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誤解的戈爾巴喬夫_蘇聯_勃列日涅夫_關系

原創

作者:瞿耀圓

蘇聯解體三十年祭之後的不久，戈爾巴喬夫，也走到了生命的終點。享年90，也算是高壽了。從此，戈爾巴喬夫是一個真正只存在於歷史書中的人物了，再也不是

“被忽略的，依然健在的歷史人物”

一直以來，對戈爾巴喬夫的評價，總是充斥著不少譴責與謾罵，無數人說他是賣國賊，葬送了近百年的基業，其實這樣的指責是不公平的，過分的贊美倒也沒必要。

戈爾巴喬夫，就是一個在歷史轉型中，試圖變革的“失敗者”，可以以功過成敗論英雄指責他的失敗，但是不應該將蘇聯的解體，歸咎於他一人。同時，了解一下當時的時代狀況，再做評價，也是個不錯的選擇。

壹

正確的人選

你不能否認，在1985年，戈爾巴喬夫剛接任蘇聯領導人的時候，從哪個角度來說，他都是一個正確的人選

彼時的蘇聯，從1982-1985，經歷了“三年國葬三位領導人”，從晚年的勃列日涅夫到安德羅波夫再到病魔纏身的契爾年科，都是年逾古稀，體弱多病倒在任上。

可以說，日益老齡化的領導體制也在漸漸拖累這個超級大國的前進步伐。一個年富力強的領導人，新鮮力量，對於蘇聯來說，迫在眉睫。

同時，早在70年代，蘇聯的內政外交所存在的問題，就暴露了出來。彼時美國深陷越戰的泥沼，加上“滯脹”帶來的經濟危機，給了蘇聯搶占上風的機會。只可惜，僵化的體制之下，蘇聯未能抓住這次能夠“沖頂”的良機。

先是在1968年乾涉“布拉格之春”的行動中，激起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對蘇軍的極度反感，軍事行動的勝利並沒法改變當局現狀，還招來一片罵聲。

沙文主義的外交路線的弊病，在此時此刻凸顯，造成了華約陣營的處處裂縫。加上陳兵中蘇邊境，兩國關系一度落到冰點，此時的蘇聯，說是禍起蕭牆，一點都不為過。

1979年陳兵入侵阿富汗，又被北約陣營抓住了把柄，他們還聯合一些亞非拉國家，在外交上孤立制裁蘇聯，受到冷遇的1980年莫斯科奧運會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勃列日涅夫政權為了踐行對外沙文主義路線，在軍事工業與重工業上投入大量的資金，加上日益僵化的企業部門管理體制，導致整個蘇聯的工業生產異常畸形，輕工業以及民生相關的行業，長期凋敝，人民生活水平極度低下。

執政後期，勃列日涅夫與他的繼任者們，開始意識到了這些內憂外患，並且力主進行改革，由對外擴張逐步轉變為防禦為主，盡可能與北約陣營達成裁軍或者是限制軍隊規模的協議。

在國內的改革上，從食品工業生產開始，勃列日涅夫提出要盡可能地調動內部人民的生產積極性，采取相應的經濟政策，改善底層民眾生活水平。

後來的繼任者，安德羅波夫與契爾年科，在加盟國考察訪問的時候，時常提出乾部作風的老派與官僚化等一系列問題，試圖引進新鮮的血液，從蘇共內部開始，激發新的活力。

從勃列日涅夫晚期的開始，在一些訪問和講話中，蘇共當局已經處處在進行政策調整，改善華約關系，政策由擴張變為內收，同時推行內部的改革。只可惜這三位領導人分別在短時間內故去，而年僅54歲，年富力強的戈爾巴喬夫，在此時成為了接任人選。

戈爾巴喬夫自一上台開始，就肩負著承前啟後的改革重任，並不是他心血來潮就要一股腦推行改革的。可以說，戈爾巴喬夫在前人的基礎上，對蘇聯的問題看得十分透徹，他的《新思維》，見解是非常到位的。

戈爾巴喬夫認為蘇聯要加快經濟發展速度，提高增長的質量和水平，就必須完善社會關系，清除妨礙社會進步的因循守舊、固步自封等社會前進的東西，最大限度地利用制度的巨大可能性與優越性。

貳

刀尖上跳舞

要做到很好地利用蘇聯的制度優勢，戈爾巴喬夫強調解放思想，從列寧晚年思想中吸取營養，吸取蘇聯過去發展中的經驗教訓，用新的思維代替陳舊的觀念。可以說，他的出發點，還是從本國的歷史中去尋找相關的經驗。

戈爾巴喬夫意識到，在過去的體制下，蘇聯不注意尊重人的個性與尊嚴，將所有的人都當作高度集中計劃中的螺絲釘。於是他便在改革中要求活躍人的因素，重視提升物質生活水平，盡可能地將改革視為所有人的事業，讓全體民眾參與其中。

在對外關系上，戈爾巴喬夫也意識到，世界並不是兩個市場對立，而是相互依存的整體，核武器下的戰爭，會嚴重破壞人類的環境，損害地球生存空間。

他認為在世界經濟聯系擴大、相互依賴加深、全球問題突出的條件下，世界各國好比山坡上結隊登山的運動員，誰也離不開誰。

戈爾巴喬夫認識到世界是統一的，但他沒有認識到資本主義國家不會輕易地接受蘇聯加入與它們競爭的行列，

他的錯誤在於對北約陣營，特別是對美國抱有過分的幻想。

在對待華約陣營的關系上，戈爾巴喬夫認為，意識形態不應該是外交的唯一出發點，

“決不能把意識形態分歧搬進國際關系的領域，讓對外政策服從這些分歧，因為意識形態可能是完全對立的，而生存、防止戰爭的利益才是共同的和最高的”。

在這一主張的號召下，蘇聯逐漸放棄了冷戰政策，改善了與美國的關系，實現了中蘇關系的正常化，逐漸從阿富汗撤兵等等，戈爾巴喬夫在為營造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努力

蘇聯也不再乾涉東歐事務，為東歐劇變和德國統一提供了方便的外部條件，加強與世界各國、各地區的經濟聯系。

我們應該承認，戈爾巴喬夫的外交很大程度上，給世界創造了相對和平的環境，尤其是改善中蘇關系這塊，一定程度上為我們的改革開放創造了有利的外部環境。

戈爾巴喬夫消除了與世界各大國的敵對，也減輕了蘇聯過去在外交上所需承擔的重擔。但遺憾的是，戈爾巴喬夫並沒能很好得利用這樣的外部環境，完成改革

要想使得全社會的人民，都參與改革，那麼在統治階層擴大範圍，吸取新鮮力量，就勢在必得了。這樣一來，必然擠壓舊官僚的位置，動搖既得利益階層。

同時，試圖進入政治中心的新人們，必然會想方設法抓住這一切良機，這樣一來，蘇共中央的權力就遭到削弱和轉移，原來的蘇共領導開始“地動山搖”，多党化、多元體制的改革，被推上日程。

聯轉入對政治體制進行根本改革後，為反對派提供了參與政治合法的途徑和舞台。尤其以葉利欽為代表的激進派，在這個時候掌握了更多的話語權與底層支持力度。

葉利欽等激進派，從1987年開始便不斷地向戈爾巴喬夫施壓，在好幾個公開會議上，葉利欽都公然批判改革的速度過於緩慢，還鬧出自殺未遂，被免職等一系列牽動人心的事件。

葉利欽獲得了許多人的同情，

“被罷官的葉利欽馬上變成了一個遊離於有70年歷史的國家政治生活規則之外的政治人物。他成了國內所有不滿者的領袖。

屋漏偏逢連夜雨，就在葉利欽這樣的反對派煽動人心，獲取政治資本的同時，蘇共內部分化極其嚴重，党派林立，戈爾巴喬夫的威望，一落千丈。更可怕的是，由於思想層面的解放，沉浮已久的民族問題，也開始日益暴露。

我們不能忽略，蘇聯從來都是一個多民族加盟國組成的聯盟，沙俄時代的民族壓迫與沙文主義從未遠離這個國度。

因此從要求本民族權利的民族主義發展成民族分離主義，這一問題的惡性發展直接導致了這個聯盟國家的解體。

蘇聯統治的近70年裏，俄羅斯人在全蘇聯居於支配地位。這就使蘇聯境內各民族產生了一種被侮辱感，當戈爾巴喬夫推行改革之時，非俄羅斯人便向統一的蘇聯民族的神話發起挑戰。

他們拒絕接受他們是自願加入蘇聯這一官方說法。他們要求複興他們的民族文化和歷史，直至真正的自治以至獨立。波羅的三國最先發難，隨後，阿塞拜疆的卡拉巴赫、格魯吉亞的第比利斯等地，又發生族群對立的流血事件，不同民族的加盟國，一度陷入腥風血雨之中。

在這股民族主義為核心的分離狂潮中，葉利欽真正演繹了什麼叫“竊國者侯”。葉利欽為了與戈爾巴喬夫爭權，對民族分離主義浪潮推波助瀾，積極支持愛沙尼亞、立陶宛、拉脫維亞三國獨立。

接下來，葉利欽又利用俄羅斯聯邦長期以來發號施令又與蘇聯處處交融的特殊地位，開始了分離活動。

葉利欽利用了俄羅斯聯邦內部對長期以來對聯盟輸血的不滿情緒，再借助戈氏放松蘇共領導地位的東風，在俄羅斯聯邦境內贏得了大量選民的支持，漸漸取代戈氏，成為俄羅斯聯邦最有威望的領導人。

1990年6月，俄羅斯通過了《關於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國家主權的聲明》，宣布俄羅斯聯邦是一個主權國家，俄羅斯憲法和法律在俄羅斯全境內至高無上，俄羅斯聯邦保留退出蘇聯的權利。

接下來，就是哈薩克斯坦等各大加盟國，紛紛打著民族分離主義的旗號，脫離蘇維埃的控制。未來一年的“八一九”政變中，蘇共最後的保守勢力所做的努力付之東流，戈爾巴喬夫與蘇共的威望都降臨到了冰點，徹底失去了對聯盟的控制力。

總的來說，戈爾巴喬夫的改革，給各民族提供了表達自己要求的機會，但他對民族問題顯然估計不足，既沒有很好解決歷史遺留問題，也沒有解決好現實中出現的新問題。

當問題和危機來臨時，他又盲目相信人民的理性和各民族間的兄弟情誼，沒有發揮聯盟中央的領導作用。加上一直以來用錯誤的方式對待葉利欽這樣的分離主義者，導致了滿盤皆輸贏。

叁

戈氏的啟示

蘇聯的解體，並不是戈爾巴喬夫一個人的責任，根源上說，聯盟成立幾十年以來，體制僵化，積重難返。這些問題，不僅阻礙了在新時代的發展與進步。

而且沉積已久的諸如加盟國民族主義、大國沙文主義宛如一顆定時炸彈，不幸於同一時間爆炸，最終炸沉了這艘聯盟巨輪。

我們要明白一點，從古至今的任何改革，都是要面對重重阻力，張弛有度，領導者決策層需要謹慎地面對每一步。新勢力與既得利益者究竟該如何平衡？這需要改革者在每次關鍵時刻，都拿出過人的決斷力。

所以，其實改革的失敗是絕大多數，而成功的反而是佼佼者。在蘇聯這樣一個病入膏肓的龐然大物面前，改革者需要隨時隨機應變，該休克治療的時候，要放慢步伐，該快刀斬亂麻的時候，堅決不能手軟。

我們總是相信時勢造英雄，但是也要明白，有的局面，只有那個獨一無二的英雄，可以成為破局者。例如奧古斯都之於羅馬帝國，俾斯麥之於德意志第二帝國，都是這個道理。

戈爾巴喬夫，心有餘而力不足，他不是一個能夠扶大廈於將傾倒之際者。但是他在自己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做出了一系列的改變與試探，這一點，不可全因為最後的失敗而去否認。要挽救蘇聯，難度不亞於在20世紀初挽救大清，在一戰之後挽救哈布斯堡。

所以，對比戈爾巴喬夫面對的局面與所作所為，我們更要相信，在過去的幾十年裏，我們的偉人摸著石頭過河，排除萬難，才贏得了改革開放以來舉世矚目的成就。

這也是我為什麼，在看《我和我的父輩們》，看到第三個單元的故事，沒有生離死別，我卻熱淚盈眶的原因。客觀看待戈氏的同時，我們越發要意識到改開成果的不易，越要去維護這些英雄給我們帶來的寶貴機遇與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