諜戰劇《偽裝者》明樓的歷史原型袁殊，堪稱隱蔽戰線上的傳奇人物

文史不假

自由職業者,優質歷史領域創作者

個人覺得，如果提到中國的經典諜戰劇，很多人張口就能娓娓道來很多的劇名，比如《潛伏》、《暗算》、《懸崖》、《偽裝者》和《風箏》等。其中，《偽裝者》由胡歌、靳東、王凱和劉敏濤等人聯袂出演，講述了明鏡、明樓、明誠和明台四人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在隱蔽戰線上的殊死搏殺。

今天，文史不假通過《偽裝者》來還原歷史，還原劇中神秘人物“明樓”的一生。事實上，“明樓”的真實原型名叫袁殊，是一位長期從事地下工作的英勇鬥士。

袁殊（1911年3月——1987年11月），原名袁學易，我党歷史上最具神秘色彩的情報人員。他曾經身兼中共、軍統、中統、日偽和共產國際的“五重身份”，長期活躍於隱蔽戰線並且提供過極具價值的戰術情報和戰略情報，被譽為“紅色傳奇特工”。

1911年春，袁殊出生於湖北省蘄春的一戶官宦人家。父親袁曉嵐飽讀詩書，卻是一個立志於推翻滿清腐朽統治的民主革命者；母親賈仁慧出身富裕，是清末鹽商的女兒，接受過傳統的封建教育。

辛亥革命後，得益於孫中山的領導，國民党逐漸成為了民國的第一大党，掌握了南方數省的政權，而袁曉嵐也開始在上海任職。不過，他竟然拋棄了自己的妻小，美其名曰“割裂舊家庭和舊婚姻”。

基本上，袁殊出生後就沒有享受過一天好日子。為了減輕母親賈氏的負擔，他沒有接受教育便開始在外謀生，擦皮鞋、送報紙、撿破爛……。父親袁曉嵐雖然在經濟上沒有給予過幫助，但還是把兒子袁殊送到了上海立達學園讀書。

在校期間，袁殊第一次接觸並且接受了革命主張，不僅積極參加各種罷工、罷課和罷市遊行，而且還通過《窗報》不斷發表自己的言論和主張。隨著大革命的興起，他逐漸成為了革命思想的宣傳者，被國民党吸納為党員。

面對轟轟烈烈的北伐戰爭，面對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勢，袁殊曾天真地認為軍閥混戰即將結束，中國的春天即將到來。可是，從“四一二反革命政變”開始，蔣介石和汪精衛紛紛背叛了革命，舉起屠刀砍向了共產党人和國民党左派。

受此影響，灰心喪氣的袁殊脫離了國民党，轉而前往日本留學。在這期間，他不僅熟練掌握了流利的日語，也對日本的文化和特征有了詳實的了解，而且更對共產主義理論有了系統的認識。

留學畢業後，袁殊回國創辦了《文藝新聞》，憑借淵博的知識和專業的理論，他迅速成為了當時文化界的名流。不久，還結識了足以影響自己一生命運的人，這個人就是潘漢年。

1931年春，掌握我党核心機密和資料的顧順章叛變，導致了中共中央和上海党組織的嚴重破壞。而且，我党早期經營的地下網絡幾乎損失殆盡，就連“龍潭三傑”也被徹底曝光，只得返回了蘇區工作。

在此背景下，作為我党隱蔽戰線和宣傳戰線的領導人，潘漢年非常欣賞袁殊這位年輕人。並且，還正式招募他加入了中國共產党，成為了一名秘密党員和諜報人員。潘漢年這樣對他說:

袁殊同志，你加入的是一個秘密組織。絕大多數党員都不知道你的潛伏身份，必須偽裝起來並尋找機會滲透到國民党。

袁殊有一位表哥名叫賈伯濤，他曾利用父親袁曉嵐的關系才得以進入黃埔軍校學習。黃埔畢業後，此人先後任職於湖北省和上海駐軍司令部。

為了報答袁曉嵐當年的恩情，賈伯濤很快就將自己的表弟袁殊介紹給上海市社會局局長吳醒亞。不久，作為陳果夫和陳立夫兄弟的嫡系，吳醒亞成立了中統的一個秘密小派系“幹社”，任命袁殊為這個小派系的負責人，但他的公開身份卻是“新聲通訊社”記者。

有了這或明或暗的身份作為掩護，袁殊不僅可以自由出入南京政府的許多記者招待會，而且還能出席日本領事館的許多記者招待會。

憑借自己的留日經曆，袁殊迅速結識了日本駐上海領事館的外交官岩井英一。此人不僅是中國通，還是日本軍方派遣到中國的間諜，一直都在積極物色情報人員，希望能夠刺探到國民政府的內部情報。

於是，袁殊趁機和岩井英一提出了進行情報交換，兩人互相交換對方政府的內幕消息。由於總能獲取日方的內部情報，袁殊越來越得到了中統的器重，不斷被吳醒亞委以重任。當然，他還會把國民政府和日本政府的情報都傳遞給我党的地下組織，遊走於三個角色之間。

由於一直都是單線聯絡，袁殊和我党地下組織逐漸失去了聯系。等他通過多方努力重新建立起聯系時，卻發現對方是蘇聯共產國際的遠東情報局，開始接受共產國際分配的新任務，主要以國際情報為主。

由於上級的叛變，袁殊的地下党身份暴露了，很快被軍統秘密逮捕。為了進行策反，吳醒亞專門到獄中進行拉攏，並且許諾只要他“迷途知返”，就能被保釋出獄。

袁殊假意答應，並且還提供了幾處我党已經廢棄的聯絡點，提供了關於日本方面的幾份情報，終於恢複了自由。不過，組織上已經不再信任他，以為他已經叛變了革命，還掐斷了與他的所有聯系。

一時間，四面楚歌之下的袁殊只得接受岩井中一的邀請，再次出國留學，進入日本最高學府早稻田大學學習。很明顯，日本人是在積極籠絡袁殊，希望他在走投無路之下可以成為日本的間諜。

果然，袁殊在七七事變前被日本派往了中國工作。不過，他始終都沒有忘記自己使命，始終都是“身在曹營心在漢”，終於和自己的入党介紹人潘漢年取得了聯系，再次得到了党組織的信任。

淞滬會戰爆發後，國民政府迫切需要尋找一位能夠從日軍刺探軍事情報的間諜，於是中統和軍統都不約而同想到了袁殊。一日，軍統頭子戴笠竟然悄悄抵達了他的住所，當面說服其暗中為軍統提供情報。

驚訝之餘，袁殊立即向潘漢年進行了匯報，請求組織的下一步指示。潘漢年認為，如果答應了戴笠的要求，袁殊就成為了日偽政府和國民政府都認可的雙面間諜，這樣不僅有利於長期潛伏，而且還能獲得雙方的情報。

由於得到了日軍情報部門的庇護，袁殊得以在上海進行長期的潛伏。而且，他還向國民政府和我党組織都提供了極其重要的情報，成為了國家的抗日英雄。

1939年5月，戴笠專門在香港接見了袁殊，以表彰他在敵後抗戰中的英勇表現，不僅授予他少將軍銜，而且還由他擔任了軍統上海站的情報組長。同時，戴笠還交給了袁殊一項秘密任務，那就是行刺汪偽的特務頭目李士群。

回到上海後，袁殊立即開始著手處決李士群，甚至還要搗毀汪偽76號特務總部。不過，由於軍統內部出現了叛徒，袁殊被李士群逮捕後關入了76號大牢。面對李士群的軟硬兼施，袁殊卻顯得非常豪橫，他不僅拒絕交待，甚至還威脅李士群。

這下該李士群蒙圈了，他手裏殘害過不少的抗日志士，但敢於當面威脅他的還是頭一個。經過向自己的日本主子請示，袁殊果然被日軍下令釋放了。

不過，由於這次“釋放事件”，袁殊被許多人都痛罵為“漢奸賣國賊”。直到抗戰勝利後，他在組織安排下悄悄離開了上海，終於來到了心馳神往的革命聖地延安。

抵達延安後，袁殊很快就寫下了自己在白區的工作和鬥爭經驗，希望地下戰線的同志們可以學習借鑒。之後，他擔任了中央聯絡部第一工作委員會的主任，主要負責對國民党人士進行策反工作。

而得知消息的國民党，終於明白自己被袁殊哄騙了這麼多年。於是，無論是軍統還是中統都勃然大怒，聯合下發了“緝捕共党和漢奸袁殊”的逮捕令。

解放戰爭期間，袁殊被調入華東局工作。在北平解放後，李克農同志親自將他調往情報總局工作，專門致力於進行日本戰前和戰後的研究工作，並定期撰寫相關資料供中央領導層決策時使用，成為了党內的日本問題專家。

1955年，就在袁殊全力以赴為新中國的情報事業做貢獻之時，“潘漢年案”發生了。原來，解放後查出了一批“重用、包庇和掩護反革命分子”的事件，其中的楊帆和胡均鶴等人都是潘漢年的下屬。

潘漢年擔心會有人告發自己，因此主動交待了“曾經被汪偽特務李士群脅迫前往南京會見汪精衛”。可是，此事他從來都沒有向組織上匯報過。最終，毛主席十分惋惜而又十分痛心地批示:

此人不可信用。

從此以後，潘漢年的政治生涯宣告結束，開始了漫長的組織調查和牢獄生涯。作為曾經的直接上級和入党介紹人，潘漢年的被捕自然牽連了袁殊，他被以“反革命罪”逮捕入獄。

1975年5月15日，袁殊在服刑20年後終於離開了監獄，轉到湖北武昌大軍山的一個農場進行勞動改造。此時，已經是64歲老人的袁殊，終於有機會向組織寫信，請求批准自己能重新複出參加工作。

1977年5月，在那場“大革命”結束後，袁殊獲准放假三個星期，回到了闊別二十多年的北京探親。此時，他卻得知妻子因為不堪忍受批鬥和迫害而離家出走，唯一慶幸的就是孩子已成婚並且工作穩定。

之後，袁殊多次致信中組部，請求組織上能重新對他進行審查。信中，他堅稱自己從來沒有叛國，更沒有叛党:

即使我被燒成了灰燼，我的心也與共產党在一起。

到了1980年1月，袁殊雖然還沒有被正式平反，但組織上已經允許他回京居住。等到潘漢年被平反後，袁殊終於也被恢複了党員身份和應有的一切待遇。

1987年11月14日，袁殊意外骨折受傷，不幸引起了肺部的感染，在309醫院去世，享年76歲，被安葬於八寶山。至此，這位含冤二十多年的“紅色傳奇特工”走完了自己“無悔有憾”的人生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