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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7月30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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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武成歷史
大規模的傳染性疾病歷來是人類生存所面臨的最大威脅之一,現代如此,古代也是一樣。在中國古代,大規模的傳染性疾病通常被稱為“瘟疫”、“疾疫”、“大疫”、“疫厲”,或者直接簡稱為“疫”。瘟疫在歷朝歷代都有發生,而且頻率都不低,明朝也不例外。以下基於《明史》中的記載簡單分析下明朝瘟疫的情況,並簡單介紹下古人對瘟疫的認識。
01明朝瘟疫多發,且貫穿整個朝代
明朝分為洪武、建文、永樂、洪熙、宣德、正統、景泰、天順、成化、弘治、正德、嘉靖、隆慶、萬歷、泰昌、天啟、崇禎這幾個時期。至於南明暫且不論。
洪武五年(1372)六月,大庾、上猶、南康三縣大疫。七月,都督府營軍士多疫死。二十四年(1391)四月,項城縣疫。
永樂六年(1408),玉山、永豐二縣疫,建昌、撫州及建寧、邵武等府連年大疫。九年(1411)夏,磁州、武安等縣疫。該年秋,陝西大疫。十一年(1413),烏程、歸安、德清大疫,鄞縣、慈溪、象山、奉化諸縣疫。十二年(1414),武昌等府疫。
宣德九年(1434),重慶、涪川、泰州、衡州、桂陽、臨武、蘭山、衛山、雲夢、漵浦等府夏秋疫,死亡相繼。
正統五年(1440)冬,湖廣寧遠衛、桃川等六所大疫。七年(1442),古田縣大疫。八年(1443),黃岩縣自春徂夏疫病不斷。十年(1445),台州、寧波、紹興三府,及陝西之西安各患疫。十二年(1447)冬,江西新城縣疫死者四千餘人。
景泰四年(1453)冬,建昌府大疫。五年(1454),武昌、漢陽及衡州疫。六年(1455)六月,蘇州、松江、常州、鎮江四府大疫。七年(1456)春夏,黃梅縣、慶西、桂林各有瘟疫。
天順元年(1457)五月,廵按禦史史奏順天等府自景泰七年冬至今,春夏數月間,疫氣薰蒸,人之病死者,不可以數計。五年(1461),西安府三十三州縣大疫,長沙府攸縣亦大疫。
成化二年(1466),鳳陽等四府,滁、和、徐三州,道殣相望,疫死甚眾。七年(1471)五月,京城大疫流行。十一年(1475),福建大疫,延及江西,死者無算。十二年(1476),湖廣夏秋亢旱人疫厲死者甚眾。十三年(1477),廣西、福建、江西、河南大疫。十四年(1478),浙江寧波、紹興諸府疫。十六年(1480)秋,瓊州府疫。十八年(1482)三月,山西疫。二十三年(1487),福州等府饑疫。
弘治七年(1494),四川長寧等縣疫。九年(1496)八月至立冬後,建昌等府大疫。十年(1497),蓬萊、黃二縣疫。十四(1501)年八月,融縣夏夜寒如冬,疫死無算。十一月,贑州府瘴疫盛行,人有朝病暮死者。十五年(1502)春,景東衛疫。秋,順寧府及平三衛大疫。十六年(1503),大庾縣大疫。十八年(1505),大庾、南康、上猶、興國、瑞金、雩都、信豐七縣自夏至冬疫大作。
正德元年(1506)六月,平溪、清浪、鎮遠、偏橋四衛大疫。八月,貴州程番等處大疫。二年(1507),靖州等處七月至十二月大疫。建寧、邵武八月至十二月亦如之。六年(1511)八月,遼東、定遼左等二十五衛大疫。十二年(1517)十月,泉州府大疫。十六年(1521),福建旱疫,陝西莊浪衛夏秋大疫。
嘉靖元年(1522)二月,陝西大疫。二年(1523)六月,江西浮梁縣疫。七月,南京大疫。四年(1525),登州府疫。三十三年(1554),京城內外大疫。四十四年(1565),京師疫。
萬歷十年(1582)三月,畿輔疫。十五年(1587)五月,京師疫氣盛行。四十年(1612)三月,京師疫。
崇禎十三年(1640)春,兗州、濟南、東昌三府疫。十四年(1641),恒山以南,黃河以北,自春徂夏瘟疫大作。十五年(1642)十月,榆林定邊諸堡疫。十六年(1643)春,京師大疫。明年春,山東、北直隸大疫。
明朝除了建文、洪熙、泰昌、天啟四朝外,其他所有時期都發生過瘟疫。瘟疫發生的時期春、夏、秋、冬四季皆有,有的甚至從春延續至夏,有的從夏延續至冬,持續時間非常長。像崇禎十六年的京師瘟疫從二月份一直延續到九月份。有的時期連續幾年各地都不同範圍、程度地有瘟疫發生。如崇禎朝十三年在山東發生瘟疫,十四年山西、陝西、河南等地,十五年僅是榆林鎮,十六年北直隸,四年間從未有過間斷。
02明朝很多地區都發生過瘟疫,多數會傳染相鄰地區,但在全國傳播的很少
明朝有十三布政司、兩直隸,其發生過瘟疫的地方幾乎涵蓋了除雲南之外的所有布政司。北京與南京是明朝國都所在,糧食、物資包括醫生等人力物力資源集中之所,但是仍然時不時的會發生瘟疫,而且有時會延續很久。如景泰、嘉靖、萬歷、崇禎時期的京師大疫。
有時瘟疫發生在一縣一州之內,如洪武間的項城縣疫。但絕大多數都是發生在相鄰幾縣之內,像永樂間的玉山、永豐二縣疫,永樂間的鄞縣、慈溪、象山、奉化諸縣疫。
有時發生在一府之內,如景泰四年的建昌府大疫。還有時發生在相鄰的多個府中,如景泰六年的蘇州、松江、常州、鎮江四府的瘟疫。
有時瘟疫的發生以布政司為單位,如嘉靖元年的陝西大疫。而有時不同省份之間又會有傳播,如成化十一年的福建大疫,延及江西,死者無數。更有一片地區者,如崇禎間陝西等地的瘟疫。
明末清初的醫生吳有性曾著有《瘟疫論》,從病源的角度將瘟疫分為很多種。從以上分析看,單純從傳染性的角度來說,應該是有的瘟疫傳染性要稍低一些,所以只會在部分縣、府內傳播,不會延及其他的府縣;但是有的瘟疫傳染性相當高,不光會在相鄰府縣內傳播,還會延及整個布政司,甚至是周圍的布政司,造成多省份大規模傳染。不過從總體上看,還沒有哪種瘟疫能夠在明朝全部的疆域內傳播,造成全國性的事件。當然這不光是因為瘟疫本身種類的問題,還有古代交通不便、人口相對分散、人口的流動性相對較小等方面的原因。不過能夠在相鄰省份之間傳播已經說明,當時明朝的人口流動性已經很頻繁了。
03明朝瘟疫導致了大量的人口死亡
在現代的這種科技醫療條件下,大規模的傳染性疾病仍然會導致大規模的人口死亡,更別說是在幾百年前的明朝了。明朝的人口差不多維持在五六千萬左右。我們看下瘟疫帶來的人口死亡。
永樂六年福建建寧、邵武兩府及江西建昌、撫州二府的瘟疫,因之而死者達七萬八千四百餘人,光邵武府死絕的戶數有一萬二千戶。該年山東布政司的登州府下轄的寧海諸州縣的瘟疫導致了六千餘人的死亡。十一年,烏程、歸安、德清的瘟疫死者男女萬餘人。
宣德九年間瘟疫“死亡相繼”,無法計算。正統間的古田縣大疫死者一千四百四十餘口。黃岩縣疫死者九千八百餘人。紹興、寧波、台州等府的瘟疫導致了三萬餘口的死亡。江西新城縣的瘟疫死者四千餘人。景泰間建昌府的瘟疫死者八千餘人。武昌漢陽及衡州疫死者數萬人。桂林瘟疫死亡者達二萬餘人。成化間鳳陽四府及滁、和、徐等州瘟疫爆發時,“道殣相望,疫死甚眾”。該年京師的瘟疫死者“枕籍於路”。崇禎間黃河以北的瘟疫,“死者淤積水涯,河為不流”,可見死亡人數之多。當然還有很多沒有進行統計的,都是以類似“死亡甚眾”的語言來表達。
因瘟疫而死亡者除了普通百姓之外,還包括很多軍人、官員。洪武間都督府營的瘟疫,軍士多疫死。正德間平西等四衛的瘟疫,軍民死者甚重。又如崇禎間的瘟疫,死者包括順德府知府,長垣、大名、曲周、武強、任縣、武邑等縣的知縣。
04明人對於瘟疫的認識
由上可以看出,明朝瘟疫的爆發部分是伴隨著水災、旱災等自然災害而發生。災害導致饑餓,饑餓導致動亂,兩者相加,不斷帶來死亡,屍體是瘟疫的產生的搖籃,也更有利於瘟疫的傳播,這種情況下更不利於瘟疫的防控。也有很多瘟疫與災害或戰爭無關,單純就是傳染性疾病的爆發。明朝政府並沒有太有力的措施來防控或者治療。對於瘟疫的認識,有兩種不同的看法。
從民間的角度看,瘟疫與古代所有的致死重病一樣,百姓會給他們找到一種頗具神秘性的解釋,往往會以鬼怪為名,以因果報應為邏輯。比如有屠夫得病突然死亡,民間會傳言是因為其活著時殺牛或豬太多,豬牛的鬼魂前來索命。死亡既是一種償罪的形式,也是處罰的一種方式。
對於瘟疫百姓的解釋也是如此。如崇禎十六年春京師大疫,民間即流傳著這樣的傳說:
京營邏卒夜宿棋盤街,見一老人囑咐他,其日夜半有婦人縞素涕泣自西而東,勿令過,過則厄不淺,雞鳴可免。如期,婦人果至。巡邏士兵阻之。婦人言道:“我來行罰此方,若何聽老人言阻我,災首及汝矣。”言畢不見,士兵奔告家人,語未終,仆地死。
不管婦人是鬼怪還是神,京師的瘟疫就是她“行罰”的結果。
還有一種是來自於醫生的認識。吳有性是崇禎時期著名醫生,字又可,江西吳縣人,崇禎末年南北直隸、山東、浙江瘟疫肆虐,有醫生以治傷寒之法來治療,效果很不理想,於是有性便推究病源,將其治療瘟疫的經驗總結為《瘟疫論》一書。他認為傷寒是自毫竅即皮膚毛孔入於脈絡,從表入裏;而瘟疫則是自口鼻而入,伏於膜,“其邪在不表不裏之間”,共有九種變化,或表或裏,各自為病。
古人認為傷寒等病都是由邪氣進入人的身體,導致生病。吳有性認為,傷寒,是邪氣從皮膚各竅孔進入身體,由表進入筋脈,而瘟疫則是邪氣由口鼻進入,附著於口鼻等器官的粘膜之上,屬於不表不理之處,而這種邪氣的進一步發展則造成瘟疫的不同,共有九種,各為不同的病種。有“但表不裏者”、“表而再表者”、“但裏而不表者”、“裏而再裏者”、“表裏分傳者”、“表裏分傳而再分傳者”、“表勝於裏者”、“先表後裏者”、“先裏後表者”。
綜上言之,明代瘟疫頻發,幾乎每個皇帝在位時都會發生瘟疫,時間遍及明代前中後期。發生過瘟疫的範圍包括除雲南外的所有布政司,有的延續時間很長,傳染至相鄰府、縣或者布政司,但是全國性的傳播並不存在。明朝的瘟疫導致了大量的人口死亡,造成了很大的損失。而明人對於瘟疫的認識,民間始終認為是一種因果報應,鬼怪之類的懲罰,而醫生則有了瘟疫區別於傷寒的認識,並有自己系統的理論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