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部正史鬧出兩個笑話：漢高祖不是劉邦是匈奴人，張廷玉留下破綻乾隆沒看出來

《史記》和《漢書》的《高祖本紀》的第一句是一樣的：“高祖，沛豐邑中陽裏人也，姓劉氏。”

這兩本史書中的“高祖”，說的都是“漢高祖”劉邦。如果劉邦九泉之下有知，聽到自己被叫了兩千多年“漢高祖”，肯定會穿越回去，先把司馬遷多切幾刀，然後留下遺詔，嚴禁姓班的讀書認字，更不許他們修史。

劉邦被叫了兩千年漢高祖，其實他的廟號是太祖，諡號是高皇帝，這在稱劉邦為“漢高祖”的《史記》和《漢書》中都寫得很清楚：“群臣曰：‘帝起細微，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為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曰高皇帝。”

明知道劉邦是“漢太祖高皇帝”，卻一定要寫成“漢高祖”，也不知道司馬遷和班固是咋想的。他們故意誤寫，讓後來的“漢高祖”有點無處存身的意思了：雖然我是匈奴人，但也是漢家外孫，而且我還姓劉，為什麼我這個漢高祖沒有存在感？

那位自稱漢高祖而不太被承認，也不廣為人知的漢高祖叫劉淵，字元海，因為犯了唐高祖李淵的名諱，房玄齡主持編纂《晉書》的時候不敢直呼其名：“劉元海，新興匈奴人，冒頓之後也。名犯高祖廟諱，故稱其字焉。初，漢高祖以宗女為公主，以妻冒頓，約為兄弟，故其子孫遂冒姓劉氏。（劉元海）以永嘉四年死，在位六年，偽諡光文皇帝，廟號高祖，墓號永光陵。”

房玄齡說劉淵的諡號廟號都是偽號，這是按照修史規矩，站在晉朝皇帝的角度評價同期人物，雖然不公允，但規矩就是規矩，清朝人修《明史》，也是以朱家為正統。

房玄齡雖然按照修史規矩稱劉淵之漢為“偽”，但卻不能否認他姓劉——兩漢三國時期的匈奴平民好像沒有姓氏，單於也只有氏而沒有姓，所以從攣鞮氏冒頓單於之後，匈奴皇族以劉為姓，也就不足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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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朝不斷和親，於是就出現了某位單於的祖奶奶是漢人、奶奶是漢人、母親是漢人的情況，其匈奴血統只剩下了八分之一甚至更少，所以劉淵乾脆連匈奴名字都沒有了。

漢丞相曹操（後被追尊為魏武帝）將於扶羅單於部族一分為五：左部居太原茲氏，右部居祁，南部居蒲子，北部居新興，中部居大陵，於扶羅之子、左賢王劉豹為左部帥，劉豹生了一個很有出息的兒子，那就是後來的漢高祖劉淵。

如果說歷史上真有漢高祖，那麼他只能是劉淵而不是劉邦，事實上漢朝“三祖五宗”之說，就是來自劉淵：漢太祖高皇帝劉邦，是孝惠帝劉盈上的尊號；漢世祖光武皇帝劉秀，是漢顯宗孝明皇帝劉莊上的尊號；漢烈祖昭烈皇帝劉備，就是漢高祖劉淵追尊的——劉淵這個漢高祖的後代沒有將自己與劉邦、劉秀、劉備相提並論，實際是因為劉淵建立的“漢趙”存續時間太短了。

劉邦被叫了兩千年漢高祖，雖然可能是把諡號和廟號搞反了，但總算還不算離譜，而號稱“修纂時間最長、最嚴謹”的《明史》鬧出的大笑話，讓人對名氣很大的張廷玉的治學態度和數學知識產生了懷疑。

《明史》是否嚴謹，史學家有兩種截然相反的看法：看法一，《明史》修纂近百年，就是為了編造謊言抹黑明朝帝王將相；其二，為了精益求精，所以從順治二年設立明史館開始，直到乾隆四年向皇帝進呈定稿，一直在修正謬誤，所以該史最為客觀公允可信。

這兩種說法都有道理，我們看《明史》第一篇本紀，就會發現清朝對明太祖高皇帝朱元璋的評價還是極高的：“帝天授智勇，統一方夏，緯武經文，為漢、唐、宋諸君所未及。太祖以聰明神武之資，抱濟世安民之志，乘時應運，豪傑景從，戡亂摧強，十五載而成帝業。武定禍亂，文致太平，太祖實身兼之。”

《明史》用了幾百字誇獎朱元璋而沒有半字批評，可能跟康熙皇帝十分崇拜朱元璋有關——康熙和乾隆祭拜明孝陵都是大禮參拜，並稱其“治隆唐宋，遠邁漢唐” ，可見抹黑明朝之說未必完全可信。

《明史》對明朝前期中期的皇帝評價都很高，甚至對明武宗朱厚照也不全是批評：“明自正統（明英宗朱祁鎮第一個年號）以來，國勢浸弱。毅皇（朱厚照諡號承天達道英肅睿哲昭德顯功弘文思孝毅皇帝，簡稱毅皇帝）手除逆瑾（劉瑾），躬禦邊寇（大戰韃靼小王子），奮然欲以武功自雄。然耽樂嬉遊，暱近群小，至自署官號（威武大將軍總兵官、鎮國公），冠履之分蕩然矣。猶幸用人之柄躬自操持，而秉鈞諸臣補苴匡救，是以朝綱紊亂，而不底於危亡。”

大明世襲大明建州衛指揮使愛新覺羅家族創建的清軍是，打著“為大明平亂，為崇禎報仇”的旗號入主中原的，所以對南明政權的評價都不高，對李自成張獻忠以流寇視之，自然也沒有好話。

為了表示對南明以及張獻忠“大西”、李自成“大順”的仇恨，清朝史官有駱駝不吹馬，就鬧出了一個大笑話。

明崇禎皇帝的“懷宗、欽天守道敏毅敦儉弘文襄武體仁致孝莊烈端皇帝（簡稱莊烈帝）”諡號和廟號，是順治（實際是多爾袞主持）追尊的，南明給他的廟號是思宗、毅宗、威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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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認為明朝之亡，不全怪崇禎：“莊烈帝勵精有為，視武宗何啻霄壤，而顧失天下，何也？帝承神、熹之後，慨然有為。即位之初，沈機獨斷，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勢已傾，積習難挽。”

清朝修史，當然不會說明亡於清，他們找了兩只替罪羊，一只叫李自成，另一只叫張獻忠，尤其是對張獻忠的描述，更是誇張得離譜：“獻忠黃面長身虎頷，人號黃虎。性狡譎，嗜殺，一日不殺人，輒悒悒不……將卒以殺人多少敘功次，共殺男女六萬萬有奇。”

六萬萬是多少，這個不用筆者解釋：明初人口為六千萬，明末人口在一萬萬五千萬到兩萬萬之間；清朝初期人口為六千萬到七千萬之間，最高峰達到四萬萬（有一說為兩萬萬，好像不太對）——張獻忠把明朝和清朝人口加起來都殺了，恰好是六萬萬。

“嚴謹”的《明史》鬧出這麼大的數字笑話，還真不能怪張廷玉，要怪也只能怪乾隆皇帝，和珅和紀曉嵐修《四庫全書》的時候，也面臨過張廷玉的無奈：乾隆自認為無所不知，喜歡在臣子進呈的書籍中挑出一些錯誤，以顯示自己高人一頭，臣子們投其所好，故意留下一些錯字和紕漏，以備皇帝糾正。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張廷玉、和珅、紀曉嵐在編修書籍的時候故意留下的謬誤，被乾隆發現，自然是皆大歡喜，但是乾隆越老眼越花，有些錯誤根本就看不出來，於是結果就悲催了：皇帝親自審定的史書，有錯誤也不能說、不能改了！

《史記》和《漢書》稱劉邦為漢高祖，《明史》說張獻忠殺人六萬萬，煌煌正史之所以鬧出這樣的笑話，還真跟漢世宗孝武皇帝劉徹、清高宗純皇帝弘歷有關：劉徹是看過《史記》的，他對劉邦的高祖稱號沒有異議，後世也不好改；弘歷“欽定”《明史》，六萬萬的數字，張廷玉明知不對也不敢改，於是笑話和謬誤就這樣流傳了下來。

在筆者看來，《史記》也好，《漢書》也罷，史官是知道劉邦廟號諡號的，而修《明史》的張廷玉，當然也知道明末有多少人口、張獻忠戰鬥的區域有多大，而讀者諸君看了這三部史書，肯定也是自有公論：稱劉邦為漢高祖可能是簡稱，張獻忠屠川殺人六億，又該怎麼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