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數字經濟新圖景2020：大變局下的可持續發展新動能

未來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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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數字經濟發展環境深刻調整

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導致全球產業鏈的供應和協作受到沖擊，上遊原材料、核心零部件短缺造成制造成本上升，下遊消費需求疲軟拖累一般性產品出口。為規避地域風險，一些供應鏈出現產能轉移，產業鏈加速重構，行業加速洗牌。在全球經濟衰退等多重背景交織影響下，不穩定性、不確定性因素增加，國際關系、國際秩序重構，就業壓力增大、國際人才流動受限，眾多數字經濟發展要素受到影響。總體來看，世界經濟系統性風險上升，貿易保護主義進一步抬頭，地緣政治沖突進一步加劇，數字經濟發展面臨的國際環境更加複雜、挑戰更加嚴峻。

（一）世界經濟深度衰退，國際貿易和投資大幅萎縮

當今世界正在經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大變局加速，國際經濟、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面臨深刻調整。世界經濟陷入了二戰以來最嚴重的大衰退，世界銀行預測，2020 年全球 93%的經濟體將陷入經濟大衰退，發達經濟體經濟活動萎縮 7%，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將收縮 2.5%，將出現全球性企業破產潮、失業潮；世界貿易出現歷史性下滑，世界貿易組織預測，2020 年世界貿易將下降 13%至 32%，幾乎所有地區的貿易額都將出現兩位數下降，北美和亞洲出口受到打擊最大，複雜價值鏈的行業尤其是電子產品和汽車貿易可能會下滑更劇烈；世界投資呈現下降趨勢，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預測，2020 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流量將在 2019 年 1.54 萬億美元的基礎上下降近 40%，達到近 20 年來的最低水平，2021 年可能會再降 5-10%，直至 2022 年才有可能呈恢複性增長。在此背景下，電子商務、在線教育、遠程醫療、遠程辦公等新模式新業態快速發展，傳統產業加快數字化轉型步伐，數字經濟成為疫情之下支撐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各國發展的重心，逐步從關注土地、人力、機器的數量質量轉移至數字技術、數字化發展水平，從物理空間加速向數字空間轉移，並將很快呈現出以數字空間為主導的格局，數字經濟將成為各國實現經濟複蘇、推動轉型發展的關鍵抓手。

（二）數字技術創新突破，引領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

數字技術正處於系統創新、深度融合與智能引領的重大變革期，各國高度重視數字技術創新發展，人工智能、大數據、雲計算、物聯網等技術已具規模，並與制造、能源、材料等各個領域交叉融合，量子計算、未來網絡等前沿技術已展現出誘人的應用前景，正快速成為各國科技創新的重點領域。

數字技術加速集成優化，技術創新活力裂變式釋放。計算、網絡、感知等核心技術加速融合互動創新，雲計算極大拓展了高性能計算的發展模式，大數據深刻改變了高端存儲的發展方向，人工智能全面提升了傳感感知的技術能力，軟件定義理念加快了通信網絡的智能化演進進程。技術路線和發展模式的快速深刻調整，推動了計算網絡化、網絡智能化、傳感智能化的深入發展，極大激發了先進計算、高速互聯、高端存儲、智能感知的技術創新活力和應用潛力，帶動技術能力和效率的指數級增長。

數字技術與其他領域加速融合創新，新型應用模式突破發展。數字技術與生物科學、新型材料、能源、交通等領域融合，創造了工業互聯網、能源互聯網、智能材料、生物芯片等新的產業形態和商業模式，引發多領域、多維度、系統性、革命性群體突破。輕量化、智能化成為新材料技術發展潮流，新材料技術正加速向智能化方向發展。

前沿技術加速研發進程，全面提升國家技術創新能力。未來網絡、量子通信、新型密碼等新技術新理念從暢想與概念階段走向研發階段，各國高度重視前沿技術布局，產業格局面臨深刻重構調整，數字技術產業創新“藍海”正在形成。量子技術研發應用不斷取得新的突破。

（三）全球供應鏈深度調整，產業分工格局不斷重塑

自 20 世紀 50 年代以來，全球生產結構發生了深刻變化，突出表現為發達國家制造業“逆向回流”和發展中國家制造業“高端躍升”並存。與此同時，全球價值鏈成為構建國際分工體系的新方式。新冠肺炎疫情進一步催化產業鏈的逆全球化和內向化發展。全球產業鏈在疫情的沖擊下表現出較大脆弱性，其中，對外依存度高的產業鏈環節受到較大沖擊，誘發全球產業鏈回縮和布局調整轉移，部分國家支持重要、關鍵產業回流本國。疫情使得國際供應鏈和市場供需收縮，疊加世界經濟宏觀調控矛盾和國家間利益博弈影響，全球產業鏈出現阻隔甚至斷裂風險。

隨著數字經濟的發展，產業鏈數字化趨勢明顯，數字技術在產業鏈改造與重構中發揮的作用愈加深刻。以物聯網、人工智能、雲計算、大數據、5G、區塊鏈等為代表的新一代數字技術迅猛發展，傳統產業數字化轉型成為創新發展的主要驅動力、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內燃機。隨著全球範圍內數字技術創新發展與深度融合，數字技術已逐漸成為產業鏈 “標准化”流通媒介，全球價值鏈中傳統產業的簡單勞動環節持續萎縮，中間品貿易額持續下降，服務經濟獲得逆勢增長，產業分工格局加速重構。

（四）網絡社會加速構建，牽動政治經濟文化各領域

網絡社會引領生活方式變革，助推文化與價值觀傳播，加深數字經濟發展對政治經濟文化各領域的輻射影響。以民主參與、集體協作、去中心化、自組織為特征的網絡社會正在加速形成。新一代數字技術應用變革加速以人為核心的公共服務模式創新。便捷、智能的終端設備和一體化服務內容形成智慧居家養老新模式。互聯網平台成為民眾影響政治議程、公共政策和政府感知民意的重要渠道。網上聽證、網絡民意調查、在線政策協商等多樣化電子參與方式日漸興起，不斷提升公眾參政議政的廣度和深度。政務微博、政務微信讓政府與民眾實現“指尖上的對話”，成功架設官民對話、互動的新橋梁。網絡反腐更趨頻繁，正在開辟公民權利維護、公共權力監督的新戰場。

（五）數字經濟戰略升級，塑造數字經濟發展新優勢

國際經濟形勢錯綜複雜，全球經濟複蘇勢頭減弱，世界經濟正處在動能轉換的換檔期，世界各國對數字經濟的重視度日漸提升，不斷升級數字經濟發展戰略，搶奪戰略高地。伴隨著數字經濟發展熱點的迭代，數字化戰略轉型升級，為各國數字經濟發展帶來新機遇。

數字經濟戰略從頂層設計向提升數字創新應用能力發展。在推出數字經濟頂層設計後，各國圍繞大數據、人工智能等領域的研發創新和應用發展加快布局。各國加快數字規則制定，推動形成數字治理國際新機制。

一是數據保護與開放共享成為數字化戰略的新焦點。數據作為數字經濟發展的關鍵生產要素，近年來成為各國制定數字經濟戰略的一大側重點。歐盟《通用數據保護條例》於 2018 年 5 月正式實施，成為歐盟內部唯一、統一的數據保護條例，也成為全球個人數據保護立法的典範。同年 10 月發布《非個人數據在歐盟境內自由流動框架條例》，旨在確保非個人數據在歐盟範圍內的自由流通，消除數據保護主義，增強歐盟在全球市場的競爭力。

二是多國不斷豐富平台治理手段。歐盟積極運用反壟斷手段，頻頻對跨國科技巨頭開出天價罰單；同時，歐委會擬將非歐盟國家的補貼納入反壟斷法考量，並相應擴大其執法權；此外，歐委會計劃在 1-2 年內出台或更新相關的規範性文件，創新利用現有執法手段（例如臨時禁令），推動數據依法依規共享。

三是主要國家針對人工智能倫理已形成較為完備的准則。歐盟在 2020 年 2 月發布的《人工智能白皮書》中提出，面對人工智能引發的倫理擔憂，關注人工智能帶來的安全、隱私、尊嚴等方面的風險是歐盟人工智能戰略和政策的側重點。聯合國科教文組織 2020 年 9 月發布全球人工智能倫理建議書的最新進展，提出了關於人工智能的相稱性、人類的監督和決定、環境管理、性別平等關鍵概念。

四是數字稅成為國際規則制定的新橋頭堡。目前全球已有包括法國、意大利、英國、印度、捷克、土耳其、奧地利等在內的超過 30個國家宣布將對大型互聯網公司征收數字稅，其中，意大利、英國等國家分別於本年度 1 月、4 月確認開征數字稅。

二、全球數字經濟在變局中逆勢發展

2019 年，國際經濟環境複雜嚴峻，整體經濟下行壓力增大，全球數字經濟依然保持了較快增長。數字經濟各領域穩步推進，新興產業快速發展，傳統產業數字化滲透加深，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愈加凸顯。基於數據可獲得性、國家代表性等方面考慮，本報告在獲取各國投入產出表、GDP、ICT 產業產出及相關價格數據等基礎上，采用投入產出方法，測算數字技術對國民經濟的貢獻，重點對美國、英國、中國、日本、印度等 47 個國家的數字經濟發展情況進行了量化比較分析（測算國家名單及測算方法詳見附件二和附件三）。

（一）規模大，數字經濟體量實現連年增

全球數字經濟總體規模再上台階。近年來，全球經濟數字化發展趨勢愈加明顯，傳統產業加速向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轉型升級，數字經濟規模持續擴大，數字經濟增加值規模由 2018 年的 30.2 萬億美元擴張至 2019 年的 31.8 萬億美元，規模增長了 1.6 萬億美元，數字經濟已成為全球經濟發展的新動能。高收入國家數字經濟規模占全球比重超過 75%。發達國家數字經濟規模是發展中國家的約 3 倍。美洲數字經濟規模領跑各大洲，而美國數字經濟規模蟬聯全球第一。中國憑借強大的國內市場優勢，倒逼技術革新與模式創新，數字經濟體量位居全球第二，規模為 5.2 萬億美元，德國、日本位列第三、四位，數字經濟規模超過 2 萬億美元，英國、法國位列第五、六位，數字經濟規模超過 1 萬億美元。

（二）占比高，數字經濟 GDP 占比穩步提升

全球數字經濟在國民經濟中地位持續提升。近年來，數字經濟已成為各國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數字經濟占 GDP 比重已由 2018年的 40.3%增長至 2019 年的 41.5%，提升 1.2 個百分點，數字經濟對全球經濟的貢獻持續增強。

高收入國家數字經濟 GDP 占比超全球平均水平。從不同收入水平來看，收入水平越高的國家數字經濟占比越高，2019 年高收入國家數字經濟占其 GDP 比重高達 47.9%，中高收入國家數字經濟 GDP 占比為 30.8%，中低收入國家僅為 17.6%，高收入國家數字經濟對國民經濟的帶動作用遠超中高收入和中低收入國家。

發達國家數字經濟 GDP 占比約是發展中國家的 2 倍。從不同經濟發展水平來看，經濟發展水平越高的國家數字經濟占比越高，數字經濟在發達國家國民經濟中已占據主導地位，2019 年發達國家數字經濟在 GDP 中已占據“半壁江山”，占比達到 51.3%，而發展中國家數字經濟 GDP 占比僅為 26.8%，發達國家是發展中國家的 1.9 倍。

美洲數字經濟在國民經濟中地位更加穩固。從各大洲數字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來看，2019 年，美洲數字經濟占 GDP 比重最高，為 54.4%，歐洲位居第二位，占比為 37.9%，亞洲緊隨其後，占比為33.7%，大洋洲和非洲水平較為接近，分別為 19.0%和 18.5%。領先國家數字經濟 GDP 占比超過 60%。從單個國家數字經濟占GDP 比重來看，2019 年，德國、英國、美國數字經濟占 GDP 比重排名前三，占比分別為 63.4%、62.3%和 61.0%。2019 年中國數字經濟在國民經濟中地位進一步提升，占 GDP 比重達到 36.2%，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達到 67.7%，但與德國、英國、美國等國家相比，數字經濟仍有較大發展空間。

（三）增速快，數字經濟增速實現“逆勢上揚”

全球數字經濟快速增長。2019 年全球經濟增長乏力，發達國家增速放緩，新興經濟體增長動能不足，在此背景下，數字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為緩解經濟下行壓力，帶動全球經濟複蘇貢獻了巨大力量。經測算，2019 年，全球數字經濟平均名義增速為 5.4%，高於同期全球 GDP 名義增速 3.1 個百分點，數字經濟已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緩解經濟下行壓力、帶動經濟複蘇的關鍵抓手。中高收入國家數字經濟增長動能釋放。

中高收入國家集中了大部分新興經濟體，憑借市場優勢、成本優勢以及後發優勢等，數字經濟增長迅猛。發展中國家數字經濟增速遠超發達國家。2019 年發達國家數字經濟同比僅增長 4.5%，而發展中國家數字經濟實現了 7.9%的增長，超過發達國家 3.4 個百分點。發展中國家數字經濟體量較小，數字經濟發展處於信息化普及的初級階段，數字經濟增長較快，而發達國家數字經濟體量較大，數字經濟發展正向深層次、高水平階段邁進，數字經濟高級階段效果尚未顯現，增速相對較慢。

各國數字經濟實現正增長，中國數字經濟增長領跑全球。2019 年主要國家數字經濟均實現了正增長，中國近年來從中央到地方大力發展數字經濟，在強化頂層設計的同時，推動相關政策落地實施，數字產業化加速創新、產業數字化深入推進，數字經濟增長動力強勁，增速全球第一，高達 15.6%。。

（四）融合深，產業數字化成為發展主戰場

產業數字化是全球數字經濟發展的主導力量。產業數字化代表數字經濟在實體經濟中的融合滲透，是數字經濟的關鍵組成，發展潛力巨大。數字產業化占比趨穩，產業數字化占比逐步提升是全球數字經濟發展的普遍規律。2019 年全球數字產業化占數字經濟比重為 15.7%，占全球 GDP 比重為 6.5%，產業數字化占數字經濟比重達到 84.3%，占全球 GDP 比重為 35.0%，產業數字化成為驅動全球數字經濟發展的關鍵主導力量。

收入水平越高的國家產業數字化占比越高。2019 年中低收入國家產業數字化占數字經濟比重為 70.1%，中高收入國家產業數字化占數字經濟比重為 80.0%，高收入國家產業數字化占數字經濟比重達到85.9%，較中高收入和中低收入國家水平分別高5.9和15.8個百分點，高收入國家數字經濟融合應用更加深入，中高收入和中低收入國家產業數字化發展潛力更大。

經濟發展水平越高的國家產業數字化占比越高。從不同經濟發展水平來看，發達國家通信業、軟件業等基礎較強、實力雄厚，同時電子商務、先進制造等產業數字化起步較早，對數字經濟發展的驅動作用較強。2019 年，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數字經濟中，產業數字化占比均高於數字產業化，發達國家占比更高，發達國家產業數字化占數字經濟比重達到 86.3%，發展中國家產業數字化占比為 78.6%，低於發達國家產業數字化占比 7.7 個百分點。

各國產業數字化占數字經濟比重均超過 50%。從單個國家來看，數字經濟中產業數字化占比超過數字產業化，是各國數字經濟結構的共性特征。

（五）滲透強，數字經濟推動三次產業轉型升級

全球服務業數字化轉型快於工業和農業。受行業屬性影響，固定成本低、交易成本高的服務業更易於進行數字化轉型，2019 年，全球服務業數字經濟滲透率達到 39.4%，較去年提升 1.5 個百分點，固定成本高、交易成本低的工業進行數字化轉型的難度較大，2019 年工業數字經濟滲透率為 23.5%，較去年提升 0.7 個百分點，而生產經營嚴重依賴自然條件的農業進行數字化轉型的制約因素更多，2019 年農業數字經濟滲透率僅為 7.5%，較去年提升 0.5 個百分點。

高收入國家三次產業數字經濟滲透率顯著高於其他國家。從不同收入水平來看，收入水平越高的國家三次產業數字化轉型的程度越深，2019 年高收入國家農業、工業、服務業數字經濟滲透率分別為 11.9%、30.5%和 43.7%。發達國家三次產業數字化轉型水平更為均衡。從不同經濟發展水平來看，發達國家產業數字化轉型起步早、基礎強，正由數字化加速向網絡化、智能化發展階段邁進。德英美產業數字化轉型水平顯著高於其他國家。。

總體來看，各組別、各國數字經濟發展差異顯著，主要源於各國收入水平、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結構等差異。從不同收入組別來看，高收入國家居民收入水平高、購買力較強，數字經濟市場需求大；中高收入國家雖然居民收入水平較低，但中等收入群體快速增長，且人口基數較大，數字經濟市場需求正在快速釋放；中低收入國家居民收入水平低、購買力弱，數字經濟市場需求較難釋放。因此高收入國家數字經濟規模大、占比高、增速慢，中高收入國家數字經濟規模相對較小、占比較低、增速快，中低收入國家數字經濟規模小、占比低，但增長較快。從不同經濟發展水平來看，發達國家信息化建設起步早，企業依托雄厚的技術基礎開展數字技術研發創新的能力強，依托堅實的工業經濟基礎開展數字技術融合應用的阻力小、市場需求大，而發展中國家工業經濟發展尚不成熟，技術力量較弱，企業信息化建設起步晚，大部分企業仍處於信息化 1.0、2.0 階段，尚未觸及深度數字化應用。因此，發達國家數字經濟規模大、占比高、增速慢，發展中國家數字經濟規模小、占比低，但增速快。從具體國家來看，各國數字經濟發展特征與其經濟發展階段、產業結構等具有較高的關聯度。如，美國、韓國、愛爾蘭等國 ICT 產業發達，導致其數字產業化占比相對較高。再如，英國、德國、韓國、愛爾蘭等工業發達，導致其工業數字化轉型推進較快，美國、中國等國服務業快速發展，導致其服務業數字化轉型推進相對較快。

三、全球數字經濟關鍵領域加快布局

數字技術創新日新月異，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深入發展，在推動經濟社會發展、促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方面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數字經濟快速發展，國際社會關注的焦點也在不斷發展變化，當前，各國圍繞新型基礎設施、數字化轉型、數據跨境流動、數字稅、數字貿易、數字貨幣等焦點問題加快布局，關鍵領域競合加劇。

（一）新型基礎設施打造數字經濟發展新基石

信息基礎設施是數字經濟發展的基石，也是數字產業化發展的重要部分。加強信息基礎設施建設一直是各國普遍共識，近年來，信息基礎設施加速向高速率、全覆蓋、智能化方向發展，新型基礎設施建設的創新發展成為新的國際熱點。世界開啟 5G 商用，5G 已經成為世界各大經濟體的戰略焦點。2019 年，韓國、美國、瑞士、英國、意大利、西班牙、德國、中國的通信運營商紛紛推出 5G 業務，拉開了 5G 商業化的序幕，各國紛紛26全球數字經濟新圖景（2020 年）發力 5G 基礎設施建設。IHS 分析指出，中國將在 5G 建設中占據主要地位，中興、華為等國內廠商將在 5G 的主要技術領域中保持領先地位。在 5G 商用道路上，多國運營商、設備商本著互惠互利的原則共同推動各國 5G 發展。

空天地一體化信息網絡加速布局。衛星互聯網方面，Facebook 公司自 2018 年開始著手籌劃“雅典娜”（Athena）衛星項目，旨在通過毫米波無線電信號向地面提供互聯網接入。。天空通信方面，無人機、氣球的概念被用於提供互聯網服務。2020 年 7 月,谷歌“氣球”項目正式啟動商用。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旗下“氣球”部門（Loon Division）發放 35 個高空氣球，利用機器學習的算法自行飄到合適的位置，提供用戶服務或作為傳遞信號的中繼站，向肯尼亞的電信用戶提供 4G無線互聯網服務。

數據中心成為 5G 時代重要算力支撐。隨著 5G 網絡、人工智能、物聯網、邊緣計算、VR、AR 等新型網絡技術發展，數據中心成為重要的算力基礎設施和數字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撐，承擔了數據存儲、數據流通的關鍵作用，受到全球範圍內的廣泛關注。

（二）制造業數字化轉型加速進入發展新藍海

各國制造業數字化轉型政策加速迭代，重視政策落地應用。一是各國政策目標加速向構建全局性、系統性轉型生態體系演進。二是各國加速推動數字化轉型關鍵舉措落地應用。一方面，加快推動底層技術產品研發。另一方面，創新數字化轉型落地機制。各國紛紛推出“加速器”、“孵化器”和“彈射器”等數字化落地機制，投資創新中心和建立創新網絡成為加速數字化的普遍方式。

各國轉型投資穩步增長，為行業數字化積聚動力。根據 IDC 預測，隨著企業在現有戰略和投資的基礎上發展成為規模化數字企業，預計 2020 年，全球數字化轉型技術和服務支出將增長 10.4％，達到1.3 萬億美元，雖明顯低於 2019 年的 17.9％的增長，但在整體技術支出大幅減少的背景下，仍是一年中為數不多的亮點之一。

各國企業開展多樣化探索，加快數字化轉型創新步伐。全球領軍企業從點、面、體三個維度全面調整布局、協同推進制造業數字化轉型。從單點看，領軍企業正通過戰略並購、建立聯盟、推出新產品新服務等多種方式，在點上突破，以期把握新技術帶來的紅利，占領轉型制高點。從面上看，領軍企業一方面將多種數字化工具和能力進行整合，著力構建覆蓋全價值鏈的數字化解決方案，提供全鏈條服務；另一方面，也不斷將數字化解決方案拓展到更多行業領域，提供全行業服務。

各國以產業聯盟為紐帶，加快完善制造業數字化轉型生態。一是產業聯盟成為標准體系的重要制定者。標准化是保持領跑的先決條件、保證市場競爭力的關鍵。二是非政府組織成為創新網絡承擔者。德國一些非營利性組織加大投資，率先建成符合智能化理念的“示範工程”“智慧工廠”等樣例，展示融合應用的可實現性，激發“工業 4.0”潛在客戶群體的需求。三是產業聯盟成為全球深度廣泛合作的重要推進器。各產業聯盟之間加強深度合作，在協同推進體系架構、標准、測試床等方面，促進產業生態壯大。

（三）數字貿易推動全球經貿關系發生新變革

數字貿易重構國際貿易模式。伴隨著數字技術在全球範圍內的深度應用和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以互聯網為基礎的數字貿易蓬勃興起，帶動全球創新鏈、產業鏈和價值鏈加速優化整合，正在成為數字時代的重要貿易方式。一方面表現為貿易方式的數字化，數字技術與國際貿易各領域深度融合滲透，電商平台成為國際貿易的重要樞紐，信息展示、貿易洽談、支付結算、稅收通關等環節向線上遷移，國際貿易的固定成本大幅降低、效率顯著提升；另一方面貿易對象的數字化，互聯網為國際間數據流通提供了高效便捷的傳輸渠道，數據和以數據形式存在的商品和服務可貿易程度大幅提升，成為重要的貿易商品，對各國生活、生產等諸多領域的影響不斷擴大。貿易方式的數字化、貿易對象的數字化極大地改變了現有貿易模式，推動國際間經貿交往活動從物理世界轉向數字世界，國際分工和分配模式面臨巨大調整。全球數字交付服務貿易迅猛增長。UNCTAD 數據顯示，2008-2018年，全球數字交付服務出口規模從1.8萬億美元增長到2.9萬億美元，增長接近 60%，年平均增長率約為 5.8%。

數字貿易發展背後是雲、網、端等數字技術深度融入經濟社會各領域。一是存儲載體的演進，磁盤、光盤、移動硬盤等傳統的數字化存儲設備正在被虛擬的、線上的雲存儲所取代，推動存儲成本的降低、存儲方式的優化和存儲服務的演進。二是傳輸渠道的改善，全球網絡普及率、速率穩步提升，網絡使用價格持續下降，形成一個高效的數字化航道，數字化的產品和服務從雲端通過網絡快速流入千家萬戶。三是輸入、輸出設備的升級，從台式計算機、筆記本電腦到現在的智能手機、車載智能終端，硬件和終端設備快速升級迭代，為更優質、更豐富的數字產品服務提供了可能。由於數字產品和服務本身具有零邊際成本的特性，可貿易程度的提升將進一步促進相關產業與貿易的發展。

數字貿易將對國家間經貿關系帶來多方面影響：

一是新舊業態的交替。近年來，數字經濟的發展對一些傳統產業構成巨大沖擊。二是數字產品和服務融入全球價值鏈。全球範圍內數字化轉型是大勢所趨，數字化的技術、產品和服務對數字化轉型意義重大。三是一部分貿易利得轉向數字產品和服務。數字技術透過數字貿易對全球分工產生影響，而分工變化又會進一步影響全球價值創造和收益分配。

（四）數據跨境流動成為國際交流合作新焦點

數據跨境流動已成大勢所趨，諸國紛紛針對本國國情和優先目標選擇適當的數據跨境流動方案。受當前經濟全球化和數字化的趨勢影響，數據大規模的跨境傳輸不可避免，多國通過國內立法、簽署國際協定的方式確立數據跨境流動規則。高水准數據跨境流動規則的制定，在搶占數字貿易規則決策者身份的過程中起到重要作用。數據主權、網絡數據安全、數據隱私保護、法律適用與管轄、數據本地化存儲、國際貿易規則等成為在數據跨境流動領域各國關注的焦點問題。在數據存儲本地化方面，一些國家出於保護本國數據、維護國家安全及促進國家發展的目的，對數據提出本地化存儲要求。在網絡數據安全和數據隱私保護方面，各國針對數據隱私安全進行明確立法的趨勢明顯，GDPR 成為諸多國家的數據隱私保護參考範例。

新冠疫情背景下，各國在數據跨境流動領域頻繁發力。2020 年 3月，基於《合法使用境外數據明確法》（《雲法案》），澳大利亞聯邦政府修訂《電信（攔截和接入）法案》，允許協議國在出於執法目的時，互相跨境訪問通信數據；同月，澳大利亞信息專員辦公室（OAIC）與新加坡個人數據保護委員會（PDPC）簽訂關於跨境數據流動的諒解備忘錄，加強數據治理方面的合作，促進澳大利亞和新加坡之間的經濟一體化。

（五）數字服務稅規則帶來數字經濟發展新挑戰

數字貿易的發展給全球稅收體系造成巨大挑戰，一是稅收征管的範圍由線下加速向線上拓展，征稅對象呈現出數字化、虛擬化、隱蔽化等特點，許多交易信息被隱藏，導致企業利潤難以有效衡量；二是互聯網企業的數字服務突破了時間和空間約束，跨區域、跨國界經營成為常態，經濟活動可能同時面臨多個不同的稅收監管主體，可能出現跨國企業轉移到稅率最低的國家報稅的現象。如，大量互聯網科技企業巧妙運用 “荷蘭三明治”法避稅，在稅率較低的愛爾蘭、盧森堡等國申報企業所得稅，合法地保留了龐大的海外利益。隨著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BEPS）問題的增多，越來越多的國家

意識到必須推動國際稅收體系的改革，相關國際談判加快推進。OECD 是國際數字稅談判的主要推動機構，試圖形成一套適用於全球的“統一方案”。。2020 年 1 月，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發布聲明稱，全球 137 個國家和地區同意在未來幾個月進行談判，推動修改現行跨境稅則，並計劃在今年底前就形成全球共同框架達成協議，以應對數字經濟發展帶來的稅制挑戰。

聯合國提出了一個相對寬松的基於雙邊談判的數字服務稅討論稿。2020 年 8 月 6 日，聯合國國際稅務合作專家委員會發布了關於聯合國稅收協定範本第 12B 條的討論稿，確保成員國可以根據《聯合國示範公約》開展雙邊稅收談判，以及提供談判的技術性框架，允許通過預提稅的形式對自動化數字服務征稅，並通過雙邊稅收協定談判對稅率達成共識。12B 條涉及在一締約國產生並支付給另一締約國居民的自動數字服務的收入。

數字服務稅的分歧集中於美國和其他國家，美國堅決反對征收數字服務稅，特別是單邊征收數字服務稅的做法。美國的超大型互聯網企業數量冠絕全球，且業務廣泛覆蓋全球主要國家和地區。一旦各國開始征收數字服務稅，蘋果、谷歌、亞馬遜、微軟、臉書等美國企業將成為最主要的征稅對象。

（六）央行加速數字貨幣研發搶奪支付新賽道

主要國家對數字貨幣的探索由來已久。荷蘭銀行（DNB，“ De Nederlandsche Bank”，荷蘭國家銀行）從 2015 年開始使用基於分布式賬本技術的 Dukaton 進行數字貨幣的內部實驗。此後，烏拉圭、東加勒比、瑞典、中國、韓國等國的中央銀行相繼宣布開展本國的 CBDC 試點，但目前尚未有真正意義上的央行數字貨幣投入使用。

新冠疫情疊加超主權數字貨幣影響，以國家信用背書的央行數字貨幣愈發受到重視。新冠疫情引發的隔離措施以及現金可能會傳播病毒等因素，更加快了傳統支付方式向數字支付方式的轉變，加快了合法交易的無現金化趨勢，有關數字貨幣的官方討論進一步升溫，原本對央行數字貨幣持謹慎觀望態度的日本和美國等國家也逐漸放開限制，加大對央行數字貨幣的探索力度。

多國央行數字貨幣研究的核心構成要素基本相同，但受各國國情、戰略規劃及發展政策影響，其具體技術構成及研發用途有所差異。從多國（中國、英國、新加坡和加拿大等）推出的法定數字貨幣構思來看，其核心構成要素包括發行人、發行載體、技術、進入門檻、匿名程度、運行可得性、是否支付利息等。從具體國家的央行數字貨幣技術及合作者角度來看，已披露信息顯示一些國家將基於區塊鏈技術開發央行數字貨幣，並與區塊鏈技術公司或區塊鏈聯盟合作，如馬紹爾群島和柬埔寨等國家研發的央行數字貨幣；一些國家則是部分采用區塊鏈技術，根據國情研發針對央行數字貨幣的技術和框架，合作者主要為該國的高技術企業，如中國的 DCEP。從各國探索和研發央行數字貨幣的原因來看，各國出發點各不相同，有的國家主要為了降本提效，提升交易的便利性和透明度，減少監管成本，提升央行對貨幣供給和流通的控制力；有的則是為了維系國家地位，提升法幣的國內/國際地位，實現國家經濟獨立，或是跟上經濟變化的步伐，確保國家未來在數字支付領域有一席之地；有的國家是為了提高支付領域安全性，聚焦跨境支付結算和證券結算，保障跨境資金流通安全。

四、全球數字經濟發展未來前景可期

世界各國雖然國情不同、互聯網發展階段不同、面臨的現實挑戰不同，但推動數字經濟發展的願望相同、應對網絡安全挑戰的利益相同、加強網絡空間治理的需求相同。數字經濟已成為推動經濟複蘇、重塑國家新優勢的重要抓手。各國應該集思廣益、增進共識，通過深化務實合作，以共進為動力、以共贏為目標，共同推動全球數字化發展，充分釋放數字經濟發展紅利，構建可持續的數字世界，推動世界各國共同搭乘互聯網和數字經濟發展的快車，讓互聯網發展成果更好造福世界各國人民。

（一）強化共建共享，繁榮新型基礎設施新生態

普遍、安全和負擔得起的網絡連接是數字經濟發展的基本推動力，也是包容性增長、創新和可持續發展的催化劑。發展 5G、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物聯網等為代表的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光纖寬帶、窄帶物聯網等新一代網絡，以及大數據中心、雲計算中心等助推傳統產業

網絡化、數字化、智能化發展的基礎設施，是未來各國建設新型基礎設施的方向。一是將互聯互通作為重點，聚焦關鍵通道、關鍵節點、關鍵項目，著力推進網絡通信等領域合作，在信息互聯互通方面與利益攸關國家達成合作協議，共同推動網絡互聯互通建設， “一帶一路”國家的共建空間信息走廊的建設實踐可作為各國合作的典型參考。二是鼓勵各國加強對新型基礎設施的建設投入，鼓勵所有國家將新型基礎設施建設作為數字經濟發展的重要環節，在合法可預測的環境中，促進寬帶網絡覆蓋、提高服務能力和質量，探索以可負擔的價格擴大高速互聯網接入和連接的方式，推動包括 5G 在內的數字基礎設施投資的各項全國性、區域性和國際性舉措。

（二）推動融合創新，促進實體經濟數字化轉型

各國應深刻認識到數字經濟在驅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以及改善和重塑傳統產業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各國應通過務實合作，深化數字技術與智能制造等重點領域的深度融合，積極推進數字技術在制造、服務、創新等領域的廣泛應用，不斷提高數字技術支撐經濟社會發展的能力和水平。具體來說，需重點加強以下幾個方面推動實體經濟數字化轉型合作：一是推動工業互聯網創新發展。著力構建工業互聯網網絡基礎設施、培育工業互聯網資源配置平台、建立安全保障體系，推動工業經濟全要素、全產業鏈、全價值鏈鏈接，打造全新的工業生產制造服務體系。二是培育新模式新業態新產業。三是促進電子商務合作。探索在跨境電子商務信用、通關和檢驗檢疫、消費者保護等領域建立信息共享和互信互認機制的可行性，加強金融支付、倉儲物流、技術服務、線下展示等方面的合作。加強消費者權益保護合作。四是支持互聯網創業創新。鼓勵通過有力和透明的法律框架，推動基於互聯網的研發和創新，支持基於互聯網的創業。利用互聯網促進產品、服務、流程、組織和商業模式的創新。五是促進中小微企業發展。通過政策支持，促進中小微企業使用數字技術進行創新、提高競爭力、開辟新的市場銷售渠道。

（三）凝聚多方共識，探索數據跨境流動制度設計

各國數據跨境流動政策受到地緣政治、國家安全、隱私保護、產業發展水平等複雜因素的影響程度將持續增加，以“國家安全”關切為核心的“重要敏感數據”將成為跨境流動限制重心。各國應重視數據跨境流動對助推數字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秉持發展與安全並重原則，以合作共贏為目標，以安全可信為前提，針對隱私保護、數據安全、數據確權、數字稅收、數據法治等，強化組織與制度創新，有序推動各項工作：一是數據流動要以安全為前提。沒有安全，數據自由流動就無從談起。要堅決反對數據被劫持、遭篡改，甚至被用來對他人、他國進行監控、攻擊等行為。二是數據流動要用制度來保障。中國出台《網絡安全法》，對數據的運營、備份、存儲及其完整性、保密性、可用性等做出明確規定，為中國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法律保障。三是數據流動要有國際規則。數據跨境自由流動涉及各國不同的監管制度，需要各國加強交流與合作，增進共識和信任，共同推動制定切實可行的國際規則，讓數據流動更好地促進技術進步，服務數字經濟發展。

（四）開展多方探索，構建數字貿易國際規則體系

各國應積極參與世貿組織與貿易有關的電子商務議題談判，積極探索反映發展中國家利益和訴求的規則體系，推動多邊、區域等層面數字貿易規則協調，共享數字貿易發展成果。2019 年 1 月，76 個WTO成員簽署《關於電子商務的聯合聲明》，確認啟動與貿易有關的電子商務議題談判，旨在制訂電子商務/數字貿易領域的國際規則。目前各國已經提交超過 50 份提案，部門議題有望在談判中率先取得突破。一是貿易便利化相關議題，包括無紙貿易、單一窗口、互操作性、電子發票、微量允許、電子支付等。二是針對進口國消費者權益保護類議題，包括消費者個人隱私保護、消費者權益保護、非應邀電子信息、平台壟斷治理。三是免征電子傳輸關稅議題，考慮到WTO談判的目的主要是降低貿易壁壘，在各方存在一定分歧的背景下，預計原有辦法將得到延續。四是傳統知識產權保護議題，預計在專利、商標、版權、商業秘密等傳統知識產權保護領域的議題上將取得一定進展。五是數字服務稅議題，短期來看，數字服務稅談判仍存在一定障礙，相關貿易摩擦沖突不斷，長期來看，征收數字服務稅是大勢所趨，是保障國家財政收入、構建公平競爭環境的全球稅制重要改革舉措，贏得了全球大多數國家的支持。

（五）推動共同研究，制定衡量數字經濟統一標准

統一明確的數字經濟的定義，是衡量數字經濟的首要前提。對數字經濟進行准確和有效的衡量，對於把握和應對數字經濟帶來的增長機遇和發展挑戰至關重要。支持多利益攸關方統一衡量數字經濟的認識，鼓勵參與多邊論壇的計量討論，加強多邊協作與合作，分享最佳做法和經驗，促進衡量數字經濟的知識分享，在國家之間分享衡量數字經濟經驗和最佳實踐，制定衡量數字經濟路線圖，推動形成統一的衡量數字經濟的方法。

（報告觀點屬於原作者，僅供參考。報告來源：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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