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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兩朝,我國發展海外貿易有哪些措施?為何要將朝貢看作是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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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05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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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質創作者

一、隋唐兩朝積極發展海外貿易的措施

隋煬帝在大業三年(607年)十月,派屯田主事常駿、虞部主事王君政等,攜帶5000匹綢緞厚禮出使赤土國(今馬來半島南部吉打),受到熱情接待。赤土國王回贈金芙蓉冠、龍腦等物,並派王子那邪迦隨同我國使者回訪。

在這前後,還派遣使者前往百濟(今朝鮮漢江流域一帶)、日本、以及罽賓國(今克什米爾)、摩揭陀國(今印度比哈爾邦南部)、史國(今鳥茲別克共和國南部)、波斯(今伊朗)等國,因而中亞、西亞、南亞的30多個國家及東南亞的10多個國家,都遣使備禮前來中國訪問。其中許多國家的使者、商人取海道來到廣州,促進了廣州對外貿易的發展。

到了唐朝,中國政府繼續執行對外開放政策,鼓勵外商到廣州貿易。因此,在今印度支那半島的林邑(今越南東南部)真臘(今柬埔寨、越南南端),在馬來半島的丹丹、盤盤、隨和羅、赤土、哥羅、狼牙修、室利佛逝(今印尼蘇門答臘)、墮婆登(在今印尼蘇門答臘)、訶陵(今印尼爪哇)婆利(今印尼加裏曼丹),以及南亞的獅子國(今斯裏蘭卡)、天竺(今印度),西亞的波斯,還有北非地區,都和我國進行朝貢貿易,這就導致大量外國商人聚集在廣州。

隋唐時期,中國對待外商十分友好。隋煬帝時,外商要求到洛陽豐都市易,政府特予優待。唐朝為了給外商提供方便,防止拖欠貨款,做到自由買賣,唐高宗於顯慶六年(661年)二月十六白下令:

“南海有諸國船,宜令所司,每年四月以前預支應需市物,委本道長史,船到十日內,依數交付價值市了,任百姓交易”

所以,外國商人對此很滿意,認為“在商業交易上和債務上,中國人都講公道。為了做到熱情接待外商,保護外商的利益,唐文宗太和八年(834年),還下詔:

“南海蕃舶,本以慕化而來,固在接以仁恩,使其感悅……其嶺南、福建及揚州蕃客,宜節度使觀察使常加存問。除舶腳、收市、進奉外,任其往來流通,自為交易,不得重加率稅”

二、發展國內商業交通

發展國內商業交通,是隋唐兩朝積極發展海外貿易所采取的又一項重大措施。
為了溝通海內外的聯系,加快進出口商品的流通,隋唐兩朝都大力發展和完善國內的水陸交通系統。

隋朝大運河的開辟,從主觀上說,是為了解決國內南北漕運,但在客觀上卻擴大了廣州經濟腹地,促進了廣州對外貿易的發展。自大運河開通後,湘江進入長江,轉入大運河,南可到餘杭,北到涿郡(今北京通州);若由大運河轉入黃河,則可直達洛陽、長安。各地貨物也可由此運來廣州,向海外出口。

唐朝武後時,崔融形容當時水上運輸的盛況說:

“且如天下諸津,舟航所聚,旁通漢,前詣閩越,七澤十藪,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艦,千舳萬艘,交貿往還,昧永日”。自是“交、廣、益、揚等州,運漕商旅,往來不絕”。

隨著南北水運航道的溝通相連,廣州對外貿易也日漸繁榮。在唐朝時期,由於廣州對外貿易發展迅速,如全遁水道,里程遷回曲折,費時誤事。為了適應當時的外貿形勢,加快商品流通,開辟大庾嶺道已十分必要。

廣州與內地交通,有五嶺山脈橫亙其間,因而唐中宗時(684年),曾修築大庾嶺山路。到唐玄宗開元四年(716年),更大規模擴建大庾嶺驛道,使原來“以載則不容軌,以運則負之以背”
的險峻山路,變成可以“五車並行不悖的坦途”
。大庾嶺道的開通,使“海外諸國,日以通商,齒革羽毛之殷,魚鹽蜃蛤之利,上足以備府庫之用,下足以贍江淮之求”。從此由廣州進口的外國商品溯北江而上,通過大庾嶺驛道,在贛江乘船入長江。這比通過東漢時開鑿的騎田嶺山路,在耒水乘船入湘江轉往長江;或由西江經漓水通過靈渠轉入湘江,再往長江,要便捷多了。

同時,唐朝政府很重視驛道交通,每隔30裏設有1所驛站,以京都為中心通往各地大城市。這樣使水道和驛道互相銜接,南北交通更加暢通無阻。大庾嶺道的開辟,不只是方便了交通,也擴大了廣州的經濟腹地範圍,港口輻射範圍已達長江中下遊和黃河流域,僅以茶葉而論,以前的出口產地是廣東和四川,由於大庾嶺道的開辟,江西茶葉也由廣州出口了。

社會經濟的發展,南北大運河的開鑿,大庾嶺道的開辟,使廣州對外貿易空前繁榮,由於廣州較之交州的地理位置更為優越,與北方特別是京都的聯系更為方便;因此隋唐時期,廣州成為世界著名港口。

三、港口的對外貿易

南朝時期,廣州已有對外貿易活動。到了隋唐時期隨著廣州對外貿易的發展,外港扶胥逐漸興盛起來。到了唐朝最盛時期,一年到達廣州的海船40餘艘。離開廣州由扶胥啟航的海舶,也頻繁遠航東南亞、南亞、西亞各國。此時廣州扶胥與外國有貿易往來的國家和地區已達到100多個。進出口貨類比從前也有增加。出口貨類中絲綢仍然是主要商品。

其貨源主要來自兩個方面
:一部分是官營手工業作坊生產的,一部分是朝廷從全國各地搜刮來的貢品。當時中國絲綢的生產基地,主要有四川、山東、河南、浙江等地。絲綢質地優良,織工精巧,很受外國人歡迎。

隋唐出口絲綢數量相當大,隋煬帝派到赤土國的使臣,向其國王一次贈獻綢緞5000匹;唐朝時,外國貢使到廣州,朝廷每次回賜絲綢的數量都以百匹計算,有多達500匹以上。除了傳統出口商品絲綢之外,還有瓷器、漆器、銅器、鐵器、金銀器、農具、工藝品等。需要著重指出的是,在隋唐時期出口的商品中,瓷器是增加的新品種,從此以後,瓷器與絲綢一樣馳名於世,成為中國出口的主要商品之一,遠銷世界各地。

經考古發現,埃及的福斯他特遺址,敘利亞沙瑪拉遺址,印度勃拉名納巴特遺址,均發現大批唐代瓷片。可見瓷器在唐代出口量是很大的。因而日本學一者三上次男把中國通向東南亞、南亞、西亞和北非的航線稱為“陶瓷之路”。

進口商品中,除了傳統的高級奢侈品如象牙、犀角、珠寶、玳瑁、玉器外,新增加的商品達數十種之多。其中以香藥最受歡迎,香藥品種繁多主要有乳香、胡椒、龍腦香、鬱金香、沉香、丁香、麝香、安息香、檀香、龍涎香、薔薇水等。香料隨著中國佛教盛行,進口量日漸增多。初時,香料用於敬神拜佛,以後在日常生活、醫藥和食用等方面都廣泛使用,需求量很大。

四、“朝貢”的實質

值得指出的是,隋唐兩朝雖然積極開展對外貿易,但執行的主要是一種國家壟斷性的對外貿易政策,其具體表現在“朝貢”貿易形式上。
所謂“朝貢”,即是“朝覲貢獻”,中國封建統治者以“天朝”自居,將外商來中國貿易看成“朝貢”。雖然“朝貢”不是始於隋唐,但這兩朝的“朝貢”貿易活動,在規模和範圍上都遠遠超過了前朝。

每次外國人來“朝貢”,朝廷都要給予"回賜”,實際上這是一種買賣形式,不過是由國家壟斷罷了。國家壟斷對外貿易,還表現在進出口的主要貨類上,出口絲綢主要由國家“回賜”給外商“朝貢”的珍寶、香料、犀角、象牙,主要供封建統治階級享用。隋唐兩朝的“朝貢”貿易影響深遠,一直延續到清朝前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