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能走出古代世界的哥特人歷史

三少爺嘲風16:01

西羅馬帝國瓦解後，最有望成為一個新政體甚至新文明的脊梁者應是東日耳曼人建立的諸王國，他們是西哥特人、汪達爾人、格皮德人、東哥特人；此外，建立王國的蘇維匯人、勃艮第人、倫巴德人也可能屬於這個語支。

它們也是最早進場的，該潛能卻未能發揮，反而由邊遠的、沒有進入帝國腹心地帶的法蘭克人取代，東日耳曼人則被歷史洪流湮沒。這與“五胡亂華”在中原者最後皆被歷史的波浪淘盡，而此後的局面卻是由歷來處於中華框架外的鮮卑人開創的一般。

“476年”有多大歷史意義？

比利時史學家亨利·皮朗挑戰愛德華·吉本以來視476年為“上古”終結的成見，認為至476年西羅馬固然名實俱亡，地中海的完整性依舊，直至教派的興起才促使舊羅馬西疆在經濟上內向。批判者或指出地中海作為一經濟單位在476年前已無存或強調帝國西部舊疆在新的王國出現後仍多少保留經濟與制度的延續性，教派崛起的影響不大。

皮朗的“地中海的分裂”命題其實與本書第十九章相呼應，即視帝國在“3世紀危機”時出現三個板塊裂紋為古代地中海解體之預兆，其意都在將476年降級為只是對後來西歐邊角才有意義的分水嶺。然而，本書強調的是三個文化板塊各有自身內在的動力與前程，縱使地中海後來重建了跨文化區貿易，卻無減於它已裂為三個區塊之事實。

一個膚淺的印象是將日耳曼人“埋葬”西羅馬等同阿拉伯人征服帝國東部與南岸，皆視新興民族掙破古代世界的框框，催生了今日西歐與伊斯蘭世界。這個含混的說法卻未顧及取代西羅馬的東日耳曼語群如前者一般都只現身於古代史舞台，即被歷史的新浪淹沒，其造化連“東羅馬”苟延至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前夕都不如。東日耳曼人甚至占領了意大利，為何未順理成章成為新歐洲的胚胎？他們非但沒代羅馬而興，反倒走入了歷史的窮巷，原因何在？

日耳曼人南遷的假設

今日西歐諸國乃由西日耳曼人、北日耳曼人以及拉丁民族組成，東歐諸國則主要由斯拉夫人、芬匈語系以及少許拉丁民族以及來自亞洲的阿爾泰族群組成（這裏不包括巴爾幹的希臘人）。日耳曼研究有東西北三支同源說，雖在語言學上無法確定曾存在過一個共同語祖，但考古學試圖追蹤日耳曼人從北歐南下的足跡。

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北歐地帶（丹麥、瑞典與挪威的濱波羅的海地區，以及挪威的北海南岸）進入了青銅器時代，但此時日耳曼語祖 迄未誕生。對中古以前的日耳曼語研究，多憑臆測：日耳曼語祖大致不會早於公元前500年。

該時，如果北歐乃日耳曼語祖之故鄉，則其在考古學上的足跡已南下遍至萊茵河、威悉河、易北河、奧德河、維斯杜拉河這一大片南北向河道的下遊出海處。按此說，至公元元年前後，即羅馬帝國的孩提期，他們已沿著各大河流域深入今德國與波蘭內地，大致可分成五個區塊：

（1）留在北歐老家的北日耳曼語族群；（2）由丹麥延伸至今荷比一帶的北海日耳曼語族群，內含未來英語之胚胎；（3）威悉–萊茵日耳曼語族群，包括法蘭克語的先祖（祖孫今皆絕滅）；（4）其東的易北日耳曼語族群，包括今天德國的大部分，此分支乃“高地德語”之祖，後來演變為標准德語；（5）其東由奧德河至維斯杜拉河流域則為東日耳曼語群，包括後來的哥特人的祖宗，今全部滅絕。

這是主流的說法，後現代史學則視同一名號其實已經歷過多次斷層，待其進人歷史視野，呈現的該是最晚近才“發明”的認同。將哥特人歸入“日耳曼”，是否乃19世紀浪漫主義語言學的傑作，待考。古羅馬人可沒這麼做，他們統稱高盧諸省或萊茵河以東為“日耳曼尼亞”，多瑙河以北則曰“斯基泰”，待269年由元老院向一位征蠻勝利的皇帝上尊號，始修正了過期的希臘蠻夷觀，導致“哥特人”名號的官方化。

待至3世紀20年代，多瑙河下遊已獲得了“哥特岸”之稱。換而言之，“哥特人”乃羅馬的多瑙河邊境之產物。如果連現代標准德語都至中世紀方才成形，古羅馬時代就有“日耳曼語大家族”恐怕不乏想象成分。文藝複興時代出現“哥特式”一詞，乃“蠻夷風”之謂，加深了古代哥特人導致“古典風”淪亡的聯想，卻沒將其稱為“日耳曼風”。

在“哥特”名號出現前，幾無可考，但若說“哥特人”在結群之前是無祖先的，亦難言之成理。因此仍需參考主流學派的“祖日耳曼人”南下的觀點，不過後現代主義思維警告我們同一批人可能已被“發明”了多次。假若有此行動主體，他們並非經歷無人之境，而主要是取代了古代的凱爾特人，並與斯基泰遺裔薩爾馬提亞人形成犬牙交錯之勢。

後者屬廣義的伊朗族，他們勢力最盛時（約公元前100年），盤踞範圍東起伏爾加河，西達維斯杜拉河，西南至多瑙河口，南抵黑海與裏海北岸以及北高加索。至公元3世紀，能為羅馬人辨認的“哥特人”已發展至黑海北岸，而在其西的羅馬潘諾尼亞省（約當今匈牙利、奧地利、塞爾維亞各一部）則仍有薩爾馬提亞人的勢力，且對羅馬構成邊患，則顯然薩爾馬提亞人的故地已遭哥特人切割。

後來亞洲的匈人來臨，將兩者都往西趕入帝國境內。烏克蘭草原從另一個德國之胚胎變成今天的斯拉夫人的國土，實拜匈奴之賜。然而，南下的“日耳曼人”與後來的斯拉夫人之關系如何？因後者在拜占庭史料中方出現，而考古遺址亦很難與語族連扣，連其時斯拉夫人是否已形成都無可奉告。在語言學上，哥特語固然被編人日耳曼家族，但其偏東，不免受斯基泰（薩爾馬提亞）文化的影響。

如果將其成形之地——日耳曼尼亞以東、多瑙河以北、頓河以西的廣大土地——視作哥特人原鄉，那麼，在哥特時代過後，這一大片領土卻無聲無臭地成為斯拉夫人之鄉，比世界史上許多偉大征服者動作來得快，囊括的土地來得廣袤，卻比歷史上任何領土擴張都水波不興。斯拉夫人無組織，其領導者多為外來，這可能嗎？

他們是哥特別種、薩爾馬提亞遺裔（阿蘭人）、本來就留在原地的嗎？但三者在語言學上又非同一家。可以肯定的一點：三者之間具地域承先啟後性，乃有別於西歐“日耳曼尼亞”的一個單位。

我們志不在解開這個謎團，只是注目一些疑團：縱使哥特人與日耳曼人享有同一個共祖，在入羅馬時期後，已各自有了來龍和去脈；前任、鄰居、後繼皆迥異，完全是兩種命運。日耳曼人開創了未來的西歐，哥特人為羅馬陪葬，說得確切一點兒，是他們填補了帝國晚期的歷史，苟延了它的生命，陪它走到盡頭。

羅馬的哥特戰線與多瑙集團

論及“3世紀危機”的論述都以224年薩珊帝國崛起於羅馬東疆作為危機的引爆線，而以皇帝瓦勒良戰敗被俘、帝國分裂成三為總爆發。羅馬進入四面受敵、中樞更替頻盈、國防負擔陡增的總危機狀態，其解決方案就是中央集權化、榨於地方的資源，以及物色統一思想的國教，待帝國從“3世紀危機”中冒出來，它已變成另一種動物，在時間上亦進入了“古代晚期”。

提醒帝國最後解體的導因來自“東日耳曼”戰線，即東西向的多瑙河與南北向的萊茵河組成的凹弧形北疆。史家既有後知之明，掌握了“東日耳曼人”在帝國解體過程的中心角色，史論則不妨聚焦於多瑙邊防一線。

在瓦勒良的災難前，另一位羅馬皇帝德西烏斯已在多瑙防線死於哥特人之手。該災難是在勝仗中發生的，不具後來亞德裏亞堡之役的里程碑意義，遂成為鮮為人知的冷僻史實。另一個從表面看不出有關聯的現象是中樞的帝位爭奪多由國防軍的多瑙集團勝出，而不列顛—萊茵邊陲頂多誕生割據政權（唯一例外是君士坦丁大帝，但他的誕生地仍然是多瑙邊區）。

中興之主奧勒良與戴克裏先即出自多瑙集團，君士坦丁之父亦然，因此君士坦丁的誕生地為多瑙河北岸棄守後改遷南岸的達契亞省，其後瓦倫提尼安皇朝的建立者瓦倫提尼安一世誕生於潘諾尼亞，西羅馬最後的兩位棟梁是君士坦提烏斯與埃提烏斯。

前者與君士坦丁大帝同一誕生地，後者則生在其隔鄰的穆細亞，蓋其父為一位具“斯基泰”背景的羅馬將軍，其時古代的“斯基泰人”早已不存，變成地理名詞兼時代錯誤的蠻族稱謂，因此可能指東日耳曼族群，甚至是哥特人。

君士坦丁再度將帝國統一後，雖廢棄戴克裏先的四帝制度，仍將帝國分成“四大禁衛長行台”，而巴爾幹與希臘這一塊卻稱之為“伊裏利孔”，亦即以昔日邊塞地命名這一整個古典文明地帶，假使漢代用“朔方”來涵蓋整個三輔京畿地帶，可比擬之。而伊裏利孔正是多瑙前線。基於此透視，“多瑙集團”一詞，以隋唐史上的關隴集團比擬其在再造帝國中之關鍵角色。待羅馬歷經中興，帝國國力終於萎縮.最後保住的仍是多瑙防線以南的巴爾幹，且以此為本另組拜占庭邦，豈是偶然？

2世紀下半葉，羅馬全盛時期的五賢君之一奧勒留皇帝，為了抵禦入侵的馬科曼尼族和誇地族，曾親自鎮守多瑙河邊鎮卡爾農屯達三年之久，可謂黃金時代將逝的預報。°在“3世紀危機”爆發前夕最後一個持續性皇朝——塞維魯皇朝——的建立人塞普蒂米烏斯·塞維魯即以潘諾尼亞軍團為本錢，在卡爾農屯稱帝，入主中央。

至308年，解決了“3世紀危機”的退休皇帝戴克裏先在同一地卡爾農屯舉行四帝會議，意圖解決他發明的四帝制度的內在危機，也在此收回了害基督教令。四帝皆出自多瑙集團，可謂從四方回到老根據地面商如何妥善地平分天下。

在羅馬的記載中，哥特人首次犯邊是238年。它發生在薩珊帝國崛起年間，真是屋漏偏逢連夜雨。251年，皇帝德西烏斯在攔截哥特越境劫掠者作戰時陣亡。255—257年之間，哥特人渡過黑海侵襲小亞細亞北岸，騷擾馬爾馬拉海沿岸。

隔了10年，哥特人夥同近親赫盧利人又南掠至拜占庭一帶，遭羅馬海軍斷了後路，遂往南闖入愛琴海，擾及希臘半島的雅典與斯巴達，為羅馬人所擊潰，但第二批大軍又抵達，蹂躪愛琴海諸島，波及羅得島、克裏特與塞浦路斯，甚至還有侵入意大利的意圖，亦為羅馬擊敗。

勝利的奧勒良皇帝卻不得不在271年棄守多瑙河北岸的達契亞——約今羅馬尼亞之地——把它讓予哥特人。在帝國境內被俘獲的哥特人則被當作勞力徙置於羅馬土地上，不少還被納入羅馬的部隊。羅馬的國防軍在多瑙戰線作戰的結果，自身亦有日趨蠻族化的傾向。

這些藩鎮“蠻兵”很快就變成羅馬公民。公元212年，皇帝卡拉卡拉頒布了安東尼憲法，將羅馬公民權授予帝國境內的所有自由人。一直以來，服兵役是各省居民獲取公民權的捷徑，如今變得毫無吸引力，帝國公民願意當兵者銳減，反而，它變成邊境上的“蠻族”獲取羅馬公民權的方便之門。

著名羅馬史學家伯裏指出：帝國的北疆省份居民多日耳曼人，尤其施行對士兵分配土地以實邊的政策，而士兵卻來源於越來越多的日耳曼人，在3世紀時，其效應仍未顯著，軍隊仍在伊裏利亞人（似指羅馬多瑙省份人士）手中，但至第4世紀前四分之一，日耳曼的將星已然升起，日耳曼戰士的習俗彌漫於羅馬軍隊中：士兵們擁戴朱利安與瓦倫提尼安一世為帝的方式，就是把他們高抬於盾上，“恍如日耳曼國王”，日耳曼人陸續進入帝國中樞，甚至滲人帝室的血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