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諜影”二一：日本人拿顯微鏡看清朝，清朝丟琉球才認真看日本_滿洲_曾根俊_八旗

原創

作者:明史專家

接續前文

《“東諜影”二十：鬼子竄訪登萊擇路，登萊抗倭卓有成效走出戚繼光》

。

曾根俊虎對前期的間諜工作進行了總結。

一、分類情報。

曾根俊虎專門表明以下情報除了他親眼所見外，還摘錄了英國威廉氏和陸軍士官古川氏的考察紀行。

1、

河流橋梁

（《河流橋梁之考說》）。從天津到昌黎河流比較少，過山海關後河流數量多但大河少，河水淺幾乎沒橋梁。偶有深水可以利用渡船渡河，淺水處可騎馬或徒涉。若是行軍，就要架橋。

曾根俊虎對如何用中國飛龍造橋技術、如何尋找材料做筏子代舟渡河、如何用柳樹建橋、如何用機械或明礬獲得淨水、如何到周邊村落使用水井飲水等

行軍細節進行了詳盡說明

。這證明本書的主要目的不是記述作者遊山玩水的過程，而是時時刻刻以侵略為最終目的編輯的情報刺探資料。

2、

道路難行

（《雨後道路之艱難》）。天津向東北，尤其是山海關正北，河川眾多。若降水半日，河川就會泛濫，淹沒大小道路。這時候，離開河川二三十裏的鄉村也要備好小船出行。曾根俊虎認為道路比兩邊低，一旦遇上積水道路難走，不得缺少工兵、

3、

滿洲軍隊

（《滿洲騎、炮兵行軍之景況》）。滿洲騎兵有帶劍、持矛、荷洋槍者，槍都有鏽斑。衣服襤褸，還有吸鴉片者，軍紀不整。滿洲炮兵最前面兩人持矛，茅上卷著白色東西。後面兩個棋手的矛上是四尺見方的紅旗，上用白布做成寫“炮”字。其後是炮車，炮車上是並列兩台鐵制小炮，堆積著很多髒布頭。炮車兩邊是四五十個騎兵、炮兵，肩背鐵鏽的卡賓槍。士兵胸前用黑布縫著“雲字左營馬隊”。

曾根俊虎譏諷地說：“與我國的騎、炮兵相比，真猶如衰牛比之於壯虎。”

4、

客店景況

（《客店的一般景況》）。講了盛京一帶客店布局與北京、天津相同。條件簡陋、破敗、汙穢不堪。食物有高粱、粟米、白米、豬肉、雞肉、馬肉、羊肉、雞蛋、鹹魚、茄子、胡瓜等，還有日本人不喜歡的大蒜。當然，曾根俊虎的關注點不在中國習俗上，“途中偶爾看到一些樹木，那也只是楊柳樹而已，可供使用的樹木甚少，杉樹或者竹類也未曾寓目。本地人的房屋多用石、磚或者高梁莖搭成。

假如要在此地建造臨時軍營等，那就不能不預先加以注意。

”這才是他考察這些瑣碎事務的原因。

5、

八旗歷史

（《八旗及及明代末葉之事》）。曾根俊虎認為：“

八旗由滿、蒙、漢三種民族構成，其中漢人只有那些在清朝興國之時早早降伏而立功者而已

。”這一點是符合八旗發展史實的，因此，今天的滿族族源除女真人以外，還有蒙古族、漢族等多種民族成分。八旗居住之地受到限制，旗人除個別經商者，均從八九歲起當兵拿薪餉。一些明朝後裔留在明十三陵守陵。

6、

遼東交通車輛

（《交通運送車之種類》）。遼東地方所用馬車有兩種，一種乘人或載少量貨物的有半圓形屋車廂的小馬車。另一種較大的運送車，六到八頭騾馬拉著，清軍用這種車運送軍器。此外還有一種適合旅行的小型騾車。

7、

清朝與朝鮮貿易

（《清國與朝鮮之貿易》）。每年二月、五月、八月、十一月，兩國在離鳳凰城三十裏的邊門進行貿易。朝鮮人帶來牛、紙、沙金、人參、白布、團扇等物。

8、

滿洲概況

（《滿洲地勢概略及民俗方言》）。滿洲經緯度及幅員。

滿洲分三部分，南部稱遼東，中部稱吉林，北部稱齊齊哈爾

。遼東部分，從西邊錦州經東北盛京，折而經過遼陽到蓋州海邊，此線南邊為平地，北邊和東邊是山地。南部人民大約一千二百萬，主要由漢族和滿洲人構成，漢人又以山東移民居多。兩民族雜居但不通婚，滿洲人習俗與漢人相同，但不裹腳。

民間通用漢語漢字，講北京話

，偶有使用滿語的老者，年輕人學成漢學的一般都不願學滿語了，滿語將會銷聲匿跡。

9、

文武官員帽飾

（《戴帽紀章之事》）。文武官員帽子後面有一根孔雀尾，表示有功績之人。孔雀尾附有一星、兩星或者星形加印記。一星的花三千金的可以買到，兩星的用錢買不到。

10、

京門腐敗

（《京門賄賂及泣官之事》）。這裏曾根俊虎記錄了清末的腐敗與瞎排場，不長，摘錄如下：

坐著馬車通過京門的人，不論官家、商人都得給以賄賂。守門者又觀察過客的貧富開價要錢，如果不給就不允許過門。據說光緒元年正月(本邦明治八年二月)，當李鴻章從保定府入京時守門人大聲苛責道：“你何許人?為何不拿出錢來?不交錢，就不許踏進一步。你沒聽說啊，左宗棠是當世英雄，但前日經過此門也付了錢，而況你呢？”雙方爭論了兩天，李氏最後還是給了一千兩才許經過（這是廣東人五品官某氏之言）。住在天津紫竹林的某日本人偶然與一位進京的廣東人在某旅店同住，過京門時那廣東人就請求那日本人讓他裝扮成仆從，據說這是因為外國人的仆從不用交錢賄賂。

朝廷有泣官，名叫呼喇哈吩。每逢皇帝有喪，泣官之職就是哭泣。其人從滿洲人中挑選，合格者送到專門的學校訓練哭泣，到了二十歲沒有學會的就不任用。會哭者其哭聲能傳到一裏之外。拜謁皇帝祖先時，由泣官教之泣拜，向東拜，向西拜，都得聽從泣官之言。據說任此官職者多榮達富貴。

11、

皇室醜聞

（《清朝宗室之醜弊》）。摘要一段關於清朝開國家族的腐敗事件：

據說是兩年前的事，宗室中一人遊逛花街柳巷，硬說他人的愛妓是自己的，並放言要想得到她就要出金五百，最後竟強奪了那個妓女。還聽說去年因為宗室而受冤被流放的人達三千之多。據說清祖與此八家有“有罪不問”的約定，所以迄今為止，八家之暴虐肆無忌憚，枉殺無辜，搶奪錢財，而未曾受到過懲罰。

12、

葬儀與朽棺

（《葬儀之虛設與朽棺材之事》）。棺材規制和葬儀不再詳述。棺材有置於荒原，或埋於地下，或置於地面，更有扔於路途者，棺材腐朽，屍骨暴露是常態，其臭氣與陰溝臭氣混合在一起，能害死人命。

13、

鴉片盛行

（《鴉片毒煙之流行》）。清末全民深受鴉片毒害，為警醒後人不要涉毒，也全文摘錄如下：

鴉片煙無處不在，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無不抽之，公然聲稱一醉治萬病。諸衙門之會客室，諸旅店之客席必定設有臥床，備有兩個長枕和尺餘長的煙管。大凡抽煙人出門時必帶煙管，片刻不離。乘坐在大小船中也抽之，不覺船在航行。上妓樓也吸之，沉醉於毒氣，而忘記有玉臂相枕。身在客舍也不棄之，身在煙霧中，廢寢又忘食，瞢瞢如夢，雖顏色憔悴，形容枯稿，而面呈一副樂世成佛之態。

貴官富商所用的煙管鑲有金銀等，頗為美觀。抽煙的兵卒領到薪餉直往煙店跑，氣力喪盡，不知打仗為何事，忘記刀槍有何用處。貧困之徒之抽煙者，衣髒不洗，面垢不拭，友死不顧，子死不葬，父母病而忘記進藥，只是專心於尺餘煙管，房屋家具等全部變賣吃光用盡依然不厭，甚至強迫妻子女兒賣淫以供抽煙之費。從外國進來的鴉片幾億萬尚且不夠，內地也種植鴉片，自已制造（天津以東以北之地處處可見種植的鴉片煙草）。甚哉！毒煙盛勢之流行。

14、遼東清朝駐軍（《遼東平日屯兵至地方（附天津附近）》）、地方物價（《各地方錢之時價》）、各地裏程（《營子至盛京村驛裏程》、《營子至盆溝村驛路程》、《營子至大孤山驛裏程》、《盛京至北京村驛裏程》、《天津至各地陸路之裏程》）等。均為具體數據，表明曾根俊虎的情報搜集是全面的，不再摘述。

到此為止，《北中國紀行前編》講完了。

二、晚清開始收集日本情報始於琉球之失。

原則上，中國歷史上很早就重視諜報工作，

《孫子兵法?用間篇》

講到：“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情者，不仁之至也……故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眾，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知敵之情也。”受此影響，中國歷代統治者大都注重搜集軍事情報。

但中國歷朝大多精於對內情報收集，對外情報收集上相對較弱。尤其對於近鄰日本的狀況，一直沒有引起統治者的重視，也就無從談起搜集日本相應的情報。

近代誘發中國重新發現日本威脅，並且展開收集日方情報的起因是日本霸占中國藩屬國琉球事件。

琉球位於中國台灣和日本九州之間，共有36島，北部9島，中部11島，南部16島。明朝洪武五年（1372年）正月，明太祖朱元璋派遣行人楊載將即位建元之事告知琉球王國。同年十二月，琉球國中山王察度派遣其弟泰期等跟隨楊載入朝，進貢方物。朱元璋賜給琉球明朝歷法《大統歷》，並賞賜文綺、紗羅。自此琉球奉明政府之正朔，隔年遣使向明政府朝貢。

明朝滅亡後，琉球又派遣使臣向清朝政府朝貢。順治十一年（1656年），清朝政府頒布了《敕琉球詔》，派遣張學禮、王垓為正副使，攜帶詔印，前往琉球國，冊封琉球國王。同時規定琉球兩年一貢，進貢人數不超過150名，允許正副使2員、從人15名入京。此詔是對琉球作為清朝藩屬國的肯定，也規定了向清政府朝貢的級別和時間。據統計，明清兩代共冊封琉球國王23次，派遣正副使43名。

在500多年交往中，中國政府對琉球采取厚往薄來的政策，兩國關系非常密切友好。

日本慶長十四年（1609年）

薩摩藩

藩主島津家久派大將樺山久高、副將平田增宗率兵三千人、船一百餘只，由九州山川港出發入侵琉球。琉球國尚寧王開城投降。薩摩藩強行割占琉球王國的北方五島，並向琉球王國索取貢物，且在那霸（對外港口）設置“在番奉行”，監視琉球王國的對外貿易。

薩摩藩雖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琉球的內政和經濟，但也想假借琉球與中國交通獲利，獲得日本所需的“唐物”，所以對琉球進貢中國未加阻止，甚至配合琉球，隱蔽琉球被薩摩控制的事實。

末代琉球王尚泰的內侍喜舍場朝賢在《琉球見聞錄》中做了以下的描述：

與日本建立關系之情泄露，勢必有礙於進貢，因此須守密於清國。當冊封欽差來琉之際，在琉之薩摩藩官吏及薩摩商人皆移居至浦添間切城間村，泊港之薩摩船移泊至今歸仁間切運天港，以避欽差之目。收起平常國內流通之日本寬永錢，代以官庫之琉球鳩目錢，欽差在琉期間，使之流通於市。凡官衙、寺院之掛軸、鐘銘及碑文等上留有日本年號、人名及與日本有關者，一概加以藏匿。國內所用之物品、器具有日本產者皆以度佳刺島產稱之。

由於中國不注重搜集海外情報，加上琉球方面的精心安排，中國冊封使團始終沒有發現琉球與薩摩藩之間的關系。

琉球一方面向中國中央政府朝貢，接受冊封，成為中國藩屬國；另一方面又被薩摩藩控制，形成“

兩屬

”局面。

進入十九世紀以後，清朝國勢日趨衰微，琉球成為列強獵取目標。琉球多次向清朝請求援助，但清政府無力阻止西方列強對琉球的侵略。十九世紀五十年代以後美國、法國、荷蘭接踵而至，強迫琉球締結條約。

鹹豐四年六月十七日（1854年7月11日）琉球王國代表尚宏勳、馬良才與美國代表馬休?佩裏在首裏城簽訂了第一個不平等條約——《琉美修好條約》。條約用漢文和英文兩種文字記載，同時以清歷和西歷標注簽署時間。

鹹豐五年十月十五日（1855年11月24日）琉球王國與法國簽訂《琉法修好條約》；鹹豐九年六月七日（1859年7月6日）琉球王國與荷蘭簽訂了《琉蘭修好條約》。同樣用漢文記載，並標注了清政府的年號和清歷簽署時間。

琉球國尚泰王於1848年即位，清朝一直沒有派遣冊封使。直到同治三年(1864年)，尚泰王遣正議大夫毛發榮等人捧表進京，請求冊封。同治五年（1866年），冊封正使趙新、副使於光甲，齎捧詔敕臨國，諭祭故王尚育，襲封世子尚泰。

根據琉球方面的記載，當清朝冊封使來到琉球的對外港口那霸時，日本薩摩藩派駐琉球的官員全部躲藏起來；停泊在那霸港的薩摩船只也躲到其他港口。

明治維新開始後不久，日本政府內部便出現了切斷琉球和中國的朝貢冊封關系，吞並琉球的論調。

明治五年五月三十日（1872年7月5日），時任大藏大輔的井上馨向政府提出吞並琉球的建議。他建議“招彼之酋長至宮闕之下，責其不臣之罪”，而後“速收其版籍，明確歸我所轄”，使琉球與日本內地“一軌”。

井上馨的建議引起日本政府高度關注。由太政官正院向左院征求意見。左院認為會引起與清朝的爭端，不建議采納。但日本政府仍然決定逐步采取措施，最終吞並琉球。

明治五年九月十四日（1872年10月16日），琉球正使伊江王子尚健等人覲見天皇，明治天皇下詔“冊封”琉球國王尚泰為藩王，列入華族。隨後日本政府又發布命令，將琉球與各國締結條約及對外交涉事務收歸外務省管轄。

這些舉措被認為是日本邁出的吞並琉球的第一步。

日本對琉球國王的“冊封”只是日本單方面行為，並未向清朝政府通報此事。這是因為日本政府內部，存在對琉球幾百年來向中國朝貢、接受中國冊封，一直是中國藩屬國這一事實的顧慮，擔心吞並琉球的所謂“琉球處分”會引發與清朝政府的糾紛。

明治五年六月四日（1872年7月9日），載有被拐賣的230名中國傭工的秘魯商船“瑪也西號”駛入日本橫濱港。其中一名中國傭工跳入海中，後被英國兵船救起。這名中國傭工向英國方面訴說被拐賣及在船上受虐待的情形。在英方勸告下，日本依據屬地管轄原則，對這一事件進行調查處理。

最終日本方面判定“瑪也西號”船長有罪，被拐賣的中國傭工由清政府接回，並命日本駐華使館書記官鄭永寧告知清政府。為接回被日方解救的中國傭工，清政府派遣上海租界會審委員陳福勳赴日。與陳福勳同行的還有鄭永寧和美國駐上海領事館翻譯官麥嘉締。

九月十三日（10月15日），陳福勳同日本外務省所派上海領事品川忠道督帶227名中國傭工乘坐美國輪船返回上海。陳福勳的此次日本之行正逢琉球使節來日本。

九月十四日就是明治天皇下詔“冊封”琉球國王尚泰為藩王的時刻。與陳福勳同行的鄭永寧記載：

九月，琉球使臣入京貢方物，請求朝覲。皇上因此冊封尚泰為琉球藩王，敘列華族。命曰：咨爾尚泰，當重藩屏之任，永輔皇室。尤厚賚賜以遣之。尚泰上表謝恩，以奉冊命。事皆為陳福勳所見聞。

從這裏看出，陳福勳應該知道日本“冊封”琉球藩王之事。但在中國文獻中，並未發現他向清朝政府報告琉球事件的記載。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也有可能是陳福勳報告了，中國的官僚體系沒有把這一重要事件上報。

1871年發生琉球漂流民在台灣被殺與1873年發生日本漂流民在台灣被劫的事件。琉球漂流民被殺事件前文介紹過，不詳述。

同治十二年（1873年），日本小田縣（今岡山縣小田郡）航運業者佐藤利八等四人在海上遇暴風雨，後漂至台灣。四人登岸加那突，被原住民奪取衣物。原住民首領陳安生救出他們，在商人李成忠協助下，將他們送往鳳山縣。台灣府派遣候補縣丞周有基將佐藤利八等人送至福建通商總局，又由福建通商總局派遣委員陸之鈞搭乘海東雲號輪船將他們護送至上海，後送至日本駐上海總領事館。這四人得到清政府照顧，日本駐上海總領事品川忠道表示感謝，並給相關人員送了禮物。

在日本蓄謀侵略的結果下，這兩件事後來竟成為日本侵略台灣、攻打原住民的借口之一

。積極推動日本出兵台灣的還有美國人李仙得，這些前文也已述及，不再詳述。

事實上，琉球是中國藩屬國。琉球難民在台灣遇害，實屬中國內部事務，與日本毫無關系。

清朝對日本的軍事行動反應非常遲緩。雖然上一年就從外國新聞紙上得知日本欲借琉球漂流民被殺事件起兵報複，後日方又遣柳原前光到總理衙門來交涉，聲稱要去查辦。但清朝始終認為日本是在恫嚇，不會真采取軍事行動，所以沒有采取任何積極的情報措施和防禦措施。

直到同治十三年三月三日（1874年4月18日）清朝政府才從英國駐華公使威妥瑪的信函中得到日本即將侵台的消息，且半信半疑。清朝政府才任命船政大臣沈葆楨為欽差大臣帶輪船、兵弁前往台灣察看，並與日方進行交涉。

中日交涉期間，清朝缺少可靠情報，並不了解日本的戰略意圖，糊塗簽下《北京專條》，默認被害琉球難民為日本國民。

日本著手吞並琉球用了7年時間，這期間清朝沒有關於日本方面的任何情報，在爭端中屢屢受制於日本，不斷落入日本制造的圈套。最終日本強行擄走琉球國王，變琉球為日本郡縣。

自此，清朝政府中的有識之士開始認識到在未來外患中，日本將是中國最大的威脅。

李鴻章說：“泰西雖強，尚在七萬裏以外，日本則近在戶闥，伺我虛實，誠為中國永遠大患。”

面對日本軍事侵略威脅，清朝政府開始注意收集日本各方面情報。

當然清朝對收集到的日本情報並未重視起來，以後在戰爭中屢屢敗於日本。我們看日本曾根俊虎等人拿著顯微鏡事無巨細地研究中國社會方方面面的情報，兩相對比，值得我們深思。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