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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國公孫無知之亂的偶然性與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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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6月15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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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近史說V
公孫無知
公元前686年，魯莊公八年，這是一個重要的歷史轉折點！這一年，齊國發生了公孫無知之亂，齊襄公被弑殺，公孫無知篡位自立。 仔細閱讀《左傳》所述的這一段歷史，雖然驚心動魄，好像事發偶然，但其實，只有相信這是醞釀已久的陰謀行動，才符合歷史的真實。 
連稱、管至父為何會被派遣去葵丘駐守？春秋時期，載於《左傳》的葵丘地名有兩處，其一在宋國，在今河北臨漳縣西南三台村。 其二在淄博城西三十華裏，按照距離，應該在淄博市九頂山公園附近。 葵是古代經常食用的一種蔬菜，因此出現多地葵丘，也在情理之中。 齊襄公派出兩位大夫，戍守離都城如此近的地方，一未聞有邊境之患，二未知有其它差遣理由，三又到期不讓返回，說明此二人不但不得齊襄公歡心，而且有可能早就是公孫無知的死党，齊襄公就是因為公孫無知的緣故，才派此二人戍守葵丘，其目的就是拆散公孫無知之党。 如果再考慮《左傳》所述連稱之妹在宮中無寵的因素，就可以更加確定這是齊襄公實施的針對公孫無知勢力的清洗之舉。 
公孫無知組織叛亂絕不會是臨時起意，相反，一定是蓄謀已久的計劃。 據《左傳》可知，公孫無知是夷仲年的兒子，夷仲年是齊僖公的弟弟，而且是齊僖公非常信任並經常委以重任的弟弟。 故此，愛屋及烏。 按照《左傳》所說，齊僖公對待公孫無知猶如己出，俸祿、衣服如同太子。 這當然是非常過分的一種待遇，也是導致齊襄公內心嫉恨並有臥榻之憂的主要原因。 所以，齊襄公即位以後，對公孫無知是貶黜、打壓並清洗其影響力，由此雙方矛盾日益突出。 在這種情況下，公孫無知勾結反對齊襄公的各種力量，伺機謀逆就順理成章。 
齊襄公打壓並貶黜公孫無知，公孫無知也就不可能久居於都城臨淄，而應該回到封地。 鑒於公孫無知之父名曰夷仲年，因此夷地作為他們家封地的可能性很大。 夷地原為西周夷國，後被齊所滅，而具體何年所滅，不見史冊，估計應該在夷仲年活著的時候，即公元前699年，魯桓公十三年之前。 夷國在紀國與莒國之間，離臨淄較遠。 如果讓公孫無知出居於夷，齊襄公倒是放心，但其實這是大大的失算！
夷
反過來再看，處於夷地的公孫無知，卻“天高皇帝遠”，正好陰謀積蓄力量，尤其網絡各種反對齊襄公的亡命之徒，同時也可以在其封地招兵買馬，並建立起足以推翻齊襄公政權的軍事力量。 反之，如果公孫無知沒有足夠的軍事力量，即使殺了齊襄公，也很難在臨淄立足，畢竟，公孫無知不是齊僖公的兒子，更不是齊襄公的兒子，根本沒有成為齊國國君的任何資格。 在進入春秋以來的歷史上，沒有公子資格而敢於篡位的，幾乎沒有！
正是由於公孫無知力量的不斷膨脹，尤其所據野心的外露，才會讓公子糾和公子小白明顯感受到齊國即將出現內亂的苗頭，從而避難它國。 不過，《左傳》卻這樣說：“初、襄公立，無常”。 因此，鮑叔牙預見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 所以，鮑叔牙輔佐公子小白到了莒國，管夷吾、召忽輔佐公子糾到了魯國。 上述《左傳》記載，雖然沒有明顯提及公孫無知，但根據其後發生在齊國的內亂，可以分析如下：
其一，公子糾、公子小白在預見到齊國內亂的苗頭後，為何會避禍他國？這只能有一種解釋，即這二位應該是齊國國君的順位人選，也即都是齊襄公的嫡出公子。 也只有這樣的地位，才會有覆巢之危。 否則，即使是齊襄公的兄弟，如果不是君位的法定繼承人，只要臣服於篡權者，應無生命之危，可以不用離開齊國。 這也說明，即將在齊國作亂者，一定是一個具有相當實力，但並沒有國君繼承資格的人。 而此人如果篡位成功，必然會對齊襄公的合法繼承人在肉體上進行全部消滅，即斬草除根，如此方能穩定篡位者的政權。 
其二，齊襄公在什麼事情上出現“無常”的表現才會危及政權？不會是在一般行政管理上的朝令夕改，也不會是日常對待下人的喜怒無常，更沒發現齊襄公在對外用兵上存在“無常”的表現。 所以，這個“無常”，可能是在處理公孫無知相關事件上出現優柔寡斷且舉棋不定的決策隱患。 如果明知公孫無知存有異志，而手段不徹底，養癰遺患，那是非常危險的。 這樣的局面，必然會讓齊襄公的公子們存在朝不慮夕的危機感。 以故，只有逃離，才是上策。 
其三，由“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可知，君當然是指齊襄公，而使當然是指使、命令等，“民”與“君”對應，民應該是指公孫無知及其網絡之下的一班大夫們，慢即慢待，也就是不聽指揮，擅自作主。 可以想像，這種情況一旦出現，齊國出現危機的時間就不遠了。 類似情形，與當初鄭莊公遇到的情況相當，當時其弟叔段坐大，大有分庭抗禮的征兆，以致公子呂說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 無生民心”。 這句話，也許正就是齊國發生的情況。 
如果以上推論成立，說明齊襄公在對待公孫無知的陰謀冒險問題上手段軟弱，在明知公孫無知是自己政治對手的情況下，缺乏從肉體上徹底消除隱患的決心，這在古代的確是一大敗筆。 同時可見，齊襄公也缺乏鄭莊公所具有的那種隱忍與謀略，以致於禍起蕭牆，身死國危，乃至為天下人恥笑，真是何苦來哉！
總而言之，齊襄公在對待連稱、管至父去留問題上存在的失信，僅僅是引起齊國之亂的偶然因素。 作為這件事情的必然性，源頭在於齊僖公對公孫無知的恩寵太過，以致在齊襄公時出現了尾大不掉，這嚴重威脅著齊襄公的執政環境。 而齊襄公在處理公孫無知問題上的優柔寡斷又加劇了這一矛盾的爆發，這一切當然是齊國政權金字塔結構應有平衡被打破導致的必然結果。 
齊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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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近史說V

公孫無知

公元前686年，魯莊公八年，這是一個重要的歷史轉折點！這一年，齊國發生了公孫無知之亂，齊襄公被弑殺，公孫無知篡位自立。仔細閱讀《左傳》所述的這一段歷史，雖然驚心動魄，好像事發偶然，但其實，只有相信這是醞釀已久的陰謀行動，才符合歷史的真實。

連稱、管至父為何會被派遣去葵丘駐守？春秋時期，載於《左傳》的葵丘地名有兩處，其一在宋國，在今河北臨漳縣西南三台村。其二在淄博城西三十華裏，按照距離，應該在淄博市九頂山公園附近。葵是古代經常食用的一種蔬菜，因此出現多地葵丘，也在情理之中。齊襄公派出兩位大夫，戍守離都城如此近的地方，一未聞有邊境之患，二未知有其它差遣理由，三又到期不讓返回，說明此二人不但不得齊襄公歡心，而且有可能早就是公孫無知的死党，齊襄公就是因為公孫無知的緣故，才派此二人戍守葵丘，其目的就是拆散公孫無知之党。如果再考慮《左傳》所述連稱之妹在宮中無寵的因素，就可以更加確定這是齊襄公實施的針對公孫無知勢力的清洗之舉。

公孫無知組織叛亂絕不會是臨時起意，相反，一定是蓄謀已久的計劃。據《左傳》可知，公孫無知是夷仲年的兒子，夷仲年是齊僖公的弟弟，而且是齊僖公非常信任並經常委以重任的弟弟。故此，愛屋及烏。按照《左傳》所說，齊僖公對待公孫無知猶如己出，俸祿、衣服如同太子。這當然是非常過分的一種待遇，也是導致齊襄公內心嫉恨並有臥榻之憂的主要原因。所以，齊襄公即位以後，對公孫無知是貶黜、打壓並清洗其影響力，由此雙方矛盾日益突出。在這種情況下，公孫無知勾結反對齊襄公的各種力量，伺機謀逆就順理成章。

齊襄公打壓並貶黜公孫無知，公孫無知也就不可能久居於都城臨淄，而應該回到封地。鑒於公孫無知之父名曰夷仲年，因此夷地作為他們家封地的可能性很大。夷地原為西周夷國，後被齊所滅，而具體何年所滅，不見史冊，估計應該在夷仲年活著的時候，即公元前699年，魯桓公十三年之前。夷國在紀國與莒國之間，離臨淄較遠。如果讓公孫無知出居於夷，齊襄公倒是放心，但其實這是大大的失算！

夷

反過來再看，處於夷地的公孫無知，卻“天高皇帝遠”，正好陰謀積蓄力量，尤其網絡各種反對齊襄公的亡命之徒，同時也可以在其封地招兵買馬，並建立起足以推翻齊襄公政權的軍事力量。反之，如果公孫無知沒有足夠的軍事力量，即使殺了齊襄公，也很難在臨淄立足，畢竟，公孫無知不是齊僖公的兒子，更不是齊襄公的兒子，根本沒有成為齊國國君的任何資格。在進入春秋以來的歷史上，沒有公子資格而敢於篡位的，幾乎沒有！

正是由於公孫無知力量的不斷膨脹，尤其所據野心的外露，才會讓公子糾和公子小白明顯感受到齊國即將出現內亂的苗頭，從而避難它國。不過，《左傳》卻這樣說：“初、襄公立，無常”。因此，鮑叔牙預見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所以，鮑叔牙輔佐公子小白到了莒國，管夷吾、召忽輔佐公子糾到了魯國。上述《左傳》記載，雖然沒有明顯提及公孫無知，但根據其後發生在齊國的內亂，可以分析如下：

其一，公子糾、公子小白在預見到齊國內亂的苗頭後，為何會避禍他國？這只能有一種解釋，即這二位應該是齊國國君的順位人選，也即都是齊襄公的嫡出公子。也只有這樣的地位，才會有覆巢之危。否則，即使是齊襄公的兄弟，如果不是君位的法定繼承人，只要臣服於篡權者，應無生命之危，可以不用離開齊國。這也說明，即將在齊國作亂者，一定是一個具有相當實力，但並沒有國君繼承資格的人。而此人如果篡位成功，必然會對齊襄公的合法繼承人在肉體上進行全部消滅，即斬草除根，如此方能穩定篡位者的政權。

其二，齊襄公在什麼事情上出現“無常”的表現才會危及政權？不會是在一般行政管理上的朝令夕改，也不會是日常對待下人的喜怒無常，更沒發現齊襄公在對外用兵上存在“無常”的表現。所以，這個“無常”，可能是在處理公孫無知相關事件上出現優柔寡斷且舉棋不定的決策隱患。如果明知公孫無知存有異志，而手段不徹底，養癰遺患，那是非常危險的。這樣的局面，必然會讓齊襄公的公子們存在朝不慮夕的危機感。以故，只有逃離，才是上策。

其三，由“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可知，君當然是指齊襄公，而使當然是指使、命令等，“民”與“君”對應，民應該是指公孫無知及其網絡之下的一班大夫們，慢即慢待，也就是不聽指揮，擅自作主。可以想像，這種情況一旦出現，齊國出現危機的時間就不遠了。類似情形，與當初鄭莊公遇到的情況相當，當時其弟叔段坐大，大有分庭抗禮的征兆，以致公子呂說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這句話，也許正就是齊國發生的情況。

如果以上推論成立，說明齊襄公在對待公孫無知的陰謀冒險問題上手段軟弱，在明知公孫無知是自己政治對手的情況下，缺乏從肉體上徹底消除隱患的決心，這在古代的確是一大敗筆。同時可見，齊襄公也缺乏鄭莊公所具有的那種隱忍與謀略，以致於禍起蕭牆，身死國危，乃至為天下人恥笑，真是何苦來哉！

總而言之，齊襄公在對待連稱、管至父去留問題上存在的失信，僅僅是引起齊國之亂的偶然因素。作為這件事情的必然性，源頭在於齊僖公對公孫無知的恩寵太過，以致在齊襄公時出現了尾大不掉，這嚴重威脅著齊襄公的執政環境。而齊襄公在處理公孫無知問題上的優柔寡斷又加劇了這一矛盾的爆發，這一切當然是齊國政權金字塔結構應有平衡被打破導致的必然結果。

齊襄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