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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陝西延安，斯諾塑像。

講故事，是國際傳播的最佳方式。

中國崛起一定要有自己話語的崛起。講好新時代的中國故事，既是中國走向世界的需要，也是世界讀懂中國的需要。世界那麼大，問題那麼多，國際社會期待聽到中國聲音、看到中國方案，而我們每個人都可能是發聲者、講述者。

1935年下半年，中國工農紅軍到達陝北。

十幾年來，國民党一直把共產党、工農紅軍宣傳成“青面獠牙”的“共匪”“土匪”。對於紅色中國的狀況，不用說國外各界，就連很多國內群眾恐怕也知之不多。

面對國民党政府的政治隔離和新聞封鎖，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如何把延安的聲音發出去，讓世界認識真實的共產党，是一個迫切需要解決的難題。

經過反複考慮，党中央決定物色一些有正義感、可以信賴的外國人來到邊區進行采訪和報道，以使自己的政治主張和各項政策宣告於世。最後經過宋慶齡的努力和協調，確定了埃德加·斯諾為最佳人選。

1928年，年僅23歲的斯諾帶上一部舊柯達相機，作為臨時船員，踏上尋找“東方魅力”的冒險之旅。1933年，斯諾來到北平。在中國的幾年裏，他耳聞了許多關於“紅色中國”的說法，可始終不明白的是：中國共產党既然是“南京政府”所說的“流寇”，為什麼還有成千上萬的人冒著生命的危險參加紅軍？

懷著這樣的好奇，1936年6月，斯諾到達保安縣城。在這座由幾百眼破窯洞構成的荒涼小城，斯諾遇到一個留著濃密胡子又消瘦的紅軍將領，用英語對他說：“我叫周恩來，我接到報告，說你是一個可靠的新聞記者。你不是共產主義者，這對於我們沒有關系。任何一個記者要來蘇區訪問，我們都歡迎。”

在陝北，斯諾的采訪不受任何限制，留下了許多珍貴的圖文資料。毛澤東曾敞開心扉，向斯諾講述了紅軍長征、抗日戰爭、共產党的基本政策等重大問題，並破例講述了自己的身世和成長經曆。毛澤東還特別重視講“中國與世界的故事”“中國與世界一起發展的故事”“中國與世界共同利益結合的故事”。

從陝北回到北平的寓所後，斯諾以滿腔熱情寫下了采訪錄。1937年，一本配有大量現場照片的書籍——《紅星照耀中國》在美國、英國出版。通過斯諾的筆，西方世界第一次了解到了中國共產党的真實面貌：這是一個深得民心、充滿活力、前景無限的政党；第一次知道了苦難的中國還有一支英勇戰鬥的工農紅軍，並剛剛進行過萬裏長征。

斯諾之後，一股“延安熱”頓時在駐中國的外國記者中掀起，中共中央熱忱歡迎外國記者參觀邊區和各敵後抗日根據地。

在與外國記者交流互動過程中，中國共產党始終以誠相待，堅持用事實說話。毛澤東曾強調：“宣傳我党、我軍、抗日根據地人民戰鬥勝利的成績，解答來賓提出的問題，都要采取老老實實的態度，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而記者們也正是在把握事實、了解真相後，才真心地為中國共產党發聲，向全世界講述真實的“延安故事”。

在延安13年期間，党中央確定了“宣傳出去，爭取過來”的外宣方針，辦通訊社、發刊物、辦党報，創辦延安新華廣播電台和外文刊物《中國通信》，及時有力地將中國共產党的抗日主張和邊區軍民的生產生活情況傳播出去，擴大了國際影響。

中國共產党重視通過對外傳播表達自己理念和主張的傳統，貫穿了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各個時期。

從一窮二白、百廢待興，到成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從久困於窮、千年尋夢，到實現現行標准下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從在全球範圍率先控制住新冠肺炎疫情，到應對疫情沖擊成為首個實現正增長的世界主要經濟體……“中國的發展，關鍵在於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党領導下，走出了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發展道路。”新時代新階段，更要求我們通過做好對外傳播，引導國際社會正確認識中國。

近年來，從《習近平談治國理政》《論堅持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到“中國關鍵詞”“讀懂中國”等系列熱銷圖書，一系列反映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著作，為世界各國讀懂中國打開“思想之窗”。2014年至今，《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已面向全球出版數十個語種和版本，覆蓋世界160多個國家和地區，銷量以千萬冊計。

順應各國政党渴望了解中國的熱情，近年來每逢党的重要會議舉行、重要政策出台，中國共產党都會把“走出去”“引進來”相結合，通過舉辦駐華使節吹風會、組織對外宣介團、召開面向外國政党和智庫學者的宣介會等，向各國各地區政党介紹情況。

一篇篇報道、一段段直播、一張張圖片承載著讀懂中國和理解中國共產党為什麼能、馬克思主義為什麼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麼好的“密碼”，通過報紙、電視、廣播、網絡等渠道，傳向世界的每一個角落。古老又青春的中國，熱情地向世界敞開了自家“客廳”。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講故事，是國際傳播的最佳方式。”“講故事就是講事實、講形象、講情感、講道理，講事實才能說服人，講形象才能打動人，講情感才能感染人，講道理才能影響人。”

“中國共產党是如何領導人民擺脫貧困的？”這或許是世界人民問得最多、最迫切想知道的中國故事。

党的十八大以來，中國近一億人脫貧。這一億人，是一億個命運、一億個夢想。2021年2月，新華社推出紀錄片《一億人的脫貧故事》，著眼於匯成“一億人”的那一個個人。

“我抱著党報党刊仔細研讀，深入理解脫貧攻堅的責任體系、工作體系、幫扶體系、社會動員體系等，從中體悟中國的政治優勢和制度優勢。”編導王冰笛說，“在党的各項政策中，我仿佛看到了在采訪中遇到的那些人和事，產業扶貧、家門口就業、‘懸崖村’貧困戶易地搬遷……這些政策真實可感，它們改變的就是一個個活生生的人！”

在主創團隊看來，一部好的紀錄片，鏡頭裏不僅有“事實”，還要記錄下人的情感。如果想拍攝“貧困”，鏡頭裏僅僅出現一個沒錢讀書的娃娃、一個住在危房裏的老人是不夠的。“娃娃盼什麼？老人怕什麼？如果沒有這些，紀錄片裏的人就只是‘符號’，沒有打動人心的力量。”編導李姝莛說。

河南省新蔡縣李橋回族鎮獅子口村駐村第一書記原玉榮，是王冰笛采訪時挖到的“寶”。“在村裏，誰見了原玉榮都拉著她，讓她來家裏吃飯，都跟她特別親。”

在片子裏，與村民笑成一片的原玉榮，卻是以淚眼面對鏡頭的。“當獅子口越建越好的時候，也是我離開的時候。”她舍不得。

舍不得村莊，可一說到自己女兒，原玉榮哽咽了，努力忍著淚水，許久才說了一句話：“我女兒說，她也想當我的‘貧困戶’。”

沒有號啕大哭，只是克制地表達——這樣的紀錄片也許正為我們叩開扶貧幹部真實的內心世界：甘願犧牲奉獻，但心裏對家庭也有愧疚。“他們不是臉譜化的英雄，而是有血有肉的凡人英雄。”王冰笛說。

作為紀錄片主創，如何走進受訪者的內心世界？編導李佳琳的“鑰匙”是與受訪者“同吃同住同勞動”。

在甘肅省卓尼縣，李佳琳見到了張雅萍。從小的殘疾讓張雅萍走路不大方便，但她是李佳琳“采訪中遇到的最愛笑的女孩”。見面後，李佳琳沒急著采訪，先陪著她一起打掃羊圈、一起給孩子做飯、一起攪拌飼料……兩人邊幹活邊聊天，就像閨蜜一樣。張雅萍自然而然地打開了話匣子，攝像機沒架起來，李佳琳直接用手機拍攝，沒有專業打光，“但張雅萍散發出最質樸的光”。

團隊就是這樣，創作出了《一億人的脫貧故事》。片子發布後，總瀏覽量迅速突破2億次。

不論是源遠流長的優秀傳統文化，或是普通中國人的日常生活，還是我們身處的偉大時代和已經開啟的新征程，都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中國故事寶庫。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展示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和豐富多彩、生動立體的中國形象，有助於讓世界更好了解中國，也是中國更好融入世界的必經之途。這道“必答題”，我們必須答好。（田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