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官員有一項特殊榮譽，二品以上才有資格享受，但皇帝不輕易給

中國古代帝王為了籠絡朝廷重臣，不僅在生前會給予加官進爵的封賞，在死後也會有一系列的優待，比如賜爵、賜諡號、建祠立傳、派皇子大臣致祭等。不過，古代又有“反葬之禮”，自漢唐以來大臣死後，按例都要將靈柩運回原籍安葬，那麼這就牽涉到一個問題那就是入城治喪。

何謂“入城治喪”呢？原來古代時，由於封建迷信和陰陽拘忌之說，認為死在外地的人進城會帶來不祥，即便是死在郊外也不能入城，更別說是將靈柩抬回家中了。當時的守城兵丁並尤其忌諱靈柩入城，他們百般阻攔，在沒得到官方允許的情況下，也是斷不會放行的。

作為官僚集團，官員的身份地位自然要高於平民，但他們也不例外，如果死在外地沒有皇帝的特旨靈柩是不能入城的，這種習俗流傳了上千年，到了清代時同樣如此。尤其是省城和京師這些重要城市更是控制的非常嚴格。

因此，清代的皇帝將入城治喪當作是獎勵大臣的一個榮譽。清廷規定，官員卒於任上及其父、母、妻之喪，一律要回原籍安葬，並要照會地方官，如果是一般的小城通常情況下都可以入城治喪。若是官員原籍在京師，只有二品以上大員才有資格請旨入城，至於准不准還得看聖意。

同樣，各省的省城同樣不能入城，非勳績大吏、陣亡官員，照例不准穿行。京城要求就更高了，非賜諡大臣、陣亡將帥，奉旨後方准入城治喪。故而，清代官員將入城治喪視為至高的榮譽。

入城治喪之典有一個不斷變化的過程，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規定：出征病故官兵骸骨歸旗，准其入城。但是，此後極少有入城治喪者。直到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才明確規定：“凡官卒任所，或父母與妻喪，許多入城治事。”但實際上入城治喪的僅僅是少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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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內務府慎行司郎中鄂素死於通州任所，康熙帝諭旨：“郎中鄂素，病卒於官，深為可憫，著護柩入城歸第。”當年，鄂素年僅四十一歲，也創下二百年來小臣入城治喪的先例，至大清滅亡，這樣的例子再也沒有出現過。下面例舉一些大臣入城治喪的例子：

雍正七年（1729年），雍正帝特降諭旨：署理直隸總督何世琪卒，加禮部尚書銜，並於司庫內賞銀一千兩。其柩起行之日，著省城官吏齊集奠送，所過直隸地方文武官員親往祭奠，並遣人護送。山東經過州縣亦著地方官照看，到家之日，准其柩入城治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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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六十年（1795年），兩廣總督孫補山靈柩由廣西賜葬錢塘，奉旨入城，其葬禮之隆重，前所未聞。嘉慶二十年（1815年），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百齡卒於江寧，嘉慶帝遣侍衛賜祭，許柩入城治喪。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鴉片戰爭時在鎮海縣殉國的兩江總督裕恒，特旨准其入城治喪。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五月，大學士王鼎靈柩入城治喪。鹹豐四年（1854年），兩廣總督琦善卒，追贈太子太保，協辦大學士，照總督陣亡例賜恤，賞給一等輕車都尉，世襲罔替，並准其入城治喪。

從清代的史料記載來看，入城治喪對於官員家屬來說是莫大的榮耀，但這種皇帝的賞賜僅僅局限與很小的範圍內，至少來說也是二品以上大員的專屬。事實上，很多二品大員往往都不能享受到這種待遇，從一定程度上來講，入城治喪之典成為了皇帝籠絡官員的一種有效手段。

參考文獻：《中國通史》，《清史稿》，《清實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