舉手投降就完了，但女人的戰鬥卻不是這樣。回到家裏總要做飯，照顧孩子，還要照顧婆婆。忙起家務來沒完沒了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女人真是很了不起啊。”

一直到1995年12月，瑪麗才離開橫濱，住進了家鄉一間養老院。做了一輩子伴伴女郎的瑪麗，曾竭力保持著神秘，沒有人知道她的真名、她的年齡、她的家鄉。在養老院中，她的神秘卻消失了，她不再每日全身敷上厚厚的白粉，只在見客時化上得體的淡妝，和任何一個普通老太太沒有兩樣。瑪麗於2005年1月去世，此時人們終於得知了她的年齡：她出生於1921年，享年83歲。

作者｜肖舒妍；

編輯｜走走；

校對｜趙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