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志清：《天工開物》的守護與傳承——寫在《典籍裏的·天工開物》開播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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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7日晚，央視綜合頻道《典籍裏的中國》第二集《天工開物》播出，繼第一集《尚書》後，再次引起了全國廣大電視觀眾的高度關注。

《典籍裏的中國·天工開物》從“民以食為天”的農業入手，貫穿古今，把宋應星和袁隆平通過時空穿越聯系在一起。宋應星“貴五穀而賤金玉”，他說：“五穀則麻、菽、麥、稷、黍。……今天下育民人者，稻居什七。”在古代中國，黃河流域最早進入農耕社會，種植五穀。到了明代，水稻已成為主要農作物，在解決生民溫飽上發揮了主導作用。精耕細作，是明代土地開墾面積達到極限後，提高產量的唯一方法，也是農業科技發展的著力點。宋應星關注水稻栽培，《天工開物》把《稻》作為全書之首，記載了水稻品種、耕作方法、農具功用、稻災防治、水利應用等。今天，袁隆平用雜交技術培育“超級水稻”，極大提高了產量，取得偉大成就。兩位科學家以共同的追求，實現了跨越三個多世紀的“握手”。這個穿越和相知，產生了震撼效果，引起廣大電視觀眾對宋應星和《天工開物》的關注，逐步拉開了這部十七世紀工藝百科全書的序幕。

《天工開物》被譽為“中國第一部關於農業和手工業生產技術的百科全書”，它在明末商品經濟迅速發展的時代橫空出世，隨後在海外廣泛傳播，近代再次回歸中國人的視野，為今日國人認識光大。雖然在清代中後期近200年間，《天工開物》幾乎不被重視而瀕於堙沒，但在曆代藏書家守護下，孤本傳世，不曾斷絕。《天工開物》的命運說明，一部典籍藏諸名山，傳之後世，必有其歷史際遇。關注民生、立意深遠、科學求實的名著，最終會在大浪淘沙中脫穎而出，閃耀光芒。在歷史長河中，收藏者、記誦者、傳抄者、刊刻者、影印者、整理者、研究者、傳播者，都在延續著者的生命、光大典籍的作用。正是靠古今中外“守護人”的接續努力，《天工開物》的價值才得以彰顯，宋應星的事跡才為人們傳頌。一座高山讓人肅然起敬，一盞孤燈化為無數星火，其中教訓經驗，足以啟迪今人。

下面，讓我們走進歷史，認識幾位關鍵人物，了解一下《天工開物》在歷史中不平凡的傳承往事。

出版宋應星全部著述的塗紹煃（伯聚）

宋應星有一位同代知音，不但與宋應星和宋應昇兄弟兩次同科會試，還幫助宋應星刻印了《天工開物》，他就是塗紹煃（伯聚）。國家圖書館收藏的一部崇禎十年（1637）刻本《天工開物》（以下簡稱“塗本”），就是塗紹煃出資刻印的。塗本存世不過三，珍稀孤罕，除國圖這部外，還在法國國家圖書館和日本靜嘉堂文庫各有一部收藏。這三部典籍仿佛三座燈塔，在歷史上分別照亮過中國、日本和歐洲，這是科技之光、文明之光，也是《天工開物》曾經傳播世界的軌跡。

明崇禎十年（1637）塗紹煃刻本（國家圖書館藏）

“傷哉，貧也！”宋應星在《天工開物》自序中談起家境，無限感慨！祖上雖是官宦之家，但到他這一代，家道中落，宋應星和長兄宋應昇多次會試落榜，貧無足資，不說刻印出版，連買書錢都拿不出來，更別提招請同人研討所得了。他只有把平時所見所聞記錄在方寸紙間。多虧同鄉塗紹煃是位相契之友，在德行上追求完美，不但有伯樂之眼，還有古道俠腸，慨然出資幫他刻印書籍。崇禎九年（1636）刻印《畫音歸正》，崇禎十年（1637）又主動提出為他刻印《天工開物》。宋應星認為是夙緣所召，十分感激！可以說，沒有塗紹煃的青眼義舉，就沒有宋應星《天工開物》的傳世。

塗紹煃（約1582-1645），字伯聚，號映蔽，江西新建人。明萬曆四十三年（1615）與宋應星、宋應昇兄弟同科舉人，萬曆四十七年（1619）殿試二甲第四十五名進士。先後任南京工部虞衡司主事、吏部考功司郎中、提督四川學政、河南汝南兵備道、廣西左布政使、雲南巡撫等職，晚年講學於南昌澹台祠，著《友教堂稿》。他與宋應星一家關系密切，經常過往研討問題，抒發肺腑之言。由於塗紹煃外出任職，遊曆廣泛，又主張開發西南礦藏，興辦工場，籌集遼東軍需，宋應星《天工開物》中記載的不少西南礦產、工藝，也不排除有來自塗紹煃的介紹。明末商品經濟發展，使得各地物產得以流通，知識得以更新，思想得以變化，文化得以融匯，這是宋應星《天工開物》問世時的社會環境。正如宋應星所言：“為方萬裏中，何事何物不可見見聞聞。”科學家丁文江在《奉新宋長庚先生傳》中也說道：

“先生（指宋應星）生於豫章。廣信之銅，景德之磁，悉在戶庭。滇南、黔、湘冶金采礦之業，又皆操於先生鄉人之手。《天工開物》之作非偶然也。”

在這種社會環境中，關注農工技術的重要作用，成為當時先進中國人的追求。

明清鼎革之際，清軍攻入江西。塗紹煃攜家人出走，船行君山湖時遭遇大風，全家罹難。宋應昇也守義自殺。這之後，宋應星避世隱居不出，再也沒有新作刻印出版。明末清初戰亂動蕩，知識精英棄世湮滅，是社會的巨大倒退。塗紹煃罹難，終結了宋應星新著問世的可能。

1975年，《歷史研究》刊登一則短訊《江西發現宋應星佚著四種》（以下簡稱《宋應星四種》）。其中說，江西省發現的明崇禎年間刻本《野議》《論氣》《談天》《思憐詩》，是宋應星的重要政論著作和科學著作。《宋應星四種》的發現，是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人們終於找到了《天工開物》之外的宋應星著述，對他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

明崇禎九至十年（1636-1637）塗紹煃刻本（江西省圖書館藏）

筆者曾有幸目睹國圖藏崇禎十年刻本《天工開物》和江西省圖書館收藏的《宋應星四種》。開卷可見，兩書行款格式字體完全相同。每書前都有宋應星自序，而且都是在崇禎九年（1636）到崇禎十年（1637）宋應星任職分宜縣教諭時刊刻的。《論氣》書口上寫有“第八”，《談天》書口上寫有“第九”，應該就是宋應星已失傳的《卮言十種》殘篇。可以判斷，《天工開物》《卮言十種》《畫音歸正》等都出於塗紹煃出資刻印，刻印時間就在崇禎九、十年間。考慮到塗本《天工開物》署為《天工開物卷》，其目錄最末一葉後有被鏟掉的文字，代之以墨條，正應宋應星在《自序》中所言“《觀象》《樂律》二卷，其道太精，自揣非吾事，故臨梓刪去”的記載。說明在刻印各書時，哪些內容合並、哪些內容單行並沒考慮妥帖，“臨梓刪去”在所難免。書名情況的複雜，也從一個側面說明，塗紹煃陸續索要宋應星著述，是希望匯總宋氏著述，一體刊刻。塗紹煃操作了宋應星著述問世的全過程。

發掘《天工開物》價值的菅生堂、儒蓮

塗本之後，約明末清初間，書林楊素卿刊刻《天工開物》（以下簡稱楊本），“書林”多為建陽書商稱號。書商刻印《天工開物》，說明當時社會對該書有需求，需求之一就是作為技術典籍、生財之書輸往海外。原藏日本尊經閣、後歸台北歷史語言研究所的一部楊本，最早是加賀藩藩主前田綱紀的藏書，扉頁上印有“書林楊素卿梓”字樣，上面刻雙行小字“內載耕織造作煉采金寶/一切生財備用秘傳要訣”，就是把《天工開物》當作生財寶書出口海外的。國家圖書館現藏楊本，書上鈐有“佐伯文庫”印記。據潘吉星考證，“佐伯文庫”是日本江戶時代豐後佐伯藩主毛利高標於天明元年（1781）年所設，說明這部典籍原在日本流傳。國圖藏楊本上還有“江南黎子鶴家藏書之章”，黎子鶴名世蘅，早年從日本京都帝國大學結業。這部典籍，一定是黎氏得自日本，攜歸國內。1965年，楊本由北京中國書店收購，同年售給北京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前身）。目前楊本傳世者只有三部，分別收藏在國家圖書館、台北史語所和法國國家圖書館。其中國圖和台北史語所藏楊本都來自日本，說明楊本早已在國內失傳，近代能從日本尋回，幸運之餘，也令人歎息！

明末清初書林楊素卿刻本《天工開物》（國家圖書館藏）

“明末清初書林楊素卿刻本《天工開物》（台北史語所藏。引自“古籍”微信公眾號）”

楊本之後，清代前期編修《古今圖書集成》《授時通考》時也曾引用《天工開物》內容，此後再無人刊刻此書。《四庫全書》也未收錄《天工開物》。究其原因：一是書中多有犯諱，如《古今圖書集成》引用《天工開物》，就把原書“北虜”一律改為“北邊”；二是宋應星在《天工開物·自序》中說“此書於功名進取毫不相關也”，自然也不會受到清代士大夫和功名學子的關注。《天工開物》在不重視科技工藝的清代逐漸湮沒無聞。

但與國內不同的是，《天工開物》從清初陸續由中國商船運到日本口岸長崎，塗本、楊本都傳入日本，學者競相引用，名聲大振。據潘吉星考證，十八世紀六十年代，日本出版界就醞釀出版《天工開物》。明和四年（1767）九月，日本大阪傳馬町書林菅生堂主人柏原屋左兵衛提出發行《天工開物》的申請，同年十一月得到許可。開始因找不到善本作為底本，出版差點流產，後來從大阪著名藏書家木村孔恭處得到塗本，最終成功出版，使《天工開物》在江戶時代發揮了更大的影響力。日本實學派學者佐藤信淵甚至依據宋應星《天工開物》思想，提出富國濟民的“開物之學”，他說：

“夫開物者，乃經營國土，開發物產，富饒宇內，養育萬民之業者也。”

這種具有現代科學精神的思想對日本的強盛發揮了重要作用。菅生堂本在文政十三年（1830）曾經再版，廣為流傳，中外單位多有收藏。《天工開物》至此才不至從人間散佚流失。在保留《天工開物》上，日本學者和出版商發揮了重要作用。

日本明和八年（1771）大阪菅生堂刻本（國家圖書館藏）

《天工開物》價值的第二個發現地是歐洲。其中，法國巴黎皇家文庫（今法國國家圖書館前身）早在十八世紀即入藏《天工開物》塗本。被稱為法國“漢學三傑”之一的儒蓮（Stanislas Aignan Julien，1797-1873）曾擔任法蘭西學院教授和國王圖書館“助理館員”之職，利用藏書之富、取用之便，陸續翻譯了一批中國典籍，特別是《景德鎮陶錄》和《夢溪筆談》中關於畢昇發明泥活字的資料。

儒蓮（Stanislas Aignan Julien，1797-1873）

儒蓮稱《天工開物》為“技術百科全書”，將“天工開物”四字理解為“對自然界奇妙作用和人的技藝的闡明”。他根據當時社會的需求陸續將《天工開物·丹青》論銀朱部分和制墨及銅合金部分譯成法文，開創了《天工開物》西譯之始。

1837年，儒蓮受工部和農商部委托，將《天工開物》養蠶部分及《授時通考·蠶桑門》譯成法文，取漢名為《桑蠶輯要》(Résumé des principaux traités chinois)，由巴黎皇家印刷廠出版。該書提供了中國養蠶和防治蠶病的完整經驗，在歐洲引起轟動。達爾文稱之為“權威性”著作，並在《物種起源》中把中國養蠶技術中有關內容作為人工選擇、生物進化的重要例證。《桑蠶輯要》在不到十年間就從法文轉譯成七種文字，反複出版印刷，創造了漢籍西譯史的空前紀錄。此書幫助振興了萎靡不振的歐洲桑蠶業。

歐洲從十二世紀開始造紙以來一直以麻纖維為原料。十八世紀以後，出版業發展，耗紙量激增，長時期出現造紙原料危機。1840年，儒蓮將《天工開物·殺青》譯成法文，提到中國用野生樹皮、竹草和各種混合原料制漿造紙，引起法、英、德等國實業家高度重視，紛紛仿效，很快緩解了歐洲造紙原料危機。巴爾紮克在《人間喜劇》代表作《幻滅》中，就描述了主人公大衛·夏賽在中國造紙術啟發下試圖改變造紙原料的故事。夏賽說：

“我們要解決的造紙問題，對於文學、科學、政治重要無比。”

“目前造紙還用破舊的苧麻布和亞麻布，這種原料很貴，法國出版業的大發展因此延遲了。”

“由於原料關系，中國紙一開始就勝過我們的紙。中國紙又薄又細潔，比我們的好多了，而且這些可貴的特點並不減少紙的韌性。”

“中國紙……是由搗碎的竹纖維做成紙漿。葛魯賢神甫收藏一部附有說明全部制造過程的插圖的論造紙技術的中國書。他指給我們紙坊裏堆積的大量竹竿，圖畫得很細。”

巴爾紮克在《幻滅》中說的，正是歐洲人在《天工開物》中尋找新造紙原料的生動描述。

1869年，儒蓮與科學家尚皮翁合作，譯注《天工開物》部分篇章，發表《中華帝國工業之今昔》。就這樣，儒蓮把《天工開物》中的生產技術信息不斷翻譯出來，應用於實踐，促進了歐洲的技術革新。

當代英國科學史家李約瑟將宋應星稱為“中國的狄德羅”，認為《天工開物》可與狄德羅主編的18世紀法國百科全書匹敵。20世紀後，《天工開物》的英、日全譯本都得以出版。2011年，德國學者薛鳳用英文寫的《開萬物之技藝·17世紀中國的知識與技術》在美國出版，介紹宋應星及其著作給人類留下的技術和精神遺產，引起當代西方學界對《天工開物》的熱烈關注。

把《天工開物》和宋應星科學精神找回來的丁文江

丁文江

當《天工開物》在日歐傳播的時候，這部典籍的出版在國內中斷了200餘年。清末民初，伴隨西學東漸，有識之士開始關注宋應星和《天工開物》。1914年，丁文江考察雲貴礦產，在昆明圖書館查閱《雲南通志》時，偶然看到錄自《天工開物》的煉銅內容，十分驚喜！回到北京後，遍尋圖書館查閱該書未果。後從地質學者章鴻釗處得知日本帝國圖書館藏有《天工開物》。幾年後，丁文江從羅振玉處看到一部殘破的菅生堂刻本《天工開物》，聽說陶湘有意翻印《天工開物》，便促成陶湘尋找菅生堂本為底本，借日藏楊本為校本，用《古今圖書集成》上的插圖，1927年在天津出版了《天工開物》石印本。書端請羅振玉題字，書後丁文江作了3000字的跋文。從1914年到1927年，丁文江用13年尋找《天工開物》，終於使這部典籍重新回到國人視野中。丁文江充滿激情的跋文，高度評價了宋應星和《天工開物》。他說：

“三百年前言農工業書如此其詳且備者，舉世界無之，蓋亦絕作也。”

“在有明一代……士大夫之心理內容，乾燥荒蕪，等於不毛之沙漠。宋氏獨自辟門徑，一反明儒陋習，就人民日用飲食器具而窮究本源。其識力之偉，結構之大，觀察之富，有明一代一人而已。”

在丁文江眼裏，具有現代科學精神的宋應星仿佛是獨自穿越到“乾燥荒蕪”的明代社會。他闡述了宋應星《天工開物》的創作精神、求實精神、破除迷信精神，以及應用統計學、物理學、經濟學觀念的特點，並列舉書中事例加以說明。丁文江還在京師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前身）翻閱大量方志，裒輯宋應星兄弟事跡。在《奉新宋長庚先生傳》中，丁文江對《天工開物》傳承之艱難慨歎道：

“先生之學，其精神與近世科學方法相暗合。乃身遭國變，著作淪散，非鄰國流傳，天幸遇合，則畢生之業將沒世而無聞矣，悲夫！”

丁文江是《天工開物》價值的發現者，也是宋應星科學思想、求實精神的推崇者，是宋應星真正的“知音”。他把宋應星和《天工開物》重新請回中國，使這盞孤燈終於變成無數星火。中國知識分子素以愛國、奉獻、吃苦、求實精神著稱。傅斯年評價丁文江是“新時代最良善、最有用的中國之代表”，“是為學術、為社會、為國家服務者，為公眾之進步及幸福而服務者”。我想，這也是從宋應星到丁文江留給我們的寶貴精神遺產。

在貧困戰亂中守護孤典的蔡鴻鑒、李慶城、蔡敬襄

清中期以後，宋應星《天工開物》早已不在國內傳播，但收藏者仍然堅持不懈，守護著宋應星著述中僅存的兩盞孤燈。

寧波藏書家蔡鴻鑒，父輩以經商起家。鴻鑒雅好藏書，以所居墨海樓（一作墨懈樓）儲書，先後收集了鎮海姚燮大梅山館藏書、抱經樓盧氏藏書，以及因太平天國戰亂中落的江浙巨家大戶的藏書2萬餘冊。鴻鑒去世後，其子蔡和霽繼承父志，又先後購藏200種5000冊明代典籍，自號其藏書處為“明存閣”。蔡和霽去世後，墨海樓書2879種30441冊抵押給甬上李氏，其中就有國內僅存的《天工開物》塗本。李氏建萱蔭樓典藏群書。這個時代，正是中國積貧積弱、戰亂頻仍、民不聊生的歷史階段。寧波藏書家們細心守護著《天工開物》，使其渡過了多重艱難險阻。1951年，李氏嗣子李慶城將全部古籍捐獻國家，庋藏於浙江圖書館。其中塗本《天工開物》，在鄭振鐸專門安排下，調撥北京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前身），由國家典藏。

萱蔭樓

現收藏於江西省圖書館的明崇禎刻本《宋應星四種》，堪稱海內外孤本，在傳承中也曆盡艱險。這部典籍在歷史上的流傳並不清晰，只知民國時江西新建藏書家蔡敬襄視學江西分宜縣時獲得並收藏（《宋應星四種》在崇禎間刻印時，宋應星正在分宜擔任教諭）。蔡敬襄（1877-1952），號蔚挺，是近代著名教育家。1905年，他在清末保守觀念十分頑固時，毅然創辦江西義務女子學校。因教育經費難以為繼，蔡敬襄斷指血書誓保女學，登報後得到社會廣泛捐助，把江西女學辦成典範。蔡敬襄又在學校南隅創建蔚挺圖書館，將多年收集的地方志、鄉邦文獻、金石文字等萬餘冊，以及礦物標本百種收納其間，向公眾開放，享譽贛省。據毛靜、劉祿山等人研究，蔡敬襄的蔚挺圖書館有3件鎮館之寶，其中就有《宋應星四種》。蔚挺圖書館在戰亂中曆經坎坷、勉強維持。日寇占領長沙7年間，女校被燒成焦土，蔚挺圖書館留守者趁亂監守自盜，抗戰勝利蔡敬襄回來時已是人去樓空。幸而他在1938年撤往贛州時將部分珍貴典籍隨行攜帶，幸免於難。他賦詩說：“監守不忠被盜盡，傷心亦是劫同遭。”深感個人命運與國家命運緊密相連。1952年，蔡敬襄臨終前，囑咐將全部收藏捐獻國家。《宋應星四種》由此入藏江西省圖書館。翻開這部海內外孤本，在《野議·自序》後面不知哪位收藏者用墨筆書寫道：

“書有益、有無益者，窮理有得，傳之後世。”

也許正是這句話，使這部“窮理有得”的“有益”典籍傳了下來。我們體味收藏者的苦心孤詣和艱辛曆程，心中怎能不油然升起對這些典籍守護人的崇敬之情呢。

如今，《中華再造善本》影印了《天工開物》塗本和《宋應星四種》。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在《國學基本典籍叢刊》中還影印出版了簡裝《天工開物》塗本，以低廉價格廣布大專院校。國家古籍保護中心將塗本、楊本制作成數字影像，在“中華古籍資源庫”上為普羅大眾提供公益服務。秘本走出冊府，實現了繼絕存真，傳本揚學的宗旨，宋應星著述最終得到了安全傳承。

《天工開物》卓越研究者潘吉星

潘吉星

在現代科學史家裏，潘吉星可謂國內研究宋應星和《天工開物》的翹楚，取得了多方面的顯著成績。潘吉星之研究宋應星和《天工開物》，最初是受了《天工開物》日本譯者藪內清的影響。藪內清對宋應星評價很高，和李約瑟一樣，他認為宋應星可以與18世紀法國啟蒙時期代表人物、百科全書派代表人物狄德羅相比。狄德羅的書裏面有很多來自中國的科技文化，這激起了潘吉星研究宋應星和《天工開物》的興趣。他親自去江西考察宋應星生活的地方，沿著宋應星的足跡探訪傳統工藝，拍照做筆記，再帶著問題到圖書館查閱資料，發現了大量有用史料，弄清了宋應星的家族、生平和交誼。看到《天工開物》中記錄的“瀏陽早”稻至今仍在種植，潘吉星非常興奮，他提議在中科院成立宋應星研究組，組織不同領域的科學家，分工負責不同篇章，從專業角度對《天工開物》整理、今譯、注釋。潘吉星還不斷挖掘新資料，了解宋應星其他著述存世情況。這些基礎工作取得了豐碩成果。潘吉星先後撰著了《明代科學家宋應星》（1981年科學版）、《天工開物校注及研究》（1989年巴蜀版）、《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宋應星評傳》（1990年南大版）、《天工開物譯注》（2008年上古版）、《天工開物導讀》（2009年中廣電版）、《天工開物》（2011年中廣電版）、《天工開物》（2011年廣東教育版）、《宋應星評傳》（2011年南京大學出版社）、《中國的狄德羅·宋應星的故事》（2012年吉林科技版）等著作和科普書籍，並系統研究了《天工開物》的版本、宋應星的財富觀、巴爾紮克筆下的《天工開物》、《天工開物》在世界上的傳播和影響等。他還在《中國造紙史》《中國火箭史》《中國火藥史》等著作中引述對宋應星《天工開物》和《宋應星四種》的研究成果。他在平生最後一部巨著《中國火藥史》中，引用《論氣》來證明宋應星注重研究火藥爆炸的原理，認為宋應星的“氣說”超過他同時代西方的“藥素說”。靠熟練運用多種語言文字，潘吉星的研究在世界範圍內展開，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

潘吉星著《宋應星評傳》

潘吉星譯注《天工開物譯注》

潘吉星著《中國火藥史》

把宋應星《天工開物》送進大眾心裏的《典籍裏的中國》

在宋應星《天工開物》傳回中國100年後，《天工開物》走上戲劇舞台，通過電視專題節目《典籍裏的中國》走進國人心裏，使億萬國人自覺成為《天工開物》的“守護人”。《典籍裏的中國》在九十分鐘內，通過話劇舞台把宋應星和《天工開物》講給電視觀眾，很好提煉了素材，突出了主題，又能平易近人，具有震撼力。專題片緊緊抓住了“貴五穀而賤金玉”、“此書於功名進取毫不相關也”兩句話，凸顯宋應星關注生民疾苦的悲憫之心和嚴謹求實的科學態度。專題片從農業科技入手，講述宋應星著述《天工開物》的意義，與當前時代關注民生、注重科學的主旋律相吻合，在觀眾中引起強烈共鳴，效果顯著。雖然這部專題片不是《天工開物》的全部，但它徐徐拉開了《天工開物》的大幕，引起觀眾對這部典籍的極大興趣，願意去閱讀、理解、體會。這是《典籍裏的中國》的巨大成功。

本文試圖從典籍守護和傳承的視角去理解宋應星和《天工開物》，體會《典籍裏的中國》帶給我們的藝術沖擊力。宋應星《天工開物》在歷史傳承中幾乎湮滅的坎坷命運，是舊中國不重視科技人才和科學技術，最終走向積貧積弱、被動挨打的縮影；宋應星《天工開物》的價值被重新發現、傳播弘揚的歷史，也是國人篳路藍縷、艱苦奮鬥、逐步找回文化自信的現代中國的縮影；而我們現在對典籍傳承的探索，是一種更高意義上的文化自覺，其中包含認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典籍，尋找中華民族“根”與“魂”，思考我們走向何種未來的多重意義，這正是新時代的國人建設文化強國的縮影。當宋應星與袁隆平穿越三個多世紀的手緊緊握在一起的時候，大家從淚眼中看到了宋應星期待的眼光，看到了今天中國科學家的不懈奮鬥，也看到了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未來。

國圖名家講座集《格致考工源流——中國古代科技發明創造》

作者系國家圖書館副館長、國家古籍保護中心副主任 張志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