魚能感受到痛苦嗎？從一條三文魚的全球之旅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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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新京報

原標題：魚能感受到痛苦嗎？從一條三文魚的全球之旅說起

長久以來，在關於人與自然的關系討論中，人類中心主義是我們習以為常的敘事視角。它講述了人類競逐自然的過程，並將動物與植物視為區別於人的他者存在。

只是，這並非歷史的全部。在地球這個古老的星球上，自然生靈遠早於人的存在。人生於萬物之中，與萬物共同進化，某種意義上，是無數非人物種構築了人類的存在與延續。

近年來，伴隨生態環境的急劇變化、跨物種的病毒流動，以及自然災害的頻繁發生，反思人類中心主義成為人與自然關系研究的主流趨向。在人類學界，強調去人類中心主義的多物種民族志（multi-species ethnography）主張將人類視為眾多物種的其中一種，關注人類與非人物種的共生狀況。去年出版的《末日松茸》便是這一背景下的代表之作。

如果《末日松茸》借助松茸的全球資本之旅，揭示出自然與人類命運的交匯過程，新近出版的《成為三文魚》則以三文魚為主角，重新檢視了三文魚養殖如何成為全球化的海洋資本產業。

經過多年的田野調查，挪威人類學家瑪麗安娜·利恩發現，養殖三文魚的過程包含了一系列複雜的關系性實踐，人與自然、三文魚與其他物種、勞動力與資本流動牽涉其中，共同構築了“成為三文魚”的開放網絡。

養殖三文魚產業的迅猛發展也意味著人類馴化動物歷史的最新拐點。魚類第一次卷入密集化的工業生產體系，進一步形塑了世界海洋資源的新型格局：海洋不再只是捕撈之地，也是飼養基地。農業的原則被延伸到海洋領域，水產養殖擴大到河口和海洋，並逐步擴展到地球各端。

在這一新型動物飼養系統中，人類與三文魚的關系相互交纏，而其中照料與被照料的情感性實踐更是讓三文魚不再只是海洋深處的冷血動物，而是成為一種情感性的存在物。在歐洲，養殖三文魚搖身成為法律意義上的動物，進入動物福利立法的範疇。

在多物種民族志的視角下，利恩所揭示的不僅是三文魚的全球化之旅，更是人類與自然萬物共同編織的生命樣態。我們如何理解其他物種，關乎我們如何理解自身。這或許是三文魚帶給我們的啟示。

《成為三文魚：水產養殖與魚的馴化》，<挪威>瑪麗安娜·伊麗莎白·利恩著，張雯譯，薄荷實驗 |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21年7月。

原文作者 | <挪威>瑪麗安娜·伊麗莎白·利恩

摘編 | 青青子

面對死亡：

魚類能感受痛苦嗎？

我們怎樣來對待將死亡施加給動物這件事？我們怎樣來處理它們的痛苦？這個問題可能與人類自身一樣古老。近來，從動物權利保護者到動物福利立法，這個問題從許多不同的角度被再次闡述。大多數爭論都是關注能夠走到我們面前、注視我們眼睛的陸地動物的，但是隨著水產養殖業的擴展，上述這些問題也開始被引申到魚類上來（Huntingford　et　al．，2006；Damsgaard，2005；Lund　et　al．，2007）。

隨著三文魚養殖業的大規模擴張，歐洲動物福利立法不再局限在四條或者兩條腿、有毛皮的和帶羽毛的動物。養殖魚類也作為有感覺的動物出現。基於像三文魚這樣的魚類也可能有能力感覺到痛苦的假設，它們因此也屬於動物福利立法的範圍。雖然是否魚類能夠感覺到痛苦仍在生物學家們的爭論當中，但是在蘇格蘭和挪威，給予養殖三文魚這種“無罪推定”（the　benefit　of　the　doubt）已經基本上成了定論。

但是動物的感覺關聯到的不僅僅是福利立法和動物的神經病學。它也與三文魚和它們的人類夥伴日常互動中的照料、同情和忽略有關。它依賴於與精密的監控科技和受訓的眼睛有關的實踐。所有這些都警示我們注意到我在這裏稱為三文魚場所的所有組合，人類和非人類的實體在這裏異質化地聚集，定義或者確立了養殖三文魚是什麼以及可以是什麼。因此，如果照料被確立起來，這種確立通常已經是三文魚場所組合中的一種本質要素。探索感覺能力需要我們注意到作為一種能動性結構的三文魚組合，並且思考它允許三文魚的福利達到怎樣的範圍以及人類的照料達到怎樣的程度（Mol，Moser，and　Pols，2010），或者去利用同情的情感語域，使人類能夠負責和回應（Haraway，2008）。換句話說，在三文魚場所的實踐中，“照料”是什麼？三文魚場所能夠允許三文魚的感覺重要到什麼程度以及人類的照料發展到什麼程度？

紀錄片《漁業陰謀》（2021）劇照。

在本章中，我主張歐洲的養殖三文魚將會成為感覺的主體。對於與福利有關的大部分實際的、倫理的和立法的目的而言，養殖魚類不再“僅僅是魚”：　它們也成為“動物”，屬於動物福利立法的範圍。近來的法律動向已經將三文魚的感覺提到了工業化養殖者的議程上。在挪威，它們導致了魚類屠宰場的重建以及關於魚類福利必修課程的開設。它們也引發了同時依賴於關於魚類行為和認知的生物學的新研究，這些研究提出了以下的問題：　魚類認識彼此嗎？它們會進行社會學習嗎？它們有策略嗎？它們會合作嗎？對於上述問題的任何一個肯定的回答都表明了某種認知能力，並將魚進一步囊括進彼得·辛格（Singer，1981）以及之後的獸醫和動物權利保護者稱之為“道德圈”（moral　circle）的東西——那就是“一種存在物的集合，它們的利益本身被給予嚴肅的道德考量”（Lund　et　al．，2007，引自Singer，1981）。

然而，將感覺看作如三文魚這樣的非人類存在物所擁有或沒有的特質的視角，是賦予世界秩序的一種方式，在這之前感覺被理解或塑造的不同方式是被忽略的。盡管支持三文魚感覺的哲學和生物學論據無疑在法律上是有意義的，但是它們也常常沒有很好地思考促使養殖三文魚形成的異質化的關系。我在這裏專門思考的是在貯水池和圍塘裏成長的三文魚的生動實踐。正如我們在第二章和第三章中看到的，這些關系通常不僅僅關乎人類也不僅僅關乎動物。最為重要的是，它們圍繞著一些實踐，通過這些實踐，感覺得以形成，人類的情感（以及哲學文本和法律文件）得以作為一種或多或少可以被喚起的潛在文本或者框架存在。因此，我不僅僅將感覺視為三文魚本身的一種特征，而且將其看作一種關系性特征，是上述異質化的關系實踐的潛在部分。我認為正是在這種不確定的空間中存在著改善和提高的機會。

關於動物感覺的學術文獻從哲學、社會學、人類學一直延伸至生物學和獸醫學。那麼根據文獻，動物的感覺是什麼呢？它位於哪裏？為了給我後面對於歐洲動物福利立法轉變的描述提供一些背景，我將簡單地論及這個爭論中的一些關鍵主題。我們很快會清楚，學科背景廣泛多樣的文獻都建立或討論了“動物感覺”這一概念，而每一種學科都有它自己的議程。因此，感覺可以是很多事情，在字面意義和象征意義上都是如此。讓我們先從哲學領域開始吧。

從哲學到生物學：

何為“感覺”？　

受苦、感覺和動物權利自從傑裏米·邊沁將承受苦難的能力作為給予人類和非人類動物權利的重要標准，哲學就成為動物權利保護運動的重要靈感和合法性來源。邊沁在他1789年的論文中發表了著名論述：“問題不是，它們是否能推理，或者，它們是否能交談。而是，它們能受苦嗎？”這個論述對關於動物權利的西方哲學思想產生了巨大的影響。1功利主義哲學家彼得·辛格也采取了相似的視角（Singer，1981）。他主張對於“最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的探求應該將非人類的動物包括進來，這個主張為動物權利保護主義以及最近的動物福利立法奠定了基礎。哲學家湯姆·裏根（Tom Regan）同意一些非人類動物具有與生俱來的價值，但他是通過康德的人類內在價值或者尊嚴的概念得到這個結論的，這個概念意味著人類應該作為一種目的而不是僅僅作為手段被對待（引自Huntingford　et　al．，2006）。裏根（1983）將尊嚴的概念延伸至動物，主張既然我們都是“生命的主體”，就不能認為對其他主體（無論是人類還是動物）的無禮是正當的。因此也很難為比如說獲取食品的工業化養殖進行辯護。其他的哲學家，比如瑪麗·米奇利（Midgley，1983）倡導“照料的倫理學”，而巴納德·羅林（Rollin，1995）指出非人類動物迥然不同的種特異性（species specific）是道德尊重的基礎。

所有這些視角都可以被看成哲學和文化方向上的一些努力，用來處理當前食品生產實踐（比如工業化養殖）為歐美的社會與自然，人類和動物的秩序化所帶來的一些困境。這些實踐是動態的，而且與過去相比更少帶有人類中心主義的觀念，但是困境依然存在。就像布勒和莫裏斯（Buller　and　Morris，2003）所說的：“當後現代性鼓勵我們看到非人類作為存在物的獨特性和主體性時，現代性繼續將它們看作我們盤中的肉。”我們將動物囊括進“道德圈”的同時又食用它們，這成為一種難題。它位於對動物福利的主流訴求和對動物權利更為激進的訴求兩種分歧的核心，後者導致了很多人將素食主義作為唯一可能的解決方案。

雖然沒有一個哲學家在談論動物的時候明確地考慮了魚類的狀態（因此這些動物的概念是否包括了魚類也並不很清楚），但是他們的論點都被用在了主張將魚類囊括進動物福利範圍的最近的倡議之中（Lund　et　al．，2007；Turner，2006）。通過將魚類與其他動物作比較，甚至是將魚類作為一類動物，一套關於動物權利的完整文獻作為一種話語背景被建立了起來。在這個背景中，魚類福利的訴求變得充滿了意義。就像我們將要看到的，在動物福利立法領域將三文魚建立為有感覺的存在物的過程中，這種“建立世界的運動”（“worlding　exercise”，Tsing，2010）是尤其重要的。

在哲學領域中塑造“感覺”還牽涉到對文本推理形式的依賴，在這裏通過對文本和論點的並置，困境被發現和解決。關於推理，哈拉維提供了更具“身體化”的版本，她主張責任感和照料並不是、也不應該僅僅是道德抽象，而是她稱為“彼此交往”的結果。這牽涉到觸摸、凝視、回顧和作為認識關鍵模式的“成為”，所有這些都使我們要對“世界形成的不可預料的方式”負責任（Haraway，2008）。哈拉維沒有將道德和本體論困境置於一邊，去支持一些理想的規範原則，而是提出了將“與麻煩共處”作為一種方式，來對人類動物的糾纏關系的複雜現實給予適當的關注。與她取向類似的是安娜·莫爾，她主張在照料的倫理學中，“原則是很少具有生產力的”（Mol，Moser，and　Pols，2010），並且提出作為身體化實踐的照料概念其實是“需求與注意力和適應性試探之間的協調”。提姆·英戈爾德（Ingold，　2011）提供了“徒步旅行”作為生活在世界上和了解世界的模板，並且提出我們“跟隨發生的事，追蹤成為的多種軌跡，無論它們導向何方”。我將在稍後回到這些思想，讓它們指導我分析民族志邂逅中所展現的照料和宰殺的編排。但是首先，讓我們轉向“感覺”被塑造的另一處地點，那就是期刊、生物學實驗室以及獸醫學。

三文魚和新大腦皮層的缺失哲學爭論所處理的是“通常意義上的動物”，生物學和獸醫學所研究的則是專門的動物。這種專門性通常也是種特異性，高度注意不同動物的身體中可能具有的能力，特別是當它們在科學實驗中被觀察時。這些身體有時用來代表某個特定的魚類種群，比如虹鱒或者大西洋三文魚，有時它們代表一般意義上的魚類，可以支持三文魚感覺的案例。因此，相關的爭論就不是關於通常意義上的動物感覺而是關於魚類——或者三文魚——特殊的感覺。邊沁的問題“它們能受苦嗎？”變成了研究特定種類的魚比如三文魚，是否能夠確實感覺到疼痛的問題。三文魚的感覺（或者沒有感覺）因此是位於魚體之中的，或者更加准確地說，是在它的生理和神經解剖學中的。

紀錄片《漁業陰謀》（2021）劇照。

有關這個主題被最為廣泛引用的一篇文章是生物學家詹姆斯·羅斯（Rose，2002）的一篇評論，這篇評論的著名推論是魚類感覺不到疼痛。它基於以下的論據：（1）對於“有害刺激物”的反應與對於疼痛的心理感受是不同的；（2）對於疼痛的意識和恐懼依賴於大腦皮層的特定功能；（3）魚類缺少這些關鍵的大腦區域。這篇文章結論認為對疼痛的感受和恐懼對於魚類而言是不可能的。根據這些論據，感覺位於魚類所並不具有的新大腦皮質上。這個結論已經被眾多研究神經生化受體和魚類行為學的學者所挑戰。相反的論述是這樣的：　即使魚類不具有對於人類疼痛主觀感受非常關鍵的新大腦皮質，“但是在不同種類的動物身上，同樣的工作也可以在大腦的不同部分完成”（Huntingford　et　al．，2006）。對於這些動物而言（魚類也包含其中），與人類新大腦皮質進化相聯系的“更高的意識”對於體驗與疼痛相關的不利狀態並非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亨廷福特等人推論道，“綜合而言，這些文獻表明魚類具有用來感知有害刺激物的感覺器官和感覺處理系統，而且很有可能，它們的中樞神經系統也可以至少感受到一些我們將其與哺乳動物的疼痛相聯系的不利狀態”（也見Chandroo，Duncan，and　Moccia，2004；and Lund　et　al．，2007）。

伴隨著這場爭論的還有魚類認知的研究，它所探求的是魚類認知和行為過程的複雜性，這方面的證據能夠支持魚類能承受痛苦的觀點可能是真實的。研究關注諸如魚類是否能夠認出彼此，它們是否可以合作，它們怎麼學習，它們是否能夠通過觀察彼此進行學習以及是否具有空間記憶的問題。上述實驗包含了許多種類的魚，因為對於上面提出的研究問題的回答經常是“是的”，所以這被用來證明魚類比以前所認為的具有更加複雜的一套認知技巧，因此也支持了即使沒有新大腦皮層魚類也可能會感受到疼痛或者恐懼的觀點（Bshary，　Wickler，and　Fricke，2002；and　Huntingford　et　al．，2006）。根據上述觀點，感覺並不是位於大腦的某個特定部分，而是能夠從種內互動研究中推理出來的。因此，他們擴展了感覺的概念以及感覺能夠被發現的地方。然而受自然科學傳統的影響，他們傾向於忽略人類動物關系。

當生物學家探求特定的魚類種群比如三文魚的感覺的時候，他們通過采樣在實驗室的魚類與一般意義上的魚類身體之間建立起了一種特定的聯系，並且使前者從屬於後者：實驗室魚類個體的身體只在這個意義上是“重要的”，即它們可以用來有效地代表三文魚世界。但是另一種看待這個問題的方式是主張動物都並非是在“一般意義上”承受痛苦的。任何的痛苦都必然是特定的，都是在一個特定的時間，在動物成長的特定時刻，在一個特定的身體上發生的。這樣的話它就處於一定的關系實踐之中，包括在實驗室的關系實踐。從這種視角來看，真正地“重視”痛苦不僅僅需要人類將其抽象地概括為某種物種潛在的、一般的能力，而且需要在共同存在的複雜現實中（在這裏，簡單的解決方案是不可能的）承認和處理它。痛苦於是與回應的能力相關，需要的不僅僅是情感，而且是設備、材料和使回應變為可能的其他方式。就像哈拉維所說的（Haraway，2008），“重要性常常處在需求和能動性回應的關系中，而不僅僅是計算和排名。回應，當然是伴隨著回應能力——也就是責任感——的增長而出現的。這種能力只能在多方位的關系中被塑造出來，同時也只為了多方位關系的形成。在其中通常不止一種回應性的實體處於形成過程之中”。因此，法律框架和它們的科學與哲學基礎僅僅構成了養殖三文魚生死曆程中的一套要素。其他的要素還包括特定的科技、鋼鐵、塑料、小刀、手套、人類雙手、冰、水和電壓。

紀錄片《漁業陰謀》（2021）劇照。

我認為感覺是在日複一日的關系實踐中被培育出來的，這種實踐發生在物質多元化的環境之中並且跨越了物種界限。就像哈拉維（Haraway，2008）所說，道德情感是“絕對世俗”（ruthlessly mundane）的東西並且形成於“回應”的能力之中。因此照料和宰殺編排必須不僅將感覺視為一種三文魚的特性，而且是特定社會物質組合的一種潛在功能。這樣感覺就成為“一些身體向另外一些身體進行表述”（Haraway，2008）時的特定配置的一個方面，它可能會也可能不會受到特定的安排（比如死亡）的影響。

三文魚是特別有意思的，這不僅僅是因為它們是動物福利監管框架裏的新秀，而且是因為它們仍然還是魚類。它們是冰冷的，生活在水中。它們大部分是脫離人類視線的，是沉默的。它們不具有人類能夠識別的眼神。它們的身體語言對我們來說也是很難破譯的。這些都限制了人類的回應，並且使得分擔痛苦在人類動物關系中成為不太可能或者可能是不太主要的方面。因此，如果我們要跟隨哈拉維的提議——如果我們要負責任地行動，“非模仿地”分擔其他動物的痛苦（我們因此也具有了回應的能力）是必需的——我們就需要去思考當談及三文魚時這到底意味著什麼。

我們人類如何為養殖魚類的福利負責？通過怎樣的實踐我們才能了解或者感覺到作為感覺主體的魚類？三文魚如何“頂嘴”？站在三文魚養殖場的平台上，在那裏大部分三文魚通常都是脫離人類視線的，我們又如何了解情況呢？

為了談論這些問題，我探索了三文魚養殖場中完成死亡的不同方式。關注死亡是強調生命與成長的沉默對立面的一種方式，是去講述很少被講述的一個故事。但是這也使得我們去探索一個充滿自相矛盾的人類動物關系的領域，在這裏我們能夠明白人類意味著什麼，魚類意味著什麼。注意到對於死亡和宰殺的不同安排可以說明生命所取得的微小成就，這樣也與照料、飲食和生活的實踐和政治產生了呼應。活得好，吃得好：這對於我們所有人來說是常見的經驗，也是在年輕的時候已經獲得的、照料同情與個人生命經曆深深共鳴的領域。有時這種記憶會以我們既不能逃避又不能很好地解釋的方式，來引導我們的視線和激發我們的回應。

死亡的不同形式：

宰殺與照料

死亡在不同的地方以不同形式出現。對於一生以增重為使命的養殖三文魚來說，大部分死亡都是被仔細地定時的，或者安排好的。這是它們作為食物商品實現市場價值的最後一步。安排好的死亡在特別設計的三文魚屠殺場裏發生，將“動物轉化為食物”（Vialles，　1994），這也是大部分三文魚死去的方式。安排好的死亡（以及隨後的清洗和加工）是一種“過渡儀式”，同時也是價值被揭示的時刻。一張標簽揭示了它們的價值，標簽上標明了重量、買家、轉運地（哥德堡、阿姆斯特丹或者奧斯陸）以及位於中國、德國或者法國的最終目的地。

某些死亡形式並未被安排好而且也並不為特定的人類目的服務。它們並不是將動物轉化為食物，而是將動物轉化為“死魚”，或者挪威方言中所說的“daufisk”（見第二章）。一條死魚必須被運走，它是“髒的”，是完全不能吃的，有時是令人作嘔的骨頭和腐爛肉體組成的泥漿。一旦被運走了，它們會被碾碎，和蟻酸相混合，做成喂水貂的飼料。如果被安排好的死亡是三文魚從動物到食物過程的一個節點，因此也是對三文魚作為人類食物的本體論地位的一種確認，那麼這種非正常死亡就是永遠終結了這個過程。

紀錄片《漁業陰謀》（2021）劇照。

另一種死亡發生在夏季的河流中，這時三文魚洄遊到上遊去產卵。一些三文魚會被垂釣者捕獲而死。我們的民族志沒有記述這一部分，感興趣者可以參閱諾雷德（Nordeide，　2012）和韋恩（Ween，　2012）的書。這些死亡是有目的地“捕獲”被認為是可以行動和回應的動物的結果，而所謂捕獵是一場在獵人和獵物之間公平地分配主體性和能動性的遊戲。在一些河流中也有一些偶然性的死亡，是因為有人使用了化學藥品魚藤酮。這種化學藥品是用來殺一種三文魚寄生蟲薩拉旋毛蟲的，但是也會傷害到河流中的“所有其他的東西”。這種傷害一直要持續到，如人們所期望的，三文魚種群恢複的時候為止。有時死亡會威脅到大西洋三文魚的某個特定的遺傳品系，比如來自沃索河的三文魚，它們受到威脅，或者可能瀕臨滅絕（見第六章）。這些死亡導致了生命的喪失或者產卵和遷移的周期無法繼續，因此帶來了無法逆轉的生物多樣性損失。但是就像魚藤酮的例子所顯示的，特定的“死亡”有時也是恢複特定形式的“生命”最後的手段。因此即使在這裏，生命和死亡也是緊密聯系的。

這裏便是其中一個故事。我們與魚一起抵達。兩個貯水池中的120噸三文魚一個晚上航行66海裏後抵達了目的地。貯水池放在服務於羅加蘭郡和霍達蘭郡的一艘嶄新的活魚艙船的下甲板下面。六位船員和兩位人類學家陪伴了這些魚作為活生生肉體的最後旅程，它們要去往屠宰場和加工廠。現在活魚艙船上的一根水管正在沖洗這些三文魚，之後它們要被運往屠宰場的拆解流水線。流水線位於一個能夠俯瞰峽灣的大廳的高台上。

在高台頂端的狹窄走道上面，我們可以看到整個大廳和下面忙著給魚放血的三個人。幾秒之前魚先被電擊，再被運送過去宰殺。當站在高台上時，我能感覺到魚從水平放置的管道中噴射出來時它們巨大身體的震動，傳送帶將它們慢慢地送到嶄新的電擊器這裏。它們像瘋了一樣拍打著身體，這時好像整個房子都在我的腳下震動。電擊器是一個金屬盒子，位於傳送帶的頂端。電擊是自動和可調節的，當一組六條魚通過的時候要在每條魚身上電擊兩次。

主管向我們走過來，告訴我們今天收到的魚非常好，很壯而且新鮮，所以它們會需要更強的電擊。或者說，人們需要調慢一些機器。對於更安靜的魚而言，短的電擊就行了，這樣它們就可以更快地通過。當主管解釋的時候，他打開了蓋子讓我們看電擊器是如何工作的。在幾秒種之內，我們看到了被金屬爪抓住和細電纜連接著的魚。但是當蓋子打開的時候，為了工人的安全，電源自動關閉了。很快我們聽到從下面傳來的呼喊聲，那是在殺魚的人。在他們面前，魚已經堆起來了，並且拍打著身體、移動著。很明顯，它們的電擊還不夠充分，而這是我們的錯。主管很快關上了蓋子，電擊重新開始。

放血是真正開始宰殺魚了，電擊只是使得它們失去意識。2012年7月1日，動物屠宰的新規定在挪威開始實施。電擊器是在這個新規定實施的前一個夏天安裝到位的。之前，二氧化碳浴被用來使魚失去知覺。但是歐洲食品安全局（EFSA，2004，2009）的科學報告指出，二氧化碳會引起很強的不良反應，其使魚喪失知覺的結果是不可靠的。因此魚可能會在仍然還有知覺的情況下被放血或者切除內髒（見Mejdell　et　al．，2010）。

紀錄片《漁業陰謀》（2021）劇照。

一旦三文魚被放血，它們就會進入一個慢速旋轉的輪子，冷水沖洗使它們變涼。一個小時之後，它們會被取出內髒，加工成整魚放在泡沫塑料盒中，被裝上在外面等候的卡車。從屠宰到加工的整個過程不超過兩個半小時。每條重達4—5千克的三萬多條三文魚，今天將通過拆解流水線。這項工作也確保了當地工人的收入，這些工人中有一部分是難民。他們的家鄉在地理上的分布也像他們所准備的三文魚盒子要去往的目的地一樣：　他們的來源國包括摩洛哥、伊拉克、匈牙利、立陶宛、日本、科威特和法國。

在屠宰場裏度過了一整天，我沒有提到任何動物福利方面的事情。於是我決定和經理交流一下這方面的問題。阿恩非常健談，並且強調他所說的是個人觀點，他並不真正知道三文魚的真實反應是怎樣的（如果想要知道更多，他建議我應該和獸醫去談談）。他承認他對三文魚被電擊或者偶爾沒有被電擊到的事實感受不是很明顯。很快他又補充道，他們做的所有這些和其他可能做的事，當然是在給魚帶來最少不適的基礎上進行的。符合新規定的機器也是為了這個目的而特別設計的。但是從情感上來說，他的感受並不是很強烈。至於為何如此，他有一個理論來解釋。

像這個地區的很多其他人一樣，阿恩也是一位業餘的獵鹿者，如果談到鹿，他的感情就是完全不同的了。他認為至少對他來說，這與魚是冷血的有關系：當你觸到一頭鹿的腹部時，他說，你能感受到它的心髒仍然在咚咚地跳著，這會對你起作用。你真的不願意給它造成不必要的痛苦。

他說在捕獵中大家一直努力避免傷害到鹿，這就是強調要瞄准的原因。但是當類似的事情發生在三文魚身上時，卻不會同樣影響到他。他認為這是因為鹿是溫暖的，像他自己的身體，而三文魚感覺起來是冰冷的，好像已經死掉了一樣。他把這個作為他的個人理論提供給我，但其中也存在一些困惑讓他常常反思。14所以這個就是他完全願意遵循當前關於電擊的要求，但是卻沒有很強烈的感覺的原因。

這個對話讓我回想起更早之前我與另一處海水養殖點的經理的對話，三文魚的前兩年是在這裏度過的。當時我們在圍塘邊上站穩，看著三文魚被吸到活魚艙船上來，他告訴我他以前幫人們飼養蘇格蘭高原牛。當這些動物在牧場上被屠宰的時候，它們肉的品質是非常棒的，很嫩。但是當它們被用船和卡車運到集中的屠宰場去宰殺的時候，他們的肉嘗起來就像皮鞋的皮一樣。他用這個故事來強調一種更一般化的關懷，即不用給三文魚不必要的壓力。接著他很快地引用了來自捕鹿的另一個故事：他的父親過去常說最好的鹿肉就是當它還沒有注意到你時你射殺的鹿。這是同樣的道理，他說。

我們朝下看，看到魚網將三文魚逐漸向我們拉近。魚在網中快速地移動，轉彎的時候濺起水花，接著又向另一個方向躍出。盡管所有法律上的努力都是為了防止養殖三文魚不必要的痛苦，但是看上去一些有壓力的時刻還是不可避免的。

紀錄片《漁業陰謀》（2021）劇照。

成為有情感的動物

感覺可以以許多方式、通過不同時間和不同設備來展開。我已經使大家注意到在三文魚養殖場的日常實踐中，感覺是如何定位、關聯和固定的。立法措施及其所產生的文本軌跡訴說了另一種感覺展開的方式。上述文本是精心制作和自我論證的，它們基於這樣的假設：　一定的特性比如動物感覺是普遍的。但是它們的管轄範圍是在一定地域和一定政治範圍之內的。讓我們轉向挪威和歐盟，看看在有關養殖三文魚的動物福利法規方面的最新進展。

我們一般認為，法律架構一定程度上是符合自然或者社會事實的。但是最近法學研究的取向有所不同，強調呈現為一種事實的東西也是由包括法律實踐的社會實踐所維持的（Pottage，2004；Asdal，2012）。因此，就像法律架構維持了人與物之間的本體論區別，法律技術也可以建立——或者削弱——其他種類的區別，比如動物與魚類之間的區別。

第一部綜合性的“虐待動物法案”是1876年在英國通過的（Lund　et　al．，　2007），虐待動物的行為在挪威被確定為犯罪行為是在1902年（Asdal，　2012）。大約一個世紀之後，歐盟將動物感覺提上了它的立法議程。根據特納的說法（Turner，　2006），這發生在1997年，有法律約束力的阿姆斯特丹條約附件承認動物是“有感覺的存在物”，並且要求歐盟成員國“充分重視動物的福利要求”。2004年，歐洲食品安全局（EFSA）就養殖三文魚的運輸、擊暈和宰殺發表了基於科學研究的意見，認為現存的許多商業化的宰殺方法實際上使魚處於較長時間的受苦狀態中。這些材料將“受苦”確定為養殖魚類的一種特征，因此認為應該在動物福利立法的法律文本中為魚類爭取一個空間。他們聲稱，與魚類養殖的法律責任相關，“魚類也是動物”。這樣，這些材料所從事的就是“本體論政治”（ontological　politics）（Mol，　1999）；他們介入了事物的秩序和存在物的基本分類，通過這樣做他們成為了下一步立法的一種合法性來源。

2005年，歐洲委員會（CoE）為了農業目的而設的動物保護常務委員會通過了關於養殖魚類的新意見（Lund　et　al．，　2007）。這些在（為了農業目的的）動物保護公約下通過的意見於2005年被批准，2006年6月5日生效。意見提出：“鑒於有關魚類的生物需求的已有經驗和科學知識，目前商業使用的養殖方法可能並不能滿足它們的需要，因此導致了糟糕的福利狀況。”（第七條），還有“如果魚類要被宰殺，它們也應該被人道地宰殺。”（第五條第三節；Council　of　Europe，2005）

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法律出現於2009年，這時歐盟委員會通過了宰殺時的動物保護法律。法律條款3.1表明：“在宰殺和其他相關的操作中，動物應該避免任何可以避免的疼痛、痛苦或傷害。”然而，針對魚類的特定的標准清單還沒有通過。與此同時，盡管不是歐盟成員國，挪威出現了將養殖三文魚囊括進動物福利立法的行動。一項新的動物福利法律於2010年在挪威開始生效，取代了1974年的動物保護法律。在2008年，更多的針對“水產動物”（akvakulturdyr）屠宰場的特定法律被提出。它們禁止了二氧化碳浴的使用，這也是屠宰場技術的主要變化。“水產動物”的用詞取代了“水產魚類”也可被視為本體論政治的另一個例子，因為它將養殖三文魚堅決地放在飼養動物的分類中。這些新的有關宰殺的法律以一種非常直截了當的態度對待養殖魚類，要求魚類在流血之前要被擊暈。其中電擊和敲擊為僅有的可以接受的兩種方法，因為這兩種方法比起其他常用的方法帶來更少的疼痛（比如，二氧化碳浴和三葉草油）。在實際層面，這就意味著養殖魚類使用與陸地飼養動物一樣的方法被宰殺。這些與宰殺有關的法律直到2012年7月1日才被充分執行。它們比歐盟目前的法律更加清晰明了，因為它們明確了可以使用的宰殺方法，並且禁止使用了許多在其他國家常見的方法。

紀錄片《漁業陰謀》（2021）劇照。

在美國，通過1966年的動物福利法案，動物福利被立法。根據2009年修訂過的動物福利法案，“動物”一詞僅僅指恒溫動物；它排除了鳥類和鼠類，在其中也沒有提到魚類。同樣的定義也被應用於更加明確的動物福利法規。因此，我們可以認為，雖然有一些指導原則呼籲“要善待在野外研究中的野生魚類”，養殖魚類在美國並沒有像它們在歐洲（通過一般性保護避免傷害）或者挪威（具備有關宰殺方法的附加的、特定的法規）一樣，在法律上得到保護以免除不必要的傷害。

法律法規可以被看作一種將三文魚確立為有感覺的存在物以及將社會確立為一種道德集體的方法。在實際管理工作中，它們也可以被當成備忘錄來使用。因此，當挪威動物福利法規規定，比如“魚類應該被保護，在宰殺時免除不必要的壓力、痛苦和傷害”以及“使用氣體來麻醉魚是非法的，包括二氧化碳和其他任何阻礙氧氣吸收的介質”（第14條21），這就建立了一種特定的宰殺標准，並且給予獸醫檢查官一定的原則去遵循。但是在三文魚組合的複雜現實中，上述法律的指導原則顯得太理想化同時也並不充分，沒有一種備忘錄可以完全消除在動物飼養中的道德和實際困境。下面讓我們再度轉向民族志。

魚類的福利：

責任與照料

必修課上的筆記“總是能夠做得更好。”這是挪威新的動物福利法律背後的理念。新的法律要求截止到2010年，所有的魚類養殖場工人都必須參加例行的魚類福利課程。我們在總部辦公室寬敞的頂樓房間的燈光下聚集。這是2012年二月初，是為期兩天的集中福利課程的第二天。一位年輕的獸醫瑪麗亞和一位高級業務經理負責該課程。為了大家的方便，瑪麗亞一年集中授課兩次，這也是她工作的一部分。學生是來自於公司不同生產點的20位雇員以及一位人類學家。一些人前一晚就入住了隔壁的公寓，另一些一早驅車或坐船按時趕到。第一天授課的內容很豐富：　動物權利、倫理學、哲學、人類動物關系中的文化差異、五大自由、魚類生物學、生理學、三文魚的“自然需要”和最新的法律框架。今天我們的重點則在於日常實踐。我們被分為兩組。我與銀化生產點的雇員們被分在一組，我認識其中一半的人，包括兩位高級經理。我也認出了一些新來的雇員，因為在12月份的聖誕晚會上他們被介紹的時候我見過。不論職位或是以前的培訓情況如何，每個人都必須完成這個課程。所以這是所有人“返回學校”的機會。一整天都是PPT發言、講座、問答環節，當中還穿插了許多的咖啡、小食和閑聊。

上午，我們聽的是關於接種的講座，包括注射器所推薦的長度和直徑、水溫、氧氣水平、監控系統、管道和運輸。這已經足夠我的大腦運轉的了，而且同時講座也是非常實際的，包括照片，其中一些照片也顯示了人們在房間裏工作的情景。這些流程其實我們在實踐中已經學過了，現在再次學習是要更關注為什麼它是這樣做或者那樣做，關注閾值，關注與魚類福利相關的事情以及它是怎樣在不同地點以不同方式完成的。我們比較來自於不同地點的筆記，討論不同方法的利弊。下午則迎來了令人緊張的集體工作環節——我們被指派的任務是：“回顧你工作地點的整個生產過程，找出福利的議題和可以繼續提高的地方，並將它與目前的魚類福利法律相聯系。完成一個提高計劃，或說明為什麼它現在的狀況已經足夠理想了。”（我的翻譯）

作為組裏唯一一位教授也是唯一的女性，我直接被選為組長。我們坐成一圈討論了一個小時左右，基於討論的內容，我列了一個包括七點內容的初步表格，准備在接下來的全體會議上進行陳述。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內容是用來運送銀化期魚進出不同貯水池的管道尺寸，以及互相連接的管道的尺寸應該完全一致。原因是如果魚從一個大的管道沖進一個小的管道，管道中流體力學的壓力會不可避免地制造一場“交通堵塞”——魚被卡住。即使它們最後還是被水沖了出來，這也不會是一種舒適的體驗。這個以及其他細節我在法律文件上從來沒有遇到過，甚至根本沒有想過，但是現在成為了討論的重點，僅僅是因為有些人把它們提了出來。

魚類感覺得到疼痛嗎？這個在生物學家中仍然存在爭議的問題，在這裏顯得有些不相關了。或者可能被更直接的議題關懷所取代。比如，我怎樣可以避免對魚類造成不必要的傷害？最後，我們主要討論的內容是關於受精魚卵的新木架，它們就像步入式壁櫃裏的抽屜一樣方便地擱在彼此上面。他們以前用的架子是更加寬的、而且齊腰高，這導致了大量重複性的彎腰、僵硬和後背疼痛。

“這真的是關於魚類福利嗎？”有人問道。

小組內部在短時間有一點猶豫不決，後來一處銀化生產點的經理利用他的權威解決了這個問題。“當然是的，”他說，“如果人們微笑，魚類也會很感到很快樂。”接著他加上了一些關於整潔的話，因為到處是垃圾會導致挫敗感，而且人類的憤怒也一定會以這種或那種方式影響到魚類。

這當然不是第一次我們談論如何好好地照料魚類。就像以前的章節所表明的，對於魚類福利和健康的關注滲透到了大部分的日常實踐當中，並且形成了貯水池和圍塘邊閑談的重要內容。然而，福利課程是我第一次明確進入這個話語空間並且完全聚焦於這個話題。這樣，它就提供了一種為養殖場工人表達他們自己福利關懷的合法性空間——也就是，在話語上將自己建立為與魚類有關系的以及有感覺的人類。這樣做的同時，他們也共同將三文魚明確地建立為一種有感覺的存在物，這裏的目標是負起責任，並且在這種人與魚關系中變得更加“具有回應的能力”。與其說這僅僅是一種哲學關懷，還不如說“感覺”在這裏被建立為複雜和異質化的人類動物組合的一部分，在其中兩邊都是新秀：三文魚是“養殖場的新秀”，而照顧它們的人也是養殖三文魚水下世界的新來者。我們對彼此了解並不多，但是這並不能阻止我們在一定程度上對彼此負起責任。

紀錄片《漁業陰謀》（2021）劇照。

這是否就是哈拉維（Haraway，2008）所稱的“非模擬照料”（nonmimetic　caring）的一個例子？可能我們都在以一種很小的但是富有意義的方式，共同建立那種“對不可簡化的差異性負責的強大的、非擬人的情感”。或者可能我們應該將這個視為更大努力的一部分，邁向莫爾、莫瑟以及波爾斯（Mol，　Moser　and　Pols，2010）所指的“好的照料”或者“在一個充滿著複雜的矛盾性或者變化的緊張關系的世界中的不斷修補”。可能分組討論的環節就像是一種徒步旅行，或者僅僅是一種實際的和解釋性的案例，它表明了當討論到照料的時候，“品質並不先於實踐，而是形成了它其中的一部分。重要的不是一般性地或者從外部去進行判斷，而是當照料進行的時候，在實踐中去做一些事情。”

有一天，我又遇到了瑪麗亞。她向我解釋了海虱、圍塘治理以及當前一些法律措施的細節。在談話結尾，我問她：“魚是動物嗎？”

她停了一會兒，接著回答道：“它們是在動物福利立法範圍之內的。這使得我，作為一個獸醫，成為了它的發言人。我認為這是好事。”

當我在寫作這一章時，我告訴了一位人類學家同行阿徒羅·埃斯科巴（Arturo　Escobar）我在做的工作，並且簡單地談道在法律的層面，歐洲的養殖三文魚現在正在成為感覺存在物。阿徒羅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在美國度過的，他對此感到非常驚奇，並且問道：“為什麼現在三文魚被視為有感覺的呢？是來自於消費者的壓力嗎？與動物權利運動有關嗎？是最近生物學研究的結果，或者可能反映了哲學上的某種動向嗎？”

我一時感到困惑，因為對我來說要回答這個看上去簡單的問題似乎有點難。但是我很快承認，是的，所有的這些都起作用，但是沒有一個是決定性的。因為在有關照料的複雜模式中，上述倫理的或是科學的原則，並不都是生產性的。與三文魚相關的負責任的行動牽涉到實際層面的不斷修補，這也是與養殖的動物處理關系過程的一部分。當我經過思考得出結論的時候，我的對話者已經離開了。我延遲的回複是，三文魚變得有感覺是因為如果它們的確承受痛苦，它們也不再是獨自承受：　它們在我們的照料中承受痛苦。它們變得有感覺是因為，或者確切地說是，它們正在被馴化。

原文作者 | <挪威>瑪麗安娜·伊麗莎白·利恩

摘編 | 青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