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忠文：閱讀日記是培養“歷史感”的最好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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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研究員馬忠文今天這個講座是張劍老師、徐雁平老師和安徽大學策劃的系列講座之一，此前他們兩位先生都做了精彩的演講。與兩位先生從文學研究的背景發論不同，今天我想從史學研究的角度，來談談日記的史料意義，有些純屬一得之見，懇請大家批評。以下分為幾個部分來講。

近年日記的刊行、整理與研究

大約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日記和書信這類私人文獻越來越受歡迎，出版界也很樂於推動它們的出版。學術界中，不光是研究史學的、文學的人，包括研究戲劇、自然科學史的學者，都開始利用日記做研究，大家都有很多心得。我想側重於晚清人物的日記，談談對日記史料的認識。首先介紹一下近人日記的刊行與整理情況。

近年刊行的晚清人物日記既有整理標點本，也有影印本。這裏介紹的第一種日記叢書，是中華書局出版的《中國近代人物日記叢書》，多年來已經出版40餘種，是中華書局的一個品牌書。它的包裝比較簡樸，非常便覽，從中間隨便翻開一頁就可以開始讀，很適合作為消閑讀物。還有一套是學苑出版社的《曆代日記叢鈔》，它以國家圖書館的稿本、抄本為基礎影印出版，一共有200多冊，規模比較大，且未刊日記為數不少。第三種就是國家圖書館出版社近年推出的《稿鈔本日記叢刊》系列，由南江濤老師主持，目前已經見刊的有上海圖書館和清華大學圖書館的《稿鈔本日記叢刊》，最近我們近代史所的《稿鈔本日記叢刊》，一共31種80冊，也推出面世。因為這個系列絕大部分都是未刊日記，版本珍貴，備受學界關注。第四種是鳳凰出版社近年推出的《中國近現代史珍稀史料叢刊》，這套書是由張劍、彭國忠、徐雁平三位老師長期主持的，現在已經出版到第7輯。這套書裏有80%以上是日記和書信。第五種是大象出版社的《名人日記系列》。它的特點是基本以現代文學人物的日記為主，偏重於藝術以及現代史。成系列出版日記的情況大體如上，其他零散出版的日記則比較多，這裏不再一一介紹。

從對日記本身的研究來說，陳左高先生是非常重要的前輩學者，他的著作有《中國日記史略》和後來編的《曆代日記叢談》。此外，虞坤林先生編過一本《二十世紀日記知見錄》，他曾經多次到我們近代史所檔案館來，長時間查閱日記，所以這本書也提到不少我們所的收藏。

利用日記從事專題學術研究的學者裏，孔祥吉先生有豐碩的成果，他著有一本《清人日記研究》。另外桑兵老師用辛亥前後各種人物的日記，寫了《走向共和：日記所見政權更替時期親曆者的心路曆程》。還有張劍老師最近出版的《華裘之蚤：晚清高官的日常煩惱》，通過日記探討了高官的日常生活史。

王建朗、馬忠文主編：《近代史研究所藏稿鈔本日記叢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20年版，全80冊我大體梳理這些日記書目的意思，在於說明近年日記的刊行、整理和研究，都有非常好的勢頭。另外借今天這個機會，向大家簡單介紹下近代史所新近出版的這套日記叢刊。從上世紀50年代近代史所建立，前輩學者便開始注重文獻搜集，迄今所藏稿鈔本文獻達19萬件之多，僅稿鈔本日記就有110種左右，這次出版的日記叢刊裏只選取了31種。一個考慮是，如果某一個作者的日記、書信、年譜、奏稿，全部都在近代史所收藏，那麼他的日記就不單拿出來放在這個叢刊裏。比如近代名流許同莘，他的日記、書信、文集都在近代史所，所以日記就不收入叢刊。還有一部分小人物的日記，數量小，延續時間只有一兩個月，且有殘損，此次也未收入，留待將來進一步整理後再刊印。收入叢刊的31種日記，作者既有清代的官員、學者，還包括一些文人、幕僚。相信這套書能為學界提供很多有價值的史料。

認識日記的原始性與私密性

接下來以史學研究的眼光，談談日記史料的“基本屬性”。我想特別講兩點。

日記的一個基本特點就是原始性。日記是一種私人文獻，每個人都可以寫，形式上是“排日記事”，一般是當天寫，也有過兩三天後再補寫的。逐日、逐月、逐年記錄，長期積累下來，在光陰流轉的過程中就形成一種編年體文獻。它把作者當時的言行、見聞、思想乃至情緒，隨時定格、固化在紙面上——就好比鑲嵌在一個個地層中。從時間上說，日記跟事實的發生離得最近，作者經常剛剛經曆過特定的情境與事件，曆時不久，感受還都新鮮、強烈。這裏可以做個比較：回憶錄和日記是性質相近的所謂“第一手資料”，都是經曆者所寫，但是它們之間其實有很大區別。與回憶錄（比如年譜，即是其中一種形式）相比，日記是原始、新鮮的；而回憶錄卻是事隔多年之後寫的，原來的情境與心態已經徹底變化了。所以回憶錄對以前經曆過的事情，總要經過有意或無意的篩選，會有側重、誇大，也會有隱晦。顯然，回憶錄和日記不可同日而語。

舉一個例子。惲毓鼎的日記在最近才出版；但是惲毓鼎寫過《崇陵傳信錄》，在辛亥革命後不久就出版了，那是一部回憶錄。兩相比較，會發現惲氏在回憶錄說的很多話，和後來披露出的日記中相關內容差異很大。這時，我們就要更側重於對日記的考察和利用，而把回憶錄作為一種參考。這是考慮到日記的原始性特點。當然，一旦有了將來公諸於世、流傳下去的想法，日記的寫作也會多幾分思量，難免有掩飾、隱晦的痕跡；但盡管如此，曲筆之處也會被即時保留在日記原稿中，無法抹去痕跡。這就是日記的原始性。

日記的第二個屬性就是私密性。一般情況下，日記、書信都是密不示人的私密文獻，往往是作者身後才被他的後裔、門生公布出來，或者由於種種變亂，遺落到了坊間，被外人收藏，然後才刊行出來。日記之所以常能激起人們的好奇心，與它這種秘不示人的私密性有直接關系。大家一般認為，內幕、私密的文獻和真相有著天然聯系，於是總是幻想在日記、書信這樣的私密文獻中找到一些驚人發現。其實，很多時候日記並不包含我們期待的這類敏感內容。所以很多人喜歡看日記，在一定意義上體現的就是一種“窺私”心理，不過這種心理有可能推動人們去追求真相。不少重要政治人物的日記有更大的吸引力，原因正在於此。

這是日記的兩個基本屬性，我以為其他特征大概都是從這兩個基本屬性延伸出來的。

不妨給日記分分類

嚴格來說，日記很難分類，但是，為了閱讀利用，似乎又有分類的必要。因為當你利用日記的時候，不免要先對各類日記的一般特性有所了解。所以，我想還是要做一個大致但不絕對的分類。下面大概談談三種分類的方式。

首先可以根據日記作者的定位和身份來分類。第一類就是官員日記。近代史中留下日記的官員非常多，有名的如李星沅、翁同龢、王文韶，曾國藩、曾紀澤，李興銳，郭嵩燾等。第二類是學人日記，其中大量的內容都和學術相關，是學術史研究必不可少的文獻。有名的如《黃侃日記》《皮錫瑞日記》《越縵堂（李慈銘）日記》《緣督廬（葉昌熾）日記》《顧頡剛日記》。李慈銘和葉昌熾都是清末的小京官，但是我們一般更關注他們在藏書、學術、讀書方面的影響，所以他們的日記可以大體視作學人日記。第三類就是銀行家和商人日記，比如《董浩雲日記》和《卞白眉日記》。卞白眉是銀行家，董浩雲是香港前特首董建華的父親，也是一位商人。這類日記大概經濟史研究者關注更多。第四類是藝術家日記，像《程硯秋日記》和荀慧生的《小留香館日記》。京劇有“四大名旦”的說法，而其中至少兩位名旦留有日記。

這是李慈銘《越縵堂日記》的幾張書影。文史研究者應該很熟悉這部日記。清末四大日記裏，體量最大的就是《越縵堂日記》，保存也比較整全。它最初分三次影印出版，彼此間隔數十年，後來在國家清史編委會的支持下，廣陵書社影印出版了足本的《越縵堂日記》。李慈銘的日記有很多學術和抨擊朝政的內容，當年寫出來就拿給人傳閱，形成了很多傳抄本，現在各個圖書館也有收藏。不過稿本只能有一套。圖片裏的李慈銘日記稿本非常珍貴，現在為私人收藏家所藏，大家可能今天是第一次見到李慈銘日記稿本的全彩照片。李慈銘加蓋自己的圖章、自己塗抹日記的痕跡，都能看得很清楚。

其次是可以根據日記的功用和目的來分類。每個人逐日記錄身邊瑣碎的事情，這類日記可以叫做“生活日記”，只不過官員、商人和學者記錄的生活側重點不同；而這裏我想專門介紹一下圍繞著某一種目的或功用而記錄的“專題日記”。它與歷史研究關系更為緊密。

第一種專題日記是京官的出差日記，也可以叫“欽差”日記，其核心是記述從事某個差使的經過。比如鄉試主考官任命後，他要從北京出發到相應省份去，就可能開始記日記。主考官為何會留下日記？我個人理解，他們一般是翰林院的翰林，或其他正途出身的京官，生活都很清苦，經過考試被任命為主考官，對個人仕途、生計而言都是一次難得的機遇。得試差出京城，絕對是“春風得意馬蹄疾”，是件讓人高興的風光事，大家也就願意記錄一下沿途的見聞，包括地方官如何接待他，以及沿途交往情況。另外，或許也因為辦理的屬於公差，一路上記錄，可備將來遇到問題時查閱。總的來說，鄉試主考官及辦理陵差、查辦事件、出使藩屬等官員都會留下這類專題日記。比如孫毓汶的《蜀遊日記》《使閩日記》，皆是圍繞他做主考官的經曆記錄的。嚴修的《蟫香館使黔日記》，是他在貴州三年間做學政的日記。吳大澂的《奉使琿春日記》，是有關籌辦東北邊務的。祁世長的《泰東陵神牌還位日記》就是典型的陵差日記，體量很小，不過數十日或幾個月，但他還是很鄭重地記錄下來。

第二種專題日記是駐外公使的進呈日記和官員、商民的遊曆日記。鐘叔河先生主編的《走向世界叢書》以及《續編》，主要包括郭嵩燾、曾紀澤、劉錫鴻、薛福成等外交家的日記。這背後有一定的制度原因：清政府因1875年馬嘉裏教案首次向海外派駐公使後，就形成一個規矩，公使須將出使日記進呈禦覽。此外還有李圭等早期遊曆西洋的中下層官員和商人的遊記。這些日記是我們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最重要的資料。要注意的是，到了後來，所謂的出使日記實際上由公使的隨員編纂。比如近年出版的《薛福成日記》，它的上冊是薛福成在浙江做地方官時期的日記，下冊則是他後來出使英國、法國的出使日記，對比之下，明顯能感覺出，後者是成於眾人之手的，裏面蒐輯、堆砌了不少西方經濟、文化、宗教、民俗方面的資料，為的是供皇帝參考，與成於個人之手的早期個人生活日記形成鮮明對比。

第三種專題日記是清末赴日本進行學務、商務考察的日記。庚子後留學日本成為風尚，不少清末最後兩科進士都到日本進修（比如早稻田大學），留下不少考察學習日記。此外，很多官員、學者在清末新政期間也都到日本參觀遊曆，並寫下了觀感見聞。這些都是研究清末新政的重要資料，比如繆荃孫《日本考察學務遊記》、嚴修《東遊考察日記》和董康的《東遊日記》（也叫《書舶庸談》）。實際上考察是其中一方面，同時還有遊曆的成分。

最後，根據文獻整理刊行的形態，還可以做一種分類，即把已刊日記劃分為稿本影印本、整理本、選編本和摘編本四類。

第一類是稿本的影印本。它保留了原稿最全面的信息，所以有人覺得原稿影印而非整理出版，仍有它的意義。但是影印本有時也存在問題。比如《汪榮寶日記》，原稿藏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館藏善本叢書》曾把它影印出版，前幾年中華書局和鳳凰出版社又分別將它整理出版。中華版整理者韓策、崔學森先生在整理時發現，《北京大學圖書館館藏善本叢書》裏收錄的影印本缺失了很多天頭上的文字，所以整理時又得找來原稿進行增補。第二類是簡體或者繁體的整理本。這是目前大部分日記的刊行形式，好處是便於閱讀、保存和利用。影印本日記一般體量很大，除了學術機構的圖書館，一般個人沒有存放空間，價格也非常昂貴，所以最方便利用的還是整理本。整理本當然總難免有訛誤之處，這是由整理者知識面的局限、對歷史情境的隔膜等原因導致的，是可以理解的，很多時候並不是有了認真的態度就可以避免一切誤差。我認為，訛誤當然要指出來，但也要抱有一種建設性的態度。有些朋友非常熱衷於挑別人在整理古籍中犯的錯誤，自己卻不能也不屑於整理文獻。大家不妨寬容一些，不妨積極提倡去做古籍整理，然後努力減少其中的失誤，因為總體說來，整理本文獻對學界的助益更大。

第三類是選編本，圍繞某個專題選錄日記，方便具體研究。比如通行的《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就只是從日記中摘取和太平天國、鴉片戰爭這些大事件相關的很少一部分內容，缺點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

第四類是摘編本，即根據日記原稿，按照一定的類別（交涉類、經濟類、吏治類），把日記裏相關的內容分類摘編，日期全部刪去，看起來就像資料匯編。嚴格意義上說這應該是一種二次文獻。比如《越縵堂讀書記》，它就是輯鈔了《越縵堂日記》裏有關讀書的所有內容。又如《桐城吳先生日記》（吳汝綸日記）也是摘編本。新出版的《袁昶日記》部分內容也屬於摘編本。雖有不盡如人意之處，在沒有原稿的情況下，我們也只能利用它了。

以上給日記大概做了分類。我覺得不必糾結於絕對准確的劃分，只要大體了解即可。這樣研讀一本日記時，馬上就知道大概要從哪些側面去把握需要的信息。

日記細節中的晚清史

接下來我想多講一些日記史料的價值和局限。日記作為史料有它很獨特的一面：它對歷史細節的記載，要比其他類型的材料要准確、可信。這裏以《鄭孝胥日記》為例。我們知道林旭、楊銳、劉光第、譚嗣同這四位底層官員被提拔為軍機章京（所謂“軍機四卿”），參與新政，是戊戌變法中很重要的事件。四人在後來政變時都被處死。其中的林旭，被殺時不過24歲，是一個能詩且頗有才氣的年輕人。有關戊戌年他的活動，《鄭孝胥日記》其實有非常詳細的記載。因為鄭氏在戊戌年也到京城預備召見，所以和林旭等閩籍同鄉有密切往來，日記裏記錄了不少細節。比如七月二十一日林旭被任命為軍機章京之後，《鄭孝胥日記》記錄，林銳在言談間流露出非常得意的神態（“意實招搖”）。幾天後鄭孝胥作為長輩便勸他，在軍機處謀事一定要慎重（“慎口勿泄樞廷事”）。到戊戌政變後開始抓捕康党、慈禧宣布訓政時，林旭心態又有變化。八月初八日晚上他同鄭孝胥講，我是不能被當作新党來對待的（“自言不得以康党相待”），流露出恐慌的心理。這其實很符合常理：一個二十四歲的年輕人，根本沒有政治經驗，在遭遇這等政治風波以後，他內心的狀態自然不會平靜。過於強調林旭為維新事業甘願犧牲自己的情懷時，就很容易忽視這種人之常情。還有1908年光緒帝和慈禧相繼病死，軍機大臣鹿傳霖、許寶蘅的日記裏記錄了宮內的准備以及各方反應，說得很詳細，這也是比較可信的史料。

鄭孝胥（1860-1938）與林旭（1875-1898）還有一個例子是李鴻章和張蔭桓在旅大交涉中接受俄國人賄賂的問題。這個問題在以前有種種說法，而只要把俄國外交檔案同當事人的日記文獻做比對，便會有發現。俄國《紅檔》雜志是在十月革命後披露沙俄時期檔案的一個雜志，裏面記錄：1898年1月，華俄道勝銀行經理璞科第與俄國公使巴甫洛夫向維特報告說，他們先後秘密約見了總理衙門大臣李鴻章、張蔭桓，向他們遊說，表示只要促成中國向俄借款，將各許以50萬兩和20萬兩的酬謝；戶部尚書翁同龢則拒絕與他們會面。另外一邊的當事人日記中，1898年1月15日，《翁同龢日記》記：“八百羅福（按：即巴甫洛夫）函稱有密事面商，或來就或赴彼，擬明日函辭以疾。”可見翁同龢確實像俄國人記錄的一樣，拒絕會面。而1月26日晚，《張蔭桓日記》記：“至俄館一談。”兩邊的記錄可以對應上。只不過，到底是否受賄，還要結合別的文獻來分析。可以看到，日記對一些事件的時間及空間細節記載往往十分准確，有時是史實判斷的重要佐證。

上海圖書館廖壽恒《戊戌八日記》記政變事廖壽恒日記戊戌年八月十三日記（圖第二行起）：“十三日甲午（9月28日），晴。榮相入樞府，裕簡北洋。貽藹人封事，召見時發下，乃因此慈聖忽命將康、劉、林、楊、譚、楊六人處斬，餘初未之聞，及領班繕旨，大駭，以語夔老，錯愕不勝。商之禮、剛、裕，皆謂無術挽回，而楊、林、劉三人之冤矣。呆瞪氣塞者半晌。刑之濫，罰之不公，至此而極，恐亂正未已。”（見《上海圖書館藏稿鈔本日記叢刊》第43冊，國家圖書館、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第213頁）

再以上海圖書館出版的廖壽恒《抑抑齋日記》舉一例。廖是唯一留下日記記錄戊戌政變的軍機大臣。留存的日記雖然是從八月初六日、即政變後一天開始，但它也提供了很多內幕的細節。比如，步軍統領衙門去搜捕“軍機四卿”等人的上諭，茅海建先生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保存的軍機處檔案裏找不到。為什麼？廖壽恒的日記就揭露，這道上諭根本未下交給軍機章京草擬，而是由廖壽恒直接在太後和皇帝召見他時，立刻寫好，再拿出去交給步軍統領衙門的崇禮，由他們直接搜捕康党。這樣根本不會有錄副或底稿留在軍機處，我們只能在後來崇禮奏折中看到他引用了所奉的諭旨。就這件事情而言，不能單從軍機處的例行文書行政方式來推論，因為它是反常的、例外的事情。從這些地方都能體會到日記所記細節的史料價值。

日記中的耳食、挖改與塗飾

但是談到日記的價值時，我們也要把作者的親身經曆與耳食之談區別開來。梳理晚清政治史研究的相關史料，我們會發現，圍繞某些重大事件的發生，那些置身其中的親曆者、參與者不曾留下只言片語，倒是那些身處局外的底層官員（如禦史、翰林、小京官）對核心決策內幕的關注和了解更多，他們不僅傳播這些細節，還將他們知曉的細節記在日記裏。久而久之，這些日記、書信中的記載便成為我們研究清末重大歷史事件的“鮮活”材料。其實這些消息和記載大都是耳食之談。後世研究者若不審辨，視為可信史料而征引，很容易以訛傳訛。比如慈禧太後在八國聯軍攻打北京前，四次舉行禦前會議，召見六部九卿。這四次會議到底談了什麼？真正參與者並沒有留下文字記錄，日記、甚至是筆記中的耳食之談卻有很多。這些日記、書信中記述的傳聞，不少又被民國初年的私人筆記傳承下來。可見，現代的研究者必須要對日記的記載進行判斷和考訂，不宜輕信。

另外也要注意，日記也僅是一種形態的史料，其記述或多或少帶有傾向性，本身有難以克服的局限。史學研究還是要結合多種類型的文獻進行綜合研究。一般有發現未刊的日記，我們拿它來寫篇文章，最大的目的是介紹新見的史料，並說明在原有基礎上，新史料可以補充或修正哪些既有觀點——而不是說想要單單憑借這一種新資料做出顛覆性的新研究。事實上，新史料的發現，只可能在既有的研究基礎上，或者補充、修正某些細節，或者是帶來一些新思路和啟發，僅此而已。總之，歷史學研究一定是綜合性的研究，各種史料都有各自的局限，綜合在一起才能把局限削弱到最小限度，過於相信某種日記，也容易“偏聽偏信”。

茲舉例說明。翁同龢和張蔭桓兩人，從甲午戰爭到戊戌變法都是關鍵的人物，甚至有種說法認為張蔭桓是幕後操手，翁同龢是頭面人物。兩人既是戶部的堂官（一尚書一侍郎），又都是總理衙門大臣，同時還都得到光緒帝的信任，相似處很多。而兩人戊戌年正月到五月的日記恰好都留存下來，很適合比照閱讀。如果光看《翁同龢日記》，會看到總理衙門大臣在交涉中的艱難處境，尤其反映在借款、租借膠州灣的談判、旅大交涉這些事務上。以前研究這些外交難題，我們經常征引《翁同龢日記》。從這裏面我們看到翁同龢在與德國、俄國交涉時非常主動的一面。但是一比照張蔭桓同時期的日記，看到的完全是另一種圖景。張的日記提到，翁同龢在很多事情上並不積極，而且在交涉英德續借款過程中，張蔭桓和李鴻章發生激烈矛盾，翁同龢便極力抽身、退縮。總之，兩相對比會發現，兩人日記都不能完全相信，而且現在有必要重新反思以往依賴《翁同龢日記》所勾畫出的甲午到戊戌的歷史場景。

翁同龢（1830-1904）與張蔭桓（1837-1900）塗改也是日記中值得注意的一類現象。戊戌政變後，翁同龢和張蔭桓先前與康有為的關系，都成為他們亟待抹去的“汙點”。無獨有偶，二人對日記都做過相應的處理。戊戌政變後，翁同龢刪改過日記。這時他要編自己的年譜，便把曆年日記全部拿出來看。因為此時他已被定罪推薦康有為，所以，他就把光緒二十一年閏五月初九日的日記做了刪改。我們所知翁同龢和康有為唯一一次私人見面，就在這一天。日記裏，翁把“康有為（祖詒）”改成了“李蓴客先生”，即李慈銘。他用的是科舉考試中考生常用的挖補辦法。這張照片是翁萬戈先生多年前拍給我的，只有放大很多倍，這一片挖補的跡象才看得出，但畢竟還是留下了痕跡。30年代時有位遺老叫金梁，他在讀翁的日記時發現：李慈銘怎麼會在光緒二十一年閏五月出現呢？他在前一年冬天已經去世了。這就露餡了。再對照前後文以及康有為的年譜，就可以坐實這天會面的確實是康有為。

翁同龢刪改日記痕跡之一：光緒二十一年（1895）閏五月初九日翁日記雲（圖左頁第三行）：“歸時略早，飯後，李蓴客先生來長談，此君舉世目為狂生，自餘觀之蓋策士也。”日記原稿經過挖補，“李蓴客先生”原應為“康有為（祖詒）”。翁同龢改日記，還有一個例子。原來戊戌年正月總理衙門大臣傳見康有為時，康講了很多改革觀點，《翁同龢日記》記他“高談時局，以變法為主，立制度局”雲雲，最後綴著兩字：“狂甚”。湯志鈞先生說，這兩個字一看就是新添的，所以擠在一起。而他只要加這兩字，就足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場了。

翁同龢該日記痕跡之二：戊戌年（1898）正月初三日，總署大臣傳見康有為。翁日記記雲：“傳康有為到署，高談時局，以變法為主，立制度局、新政局、練民兵、開鐵路、廣借洋債數大端，狂甚。”“狂甚”小字（圖頁底部），是政變後所加的。張蔭桓也刪改了自己的日記。他把跟康有為交往的很多東西，至少有六七處，全部塗抹掉了。後來收藏者王貴忱先生把稿本拿到太陽底下，對著太陽光比度，塗掉的字其實大體還能辨認。

政變後張蔭桓刪改日記的痕跡閱讀日記是培養“歷史感”的最好途徑

最後我想談一點個人感想。一般人們做研究時，通常只是把日記看作可以從中挖掘史料信息的“資料庫”。其實不應只是如此。我個人以為，閱讀日記是培養“歷史感”的最好途徑。我想以《許寶蘅日記》為例來說明這一點。

“歷史感”這個東西說起來好像很玄，其實也不玄。學外語要有語感，古董商得有眼力。眼力從哪來？要經過訓練。我們在史料面前能有多少眼力，理解能有多深，和一個人的歷史感有直接關系。孔祥吉先生的《清人日記研究》裏面就說：

要認識一個歷史人物，最簡潔的辦法，莫過於細讀其日記。因為日記是記載作者見聞以及感悟的文字。日記仿佛是一扇心靈的窗戶，一旦這扇窗戶被打開，一切便呈現在你的眼前了。許多歷史人物的內心活動，並不見諸奏章尺牘，或文書檔案，而只有在日記中才能看到他們內心深處的東西。

我很同意這一觀點。我個人以為，讀日記就仿佛是在作者引導下回到他的生活場景。他像一個導遊，帶著你把他自己的生活全都體驗一遍。這個過程是非常美妙的。時下熱衷於談“穿越”，其實看日記就能帶給你一種“穿越”的體驗。有些穿越到清朝的電視劇拍得不好，我想編劇大概是日記看得很少。只有清人日記裏的生活看多了之後，才知道原來清朝人是這樣或那樣生活的。有了好的歷史感，才能更好地解讀史料。解讀史料不應該只是停留在字面上做推理，關鍵是在能否體會他說的這些事情。

我想還是從《許寶蘅日記》來具體闡述。許寶蘅生於1875年，去世於1961年。他的日記從1892年寫到1960年，因為中間1931年至1944年暫缺，前後實際綿延了五十多年。許寶蘅是杭州人，1903年考上舉人，後來做了軍機章京，在民國初年又得到袁世凱的信任，在總統府任秘書，然後在北洋做官。北伐軍到北京的時候，他是國務院的秘書長，把北洋政府所有的印信轉交給了國民軍。此後他便賦閑了，只是在故宮博物院做過圖書館館長、校過書，另外被遼寧省主席翟文選請去做過遼寧省的秘書長，再後來就跟著溥儀去偽滿，在偽滿的偽皇宮作宮內府大臣。在1945年日本投降前，他又從長春回到北京。新中國成立之後，他被推選為中央文史館館員，1961年去世。這是他大概的經曆。

我在讀《許寶蘅日記》時最大的感覺，就是跟著他直接從晚清進入了民國，經曆了北洋、1945年抗戰之後的亂局，再邁入新中國，借著許寶蘅的心靈感知，走入了四個時代。我協助許恪儒先生整理這部大部頭的日記很多年，期間大概就形成了對北洋、對北京生活的感覺。比如說，北京的小京官怎麼生活？他們經常有應酬，天天不在家，總是今日去這個飯館，明天又去別個。飯後再去看某某部的戲，或在朋友家“手談”“竹敘”。再比如北京的婚喪嫁娶有很多習俗，婚禮、聘禮、喪禮怎麼辦，有哪些講究，看完日記就會大體了解。又比如鄉誼關系和同鄉會館的作用。一個京官的交遊、聯姻，同鄉往往是很重要的因素；而同鄉之間以及與科舉制度有關的團拜活動，也都是在會館舉行。了解這些以後，再研讀到涉及這些風俗的史料，比如20、30年代的日記，你就能感同身受、覺得親切，因為你已經熟悉了當年北京司局級官員的生活。

另外《許寶蘅日記》還記錄了50年代以後“遺老”們的流風遺韻和日常生活，現在大家還關注不夠。進入新中國，許寶蘅的生活其實還是從前的樣子。所有的天安門遊行，他也都去參加；同時他還延續清代士大夫的文人雅事，經常要去崇效寺或者櫻桃溝賞花，也參加50年代的稊園詩社活動。而且你會發現在59、60年，大家生活極其困難的時候，他們幾位八十多歲的老先生，他拿一個饅頭，你帶幾樣小菜，大家約一個地方去吃飯，飯後就來作詩唱和。在物質極其匱乏的情況下，他們仍然保存著他那個時代文人所具有的氣質。看完後霎時間會覺得很受觸動。另外，許寶蘅先生是一個讀書人，他自己很有是非觀念。他在偽滿時代不參與任何政治活動，只參與宮內府事務，負責溥儀的生活。而且在50年代末溥儀特赦後到了北京，以前在偽滿和他共事的朋友，會給他傳遞各種關於溥儀的消息。但是他堅持不去見溥儀。他也淡泊名利，在1949年剛解放的時候，許寶蘅的生活極其困難，需要民政局給他發救濟補助，大概一個月25塊錢。後來他當選中央文史館館員，工資漲到60塊，他就主動退回民政局已經下發的救濟補助。從日記中點滴的記載，能看到老派學人的規矩和內心想法。

總結一下，我認為日記最重要的功能，在於它是一種幫助我們了解以往社會生活各個層面的最好讀物。它包含很多細節，讀的時候你會覺得很親切，所以能強化我們的歷史感。解讀、閱讀、利用史料，特別是那些人人見過、熟視無睹的史料，為什麼有些朋友就能獨辟蹊徑，發現其中的妙用之處？我認為這是由於他的歷史感更強，因為他對那個時代太熟悉了，因此能捕捉到一般人忽略的東西。當然，閱讀書信也有同樣的效果，這裏就不展開講了。

現在一些年輕的朋友很依賴於檢索、用數據庫，我覺得有其方便之處，不過這也不是萬能的。古人的字號有很多諧音字，而且同一個人在日記裏往往有很多種稱呼，甚至兩個人還可能用同一個字號。檢索系統不能辨識得這麼准確。而且靠檢索資料來做研究，不“讀”史料，就缺少對史料背後時代的感受，容易單純從字面上來做邏輯遊戲，邏輯上捋順了就自以為言之成理，但是結果往往是生造出一些似是而非、沒有歷史感的論斷。所以我覺得日記還是要多讀——可以精讀，也可以泛讀。固然總有一些典故、固定說法、地方風俗不能明白（這些恰恰可以通過萬能的檢索手段解決），但只要跟著日記作者的思路看下去，一定會有收獲，而且積累多了，就會轉化成一種“軟實力”，再去讀材料就有不一樣的感覺。很多問題，就是在瀏覽日記這類原始文獻的過程中浮現的。問題意識絕不可能靠檢索得來。(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