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賈誼於長沙，非無聖主。淺說賈誼為什麼要去長沙？

"賈生矯矯，弱冠登朝。"

賈誼是西漢初年著名的政論家，一篇《過秦論》千古留名。賈誼在二十二歲時應召進京，深得漢文帝賞識，很快便超遷為太中大夫，文帝還想讓他位列公卿。

以賈誼的才乾，得到漢文帝這麼寵信，理應前途無量。然而，事實是賈誼仕途多舛，不但沒有被提升，反而在漢文帝三年，被貶為長沙王太傅。

人們對賈誼的被貶歷來持惋惜之意，司馬遷認為是銳意改革的賈誼被老臣進讒言所致，應劭認為是賈誼得罪了文帝的幸臣鄧通。

從史實記載看，賈誼被貶去長沙確實與那些老臣以及鄧通的攻擊有直接關系。實際卻不盡然，賈誼當時已經晉身為西漢統治階級的組成人員。

在倡導政治改革時，雖然能夠敏銳地把握到歷史發展方向，但對改革的複雜性和長期性認識不足。

政治鬥爭手腕與智慧兩者皆無，以致應對之策出現原則性的錯誤，這應該是賈誼被貶去長沙的深層次原因。

一、改革遭到既得利益者反對

西漢初期，朝廷中共有兩股最大的勢力。首先是劉氏親貴，漢高祖先後分封十餘個同姓王，只有長沙王吳右是異姓。

這些諸侯王勢力相當大，一切制度和中央相同，處於半獨立狀態。

第二個是軍功集團，就是那些在亡秦、滅楚、興漢過程中立下軍功的人，他們大都得到高下不等的爵位、田宅財產和特權，擁有強大的政治、經濟勢力，主宰漢初七十年間的朝政。

高祖時幾乎所有的三公九卿、王國相以及近百分之九十的郡太守都出自這個集團。漢高祖與功臣、諸侯王們訂立"白馬之盟"。

規定皇帝、諸侯王、軍功集團各自的政治權利和政治地位，以此保護各自的政治利益。賈誼初臨政位，意氣風發。

每次皇帝召令議事，各位老臣不能建言進策時，他都全部給出對策，諸位老臣紛紛認為自己不如賈誼。

鋒芒畢露的賈誼開始輪番上書建言獻策。漢文帝元年，賈誼上《論定制度興禮樂疏》，言辭激烈地批判漢初禮儀廢壞的現象。

他提出"定制度"即"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賈誼的這套主張主要目的是打亂現有的統治秩序，必然危及到軍工集團的政治利益，因而遭到激烈反對。

當賈誼的變革思想與功臣集團利益形成尖銳對立時，身單力薄的賈誼只能無奈地看到自己的建議流產。

漢文帝時，功臣與外戚在朝中占有重要的職位，他們自西漢建國時起就居住在長安，盤根錯節，關系複雜，組成的各股勢力隨時都可以影響甚至左右朝政，對中央王朝的威脅嚴重。

針對這種情況，賈誼上疏建議列侯就國，讓他們離開中央。對於這種強化中央集權的建議，文帝欣然采納並下詔通過。

然而列侯們卻都不願意離開長安這個政治中樞，於是不理不睬，靜觀其變。不得已文帝只得再次下令，先免去周勃的丞相職務，要求他帶頭到諸侯國上任。

這個免職措施異常強硬，可以想見當時列侯抵制力之強，以及文帝遇到的重重阻力。而這道直接危及到列侯們的政治利益的命令的始作俑者，正是賈誼。

對於文帝，列侯們不便直接反對。於是，賈誼這個"專欲擅權，紛亂諸事"的洛陽少年便成為眾矢之的，周勃、灌嬰等老臣紛紛上書指斥賈誼。

為了緩解列侯們的反抗情緒，漢文帝必然要做出一定的妥協，而賈誼被貶長沙也就是應有之義，文帝作此決定實屬情理之中的事。

二、"積極多為"與"清靜無為"對立

賈誼提出的政治建議過於激進，在當時是無法實施的。面對當時的政治困境，以漢文帝之尊尚不得不繼續執行黃老無為的政治思想。

文帝傾向於無為而治是有其深刻的政治原因的。他上位的主要因素是功臣集團的舉薦和支持，在皇室及外戚方面都無強援，因而在繼位之時便經受著嚴峻的政治考驗。

當時他主要面對權臣、強藩、外患這三大矛盾，這些矛盾因素互相糾結，彼此影響，一直對文帝時期的政局產生著極大的左右力量。

功臣集團從西漢初年就一直牢牢掌握中央政權，而同姓諸侯王國政治勢力更是龐大，勢力的強大使得不少諸侯王都心懷不軌之心，都認為自己也可以上位龍椅當皇帝。

其中的濟北王劉興居和淮南王劉長就曾為此先後起兵叛亂。賈誼針對諸侯王的策略是消弱諸侯王個體實力，概括為"未生子先分家"。

其思想與推恩令類似，允許諸侯王在自己孩子未出生時就可以先在諸侯王國內部分領土地。而即位不久的漢文帝。

在客觀形勢上還無力推行這麼大幅度的改革，否則可能"欲速則不達"，引起諸侯王的更大反彈。

漢文帝對匈奴的最初政策是武力征討，在登上皇位不久，他曾經聚天下精兵於廣武常溪想要對匈奴進行征討。

然而當時的百姓對用兵憂懼不堪，這使他最終明白，在當時的情況下不允許大規模征兵作戰，否則老百姓和國家都可能無法承擔沉重的壓力。

漢文帝對匈奴的反擊戰未能成功，另一個重要因素是濟北王劉興居乘機造反，漢文帝只好回師平叛。而漢朝對匈奴不得不采取守勢，實行以和親為主的懷柔政策。

這些事實證明，當時西漢較為貧弱的客觀形勢不適合有大的舉措，"積極多為"極可能引發不可估量的後果。

漢文帝切實認識到這一點後，加上個人對於道家的偏好，與周勃、灌嬰等人思路正好契合，於是將道家"清靜無為"思想引入朝廷，立為當時的國策。

面對西漢初年錯綜複雜的形勢，漢文帝只能采取以穩定為主的政策，盡量不激發矛盾。可以說，就當時情況來看，西漢王朝從上到下，包括皇帝、大臣以及普通百姓在內都是"無為"政策的忠實擁躉。

而賈誼對文帝穩健的治國方略多有異議，他的改革建議涉及到整個上層建築，目標確實高遠，但體量卻實在過於龐大，步驟也過於激進和不合時宜。

賈誼盲目地高估了文帝手中的權力，缺乏多方支持力量的漢文帝領導的中央王朝，根本沒有足夠的力量來平息諸侯國的叛亂。

而對於當時漢文帝重要支持者的功臣集團，他的處理意見也過於簡單，也有些超前。

在暫時沒有其他新興階層的力量可以用來對抗諸侯王和匈奴的情況下，"遣列侯之國"的政策在某種程度上只能起到削弱中央實力的作用。

而賈誼對匈奴勢力以德服之、以五餌誘之的策略，又過於理想化和耗費錢財，漢朝當時的財政是負擔不起的。

賈誼的改革思想觸動的是整個上層統治階層的利益，如果執行這種政治策略，極為可能激發全面的社會矛盾，會徹底動搖漢王朝的統治根基，漢文帝顯然不能接受。

況且，賈誼以弱冠之齡就驟登高位，年少氣盛，恃才傲物。用現在的說法就是智商高絕，但情商很低。

他沒有一點政治鬥爭策略，幾乎將一切人都推到了自己的對立面，他對諸侯王大加議論，對功臣集團不屑一顧。

甚至對文帝的寵臣鄧通也不放過，數次在朝廷上進行譏諷。這些人對他也都是極為厭惡。漢文帝曾下達"除盜鑄錢令"，並允許鄧通私人鑄錢。

在當時以鄧通弄臣的地位，即使他能夠得到一部分利益，但最大的得利者顯然是漢文帝，這可能是漢文帝在功臣集團、諸侯王國環伺時擴大財權的一個無奈舉措。

但賈誼卻上書反對，這不但得罪了鄧通及其他在中央有影響力的大臣，也進一步失去了漢文帝的信任，漢文帝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把賈誼當作了掣肘自己政策施行之人。

好在漢文帝總算是一位明君，他把賈誼派到偏遠的長沙王國，在貶謫的同時，也是對他的保護和磨練。

在相對勢力較弱的異姓王國，他不會因為激進的反對諸侯王國的思想而受到傷害。可是賈誼卻沒有認真反思。

也沒能認識到漢文帝的這一點好意，卻一味自歎自憐懷才不遇，漢文帝對他應該也是很失望吧。

三、結語

西漢初年實行的無為而治、與民休養生息的政策，有效地保證社會秩序相對穩定發展。賈誼前瞻性地提出"遣列侯之國"、"眾建諸侯而少其力"。

對匈奴進行分化誘惑以及擇機攻擊等策略，事實上是對整個上層建築進行改革的政策，這些都是符合地主階級長遠利益的儒家思想。

賈誼的改革措施，實際上也是儒家和道家思想的激烈對撞，主張中央集權者傾向儒家，而諸侯王、功臣集團等傾向道家。

在這場鬥爭中，把持朝政的特權階層是不會輕易讓步的。並且由於他沒有認清當時需要"清靜無為"的客觀形勢，提出的政治主張雖好但卻過於超越現實。

也就是不合時宜。事實證明，那些一貫被人們誤認為是嫉賢妒能、排擠賈誼的"庸臣"們的決策是正確的，"清靜無為"使整個西漢前期受益匪淺。

因而最終徘徊在儒道之間的漢文帝，還是決定拋棄儒家一派，本著利益最大化的原則選擇道家一派的政治勢力。

那麼賈誼被貶長沙也就成了順理成章、不可避免的事實。智商很高情商很低的賈誼，最終使自己成為歷史上一個悲劇人物的典型代表。

倘若他的性格能夠堅韌一些，而不是遇挫即折，考慮問題更周全一些，而不是簡單直接處理，那麼他很可能成為歷史上一位頗有建樹的政治家、思想家。

參考文獻：

《漢帝國的建立與劉邦集團--軍功受益集團研究》

《史記》

文/羽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