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好文 | 全球信任赤字治理的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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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信任赤字具體表現為全球信任積累不足、信任質量不高、信任發展不平衡以及信任關系不對稱
。近年來，隨著保護主義、單邊主義、民粹主義和逆全球化思潮
的泛起，國際競爭摩擦呈現上升之勢，地緣博弈色彩明顯加重，全球信任赤字日益凸顯，嚴重制約著國際社會合作和全球有效治理。

一、國際關系中的信任研究路徑

信任是國內社會的內在機制，是一個社會正常運轉所必需的文化保障
，對於減少社會運行成本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①然而就國家而言，出於生存需要的理性選擇卻是不信任②，國際社會通常表現為無政府和無權威狀態。

基於不同的視角，學術界關於信任問題的研究大體可以分為理性選擇主義和社會心理分析
兩條基本路徑。以博弈論為代表的理性選擇主義，將信任界定為施信者對自己委托的利益在將來不會受到損害的理性判斷③，因此理性選擇主義更多地將信任關系視為一種經濟關系，而非社會關系④，對信任持基本的工具論態度，將其作為達成合作與保障利益的工具。⑤由於這種信任具有工具性、契約性、利益性
，因此維持信任關系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建立外部約束機制，通過制度建設降低合作過程中的不確定性，從而確保參與者的利益免於受損。社會心理分析重視信任形成的社會認知過程，強調互動關系與人際文化的作用⑥，認為信任來源於施信者對被信者的相信
，而不是出於理性計算的自信，其生成有賴於雙方的積極關系。社會心理分析所描述的信任，是一種情感性、倫理型和關系型信任，是基於社會關系生成的普遍信任。在這種闡釋下，信任的基礎被認為是內生關系而非外部約束，因此，國家間信任的建立有賴於彼此關系的優化，得益於雙方的認同和彼此心理需求的互相滿足。

綜上所述，在有關信任研究中，理性選擇主義強調成本—收益分析與利益歸因，而社會心理解釋偏向心理需求滿足與社會關系建構。盡管這兩種研究路徑對信任生成與維持的解釋存在分歧，但二者並非根本對立，甚至在更深層的邏輯和具體實踐中存在諸多相通之處。首先，從信任生成邏輯看，盡管理性主義更關注利益而社會心理更注重關系，但二者都認為信任是具有方向性的主觀評估。其次，在實踐過程中理性選擇主義描述的契約型信任和社會心理分析推崇的關系型信任能夠相輔相成。普遍信任規範是促成關系型信任的前提，其形成有賴於信任實踐的積累，而契約型信任正是當前國際社會信任實踐的主要形式
。此外，基於理性選擇的契約型信任能夠促進信任的制度化建設，對信任規範的形成發揮著重要的引導作用，契約型信任能夠為關系型信任的生成創造條件。

但是，信任研究的兩種路徑在國際關系語境下都遇到了障礙。從理性選擇主義視角看，信任決策的前提是守信的收益不能小於毀約的收益。⑦但在博弈論框架下，國際關系中信任合作與失信毀約的成本與收益賦值並不均勻，由於缺少有效的懲罰機制，很多時候背叛的獲利遠大於成本，因而信任決策難以有效或持續實施。從社會心理分析角度看，互動交往是關系產生的前提，而基於關系生成的信任更需要積極互動的有效刺激。國家間頻繁的互動為相互依賴關系的建立創造了條件，但並不一定必然導致相互信任。一方面，在國際關系中，相互依賴只是國家間互動的客觀結果而不一定是其主觀願望，但信任則完全是基於相互關系的主觀相信。另一方面，相互依賴關系也可能導致雙方防範的加深。隨著相互依賴的深入，國家在某些方面喪失自主性的風險增加，特別是其相對劣勢領域將不可避免地更多受制於人。相互依賴不代表沒有沖突，處於相互依賴關系中的國家往往會更加關注自己的相對收益，以至於時常出現矛盾和分歧。例如，中美之間存在著廣泛的相互依賴，但美國依然在自身利益優先的戰略幌旗下不惜挑起中美貿易摩擦和沖突，甚至惡意圍堵和打壓中國。

因此，需要進一步深入研究國際關系面臨的信任赤字及其形成原因，挖掘中國作為全球負責任大國為全球信任赤字的有效治理貢獻的豐富智慧和力量。

二、全球信任赤字內涵及其表現

國際社會的正常運行對信任有著強烈需求，全球有效治理也有賴於全球信任文化的形成，但國家之間、國家與國際組織之間、全球各區域之間的信任並未真正建立起來，國際社會積累的信任存量或可以提供的信任供給不能滿足全球信任需求，國際關系中這種信任供不應求的狀況就是全球信任赤字。國際關系是討論全球信任赤字最重要的語境。破解全球信任赤字，構建全球普遍信任，必須首先從國際關系入手。無政府狀態下國際關系本質上是一種契約關系，不確定性是其內生特質。在這種文化中，自保是國家一切行為的內在邏輯，以權力界定利益成為所有國家都遵循的理性規則。⑧國際關系這些本質特征構成了研究全球信任赤字的現實條件，也成為構建全球信任必須面對的重要難題。

國際關系不同理論流派對這些條件的理解不盡相同，其中許多理論觀點為構建全球信任指明了方向。現實主義傳統對霍布斯式無政府狀態的確信和國際關系不確定性的悲觀看法，使其直言國家始終處於一種不安全狀態⑨，強烈的不確定性和高風險阻礙著信任的生成。自由主義雖然承認國際社會無政府狀態和國際關系不確定性特征，但認為在單元層面上國家間的同質性可以產生親近傾向，從而為信任的生成留下了突破口；在重複博弈實驗和合作問題研究中，自由主義還發現了通過建立合作機制催生信任的可能。⑩自由主義的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國際關系對信任的冷漠。相比之下，與社會心理學聯系緊密的建構主義傳統則對信任赤字產生的現實條件抱有相對樂觀態度。建構主義關於“無政府狀態是國家造就的”(11)的觀點，實質上是對國際無政府狀態必然導致沖突和對抗的否定，也就是對國際關系中那些強調阻礙信任生成的要素是永恒狀態的觀點的否定。這就把信任赤字從根源於國際無政府狀態的本源假設中解放了出來，一種基於康德文化的國際關系展望為破解信任赤字勾畫了藍圖。

用赤字來描述信任表明全球信任的現狀不容樂觀，其累積程度還不能滿足全球治理的現實需要。現行國際秩序日益脆弱，國際關系不確定性明顯，國家間的相互猜忌與防範加深，全球信任赤字加重。總起來看，全球信任赤字的主要表現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信任累積不充分

1.國際貿易摩擦上升
。隨著國際格局的加速調整與全球化進程遭遇阻力，各國之間的經貿競爭不斷升級。一些國家回歸保護主義，濫設貿易壁壘，破壞全球經貿和信任環境，沖擊國際經濟貿易秩序，世界主要經濟體之間籠罩著貿易摩擦的陰影。

2.國際金融信任危機加深
。受資本主義逐利本性的驅使，金融資本對信任的濫用加重了國際金融信任危機。隨著全球化領域的不斷拓展，一些國家不負責任的貨幣金融政策極易造成危機惡果外溢，從而給全球信任造成危害。特別是美元不負責任的通脹政策，在掠奪性獲取他國發展財富的同時，也增加了人們對國際金融體系的質疑，導致國際金融的信任危機。(12)

3.信任領域與範圍有限
。隨著科學技術的快速發展和人類活動範圍的不斷擴大，國際交往延伸到更廣闊的領域與空間。然而，全球信任的建立未能同步開展，幾乎在每個新的問題領域，傳統的競賽邏輯都被沿用。在恐怖主義、難民、傳染病、氣候變化、能源安全、網絡空間等諸多問題領域全球信任嚴重不足，信任赤字顯著。特別是在孤立主義、單邊主義、民粹主義高漲的背景下，面對非傳統安全威脅，國際關系中的信任合作非常薄弱，應對十分乏力。

(二)信任質量不高

　1.工具性信任損害國際合作機制
。在當前的國際交往中，利益盤算往往是信任生成最現實的基礎。這種基於理性計算的信任難以持久且不穩定，難以抵擋利益分歧帶來的沖擊，一方的失信行為很可能造成整個信任機制的崩潰，劣幣驅逐良幣效應明顯。在獲利難以滿足期望的情況下，國家極易拋棄信任合作，重新回歸孤立和自助競爭。

2.信任關系的維系難以持久
。由於國際關系中的理性行為體在自助體系中始終保持著警惕和戒備，這就使得信任通常只是國際社會暫時的不穩定的狀態，國家隨時准備調整信任關系，信任降級和撤銷的現象十分常見。

3.機制碎片化消解信任效果
。在既往大量的外交和全球治理實踐中，繁雜多樣的合作機制被建構出來，構成了“機制複合體”(13)。不同機制之間的重疊、抵牾、失調導致了“機制複合體”的碎片化。這種合作機制的碎片化造成了信任的碎片化，幾乎每一種建立在契約基礎上的信任機制都具有排他性，即對內親信和對外排斥，具有“親內排外”的典型特征。(14)因而碎片化的機制難以整合為廣泛的信任，反而是“機制複合體”所編織的多重關系相互平衡，削減了已經形成的信任，造成整體上的信任匱乏和質量低下。

　(三)信任發展不平衡

1.東西方國家間信任差距明顯
。在西方世界，由於意識形態、價值觀念和文化傳統的同源相近，國家之間信任程度相對較高，信任基礎也相對較好。(15)這種同質性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不確定性給信任策略造成的壓力。發展中國家盡管在一些問題和領域表現出協調一致，但始終沒有團結起來建立普遍的信任關系。欠發達地區的信任基礎普遍較弱，甚至由於歷史、資源、宗教、領土等原因，國家之間矛盾沖突時有發生。盡管相互之間也達成過一些合作，但仍難以消弭這種消極的先賦性矛盾關系對信任構建造成的阻礙。冷戰結束後，西方一些國家的冷戰思維依然存在，甚至在以後很長一段時期將嚴重阻礙全球信任的構建，東西方之間的信任鴻溝還可能進一步擴大。

2.區域內信任與區域外排斥並存
。出於貿易便利與經濟發展的需要，近年來世界各區域內部的自由貿易發展步伐加快，如北美、歐盟、中國—東盟等自貿區的建設日臻成熟，一些新的區域合作機制也在不斷湧現。這些合作交往促進了區域內部信任關系的建立(16)，但由於這些區域合作機制都存在一定程度的排他性，相對於區域內信任，外部行為體難以分享這種區域合作帶來的信任利益。從世界範圍看，不同區域的信任構建狀況也極不平衡，全球普遍信任與信任文化建設任重道遠。

3.區域間大國的地緣競爭激烈
。隨著世界大國在領土安全、金融貿易、戰略布局等各個領域的摩擦不斷加劇，地緣博弈的色彩日益顯現，國家之間的戰略互信嚴重缺失，國際政治再次回歸到大國競爭時代。(17)作為當今最重要的大國關系之一，美國開始拋棄過去的對華接觸戰略，轉向明確的遏制與競爭。除中美以外，美俄、俄歐、美歐等大國和地區之間的戰略競爭也日趨激烈。大國之間激烈的地緣競爭嚴重破壞了彼此的戰略互信，零和博弈、冷戰思維隱隱作祟，大國之間充斥著強烈的敵對意識，國際關系陷入緊張的氛圍。

(四)信任關系不對稱

1.國際合作存在信任不對稱
。合作關系本質上是一種相互依賴關系，而這種相互依賴由於權力差異而內生著不對稱性，是“相互的，但又不平等的依附關系”(18)。處於不對稱相互依賴合作中的雙方也存在著信任的不對稱。依賴程度更高的一方，付出信任的程度可能更高，盡管這種信任絕大多數情況下出於純粹理性計算——合作比不合作收益更大。在大國和小國都參與的合作機制中，小國總是更傾向寄信於合作機制來確保獲益和對大國的牽制。

2.民眾信任感知存在偏差
。一方面，不同國家的民眾對彼此的信任感知存在偏差。以中美兩國為例，根據2016年的一項調查報告顯示，中美兩國民眾在關於中美關系重要性的認識上存在較大差異，中國民眾將中美關系視為中國最重要的雙邊關系，而美國民眾僅將其排在第6位。另一方面，民眾的信任感知與官方的表述也存在不對稱。在中國的官方表述中，中國與巴基斯坦和中國與俄羅斯的關系被分別界定為“全天候戰略合作夥伴關系”和“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系”，這是中國夥伴關系外交話語體系中最高規格的表述，也反映了雙邊關系的親密態度。但上述調查顯示，中國民眾對巴基斯坦和俄羅斯的好感度分別為7.0和7.6(單位為1～10，10為滿分)，甚至略低於對德國的好感度7.66。(19)

3.國際合作機制存在信任偏見
。盡管國際機制都有其相對獨立的運行規則，但是大國通過對議題設置、投票權比例以及重要職務壟斷等方式限制著國際機制的自主性，通過提高准入門檻和差別對待等方式制造了國際機制中的信任偏見。例如中國加入WTO的談判過程就被人為制造了很多懷疑，這種歐美國家基於自身利益的理性算計，在機制層面就表現為世界貿易組織對中國市場地位的信任偏見。

三、全球信任赤字的原因分析

在當代國際關系舞台上，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無疑是國際社會主導性的角色，資本主義的行為邏輯及其所信奉的資本支配一切的教義，深刻影響著國家之間的交流往來，重利輕義、權力政治甚至強權政治有時在國際關系中大行其道，並以經貿摩擦、戰略競爭、單邊主義、極端主義等形式削弱著全球信任的基礎。此外，國際社會的無政府狀態和不確定性、現有主權國家體系的不足、西方傳統思維的先天缺陷、全球發展失衡的加劇等，都成為導致全球信任赤字的重要原因。

　(一)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全球擴張

1.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異化了國際關系
。現代國際關系的發展曆程就是資本主義不斷壯大和全球擴張的過程。在前資本主義時代，人際關系的功利性並不明顯，不論是在東方還是西方，人與人之間純理性的利益往來能夠被道義或禮法所掩蓋，一種基於倫理情感的關系型信任受到謹慎的呵護。而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對財產私有原則和資本支配一切邏輯的強調，突破了這種倫理，把人異化為工具或商品，把人際關系異化為“物與物的關系”。在這種關系的支配下，原本真實且富有“人性”的信任關系也必然退化為不加掩飾的利益關系，並成為一種可交易、可度量、能夠產生價值的社會資本。(20)由於資本主義占有統治地位，這種異化也必然被擴展到國際關系中。資本主義在全球範圍內尋找原料產地與開拓市場過程中伴隨著的血腥掠奪和侵略，一度把國際關系降低到最簡單粗暴的交易關系。隨著當代資本主義剝削方式的升級，盡管暴力得到有效控制，但資本在全球剝削的邏輯卻並沒有本質改變。在資本主義的統治下，理性利益關系是一種必然，也就導致國家間不可避免地相互猜疑與算計。這種根植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特性是造成全球信任赤字的內在根源。

2.金融資本的全球擴張激化了國際矛盾
。金融資本是資本發展的最高形式，是高度壟斷的工業資本和銀行資本相結合的抽象產物。金融資本的全球擴張支配著當今國際經濟秩序，其壟斷本性不斷加劇著全球財富的兩極分化，內生地營造著國際經濟秩序的不公正與不合理。當今國際金融壟斷資本已經完成了和實體生產部門的分離，以國際貨幣信貸體系為轉換機制，通過國際貨幣、匯率政策、信貸業務等手段套牢一些國家的實體經濟部門，最終實現了其自身無須參與生產，僅通過金融杠杆便可大量收割他國發展財富的極端不公的效果。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貿易組織所構成的當今國際經濟秩序的三大支柱，均是二戰後在美國的主導下建立起來的。與此相對應，美元還通過壟斷石油交易構築起其作為國際貨幣的穩定地位，形成了美元霸權，充分享有結構性金融權力和制度性金融權力賦予的巨大經濟優勢。(21)在此基礎上，美國在產業空心化的前提下，仍能通過國際金融體系的巨大剪刀差，攫取巨量的財富。“信貸體系和金融資本已經成為掠奪、詐騙和盜竊的重要手段。”(22)此外，隨著金融資本的全球擴張，各國金融市場早已緊密聯系在一起，如同被鐵索緊緊固定在一起的一艘艘方舟，金融危機的火苗一旦燃起，其結果就是全球性的災難。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在全球範圍內的迅速蔓延即是最佳印證。在這樣的背景下，全球信任難以建立，信任赤字必然廣泛存在。(23)

(二)國際社會的無政府狀態和不確定性

1.無政府狀態是國際社會的體系特征
。盡管國際關系理論的不同流派對於無政府狀態的理解不盡相同，但中央權威的缺乏導致安全成為國家的最高目標這一點是共通的。(24)由於無法對失信行為進行統一的權威制裁，國際關系中國家的失信成本較低，這就造成任何試圖開展信任合作的國家都必須認真考慮信任策略失敗可能帶來的重大風險。在這種情況下，國際社會缺乏為國家信任行為進行擔保的有效“保障機制”(25)。這就使得國際關系中信任的增進面臨著系統性的制約，也使得國際關系成為信任赤字的天然場所。

2.國際社會的不確定性強化了國家的實用主義傾向
。不確定性意味著任何國家都難以對國際體系環境變化和其他行為體的意圖與行為作出准確判斷。由於存在不確定性，國家的行動和選擇總是面臨各種風險，特別是安全風險。國家的坦誠行為可能使自己陷入危險，由此導致國際政治中欺騙戰略廣泛存在。(26)在這種國際背景下，國家更傾向於實用主義，利益成為國家最重要的行動指南。就當今國際關系而言，在國際體系轉型的壓力下，不確定性進一步加強，越來越多的國家逐漸突破二戰以來形成的國際形象。美國一改過去70年來國際秩序締造者和維護者的形象，特別是特朗普政府的各種廢約“退群”行動在改變美國形象的同時，也增加了國際社會的不確定性。第三世界國家隨著中國、印度等新興大國的崛起，也一改往日被動參與的國際形象，在全球治理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總體來說，國際社會不確定性的增加，強化了國家的實用主義態度，使一些國家越來越偏向推卸道義責任，轉向對實在利益的追求，從而使全球治理賴以有效的信任合作受到嚴重削弱。

(三)現有主權國家體系的不足

1.國際治理向全球治理轉換艱難
。隨著全球化的不斷深入發展，世界越來越緊密地聯系在一起，越來越多的問題超出了國家界限，霱要全球各種力量密切合作才能得到有效解決，超越主權國家體制的全球治理日益重要和緊迫。但就目前實際情況看，全球有效治理並未完全實現。主權國家仍居於世界事務的中心，非國家行為體只有依附於國家權威才能獲得實際行動力，國家利益仍是國家參與全球治理的最主要動力。這些與全球治理所倡導的多兄主體、平等協商、開放包容、全球公益等價值是不契合的。當今全球治理本質上仍是國際治理，“主權民族國家體系與全球化和全球問題的內在要求之間出現了嚴重脫節”(27)，國家的行動目標和全球治理目標之間存在偏差，這種偏差使國際治理難以順利向全球治理轉化。全球治理所內含的“共同命運”意識有助於行為體達成順利合作並在面對全球挑戰時團結起來，這是增進全球普遍信任的重要文化基礎。但在現有國際體制中，國家更關心權力的流轉和分配。(28)全球治理並沒有超越國際治理框架，國家的自利特性限制著全球問題的有效治理和全球信任的生成。

2.行動力與合法性悸論制約全球信任的生成
。全球治理的有效實施既需要充分的合法性以確保全球公益，又需要充足的行動力來保障治理的有效執行。但受現有主權國家體系的制約，當今全球治理的行動力和合法性還不完全充分。一方面，盡管非國家行為體在國際舞台上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29)，但將其視為能夠形成某種“國際權威”力量還為時尚早。(30)當前只有主權國家擁有“推行其決定”的權威和能力，其他非國家行為體，包括聯合國、非政府組織、跨國公司、民間團體等，都不同程度地缺乏執行決議的能力或動力。(31)因此，主權國家和政府闖組織依然是處理全球問題的主要組織形態，以國家為中心的治理在全球治理中占據中心地位。(32)另一方面，全球治理的合法性需求倡導治理主體的多元化，國家不應作為治理的絕對主導。日益發展的跨國公民社會，對一些國家打著全球治理旗號踐行國際權力政治甚至強權政治的做法提出了質疑，它們對國家治理世界合法性的發問，在一定程度上消減了國家處理全球事務的能力和效率。全球治理行動力與合法性的悖論表明，現階段世界事務的處理仍然難以超越主權國家體系的窠臼，全球問題的解決既不能回歸傳統的國家間政治，也無法完全實現基於人類共同命運理念的全球治理。這種內在矛盾使國家在全球治理過程中的角色變得模糊，可能造成全球治理的混亂局面，也使現實利益成為唯一實在的追求，導致國家不敢輕易做出信任選擇。主權國家體系和全球治理的這種內在張力嚴重制約了全球信任的生成。

(四)西方傳統思維的固有缺陷

1.二元對立思維激化了國際關系矛盾
。西方傳統思想包含有強烈的二元論思想和二元對立思維方式。從哲學思想到國際關系理論都能看到這種思維方式的影子，有時甚至成為國際社會的主導思維。黑格爾的沖突辯證法是二元對立思維的理論概括，認為對立的勢力和陣營的劃分存在於任何體系中，二者之間總是以一種對立、矛盾甚至沖突的方式互動，一方以消滅另一方為發展的基本取向。(33)這種思維方式運用到國際關系中，衍生了經典現實主義的均勢理論、冷戰時期的“美蘇爭霸”與遏制理論、“文明沖突論”以及“修昔底德陷阱”等宣揚沖突、對立的國際關系理論，將競爭與矛盾視為國際關系的本質屬性。在這種思維引導下，國際關系的發展總是傾向塑造一對互相對立的陣營，並以二者的矛盾和沖突作為自身演進的主線，從而使國際關系的歷史天然地呈現對立特征，使國際合作的穩定開展和全球信任的普遍生成失去了必要的文化土壤。

2.強權至上思維強化了國際不公正和霸權主義
。強權思想是二元對立思維的必然結果。二元對立思維在主張對立結構是構成所有體系的基礎的同時，還強調對立雙方存在強弱之分、優劣之別，強者征服弱者、“高級”取代“低級”成為必然。這種弱肉強食、勝者為王的強權邏輯為西方主導國際關系編造了合法性。近代以來，西方的先發優勢奠定其在國際體系中的強勢地位，其利用這種強勢和霸權將國際關系塑造成於己有利的外部環境。盡管其間充滿著壓迫和剝削，但西方強勢國家仍將自己打造成人類“典範”和文明代表，不僅以文明開化來美化自己曾經殖民擴張的歷史，推崇霸權在維持國際秩序中的作用，而且打著人權的幌子幹涉別國內政，鼓動“顏色革命”來推廣西式民主。這種“強權即公理”的思維方式在很長時間內壓抑著國際社會的多元主義，推行現代化即西方化的強權邏輯，給那些水土不服的國家制造了嚴重的發展障礙，對於國際公正構成極大威脅，也給在公平基礎上構建穩定的全球信任構成文化障礙。

3.工具理性思維限制了關系型信任的產生
。工具理性是西方傳統思維的重要內容，它將個體假設為理性人，肯定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認為個人“追求自己的利益，常常能促成社會的利益”(34)。在國際關系中，理性思維方式同樣占有主導地位，並維系著國際秩序的遵守與國際合作的開展。(35)但對工具理性的過度推崇，強化了國家的利己意識，導致每個國家都在追尋利益最大化，而國家間利益難免存在沖突，這就勢必造成國家間利益競爭和博弈。此外，工具理性的思維方式往往促使國家“唯利是圖”，如果合作收益不大就無法對理性國家產生吸引，從而使那些對人類長遠發展意義重大但短期收益並不顯著的全球議題難以達成有效合作，已達成的合作也難以實現。這就使國家之間的關系變得簡單契約化，不利於穩定的關系型信任的形成。

(五)全球發展不平衡的加劇

1.南北國家發展差異阻礙了全球公平信任
。公平對於信任的生成具有重要意義，在一組關系中即便存在互惠，但如果行為體對於利益互惠的公平性和公正性產生懷疑，也會影響其信任感的形成。(36)全球化的發展在帶來全球財富快速增長的同時，也使南北差距進一步拉大，貧富分化加劇。在缺乏中央權威的國際社會中，能力強大的國家所能享有的影響力更是不成比例，不同於國內對收入差距的治理，國際社會並不存在有效的法律和制度對此進行遏制。(37)西方發達國家實現了財富超額增長，進入高福利社會，一些欠發達國家和地區的人們卻仍然掙紮在溫飽線上。全球治理體系“中心—外圍”的結構特征突出，西方發達國家處於治理體系的“中心”，發展中國家居於“外圍”，雖然這與國家的實力分布相對應，卻與全球問題的分布不匹配。居於中心的發達國家基於自身利益參與全球治理，而外圍的發展中國家往往只能被動接受“治理”(38)。發達國家通過主導國際規則的制定與解釋來維護自身利益，發展中國家的權益和利益卻無從保障。全球發展的嚴重失衡加劇了國際社會的不公平，南北國家相互猜疑在所難免，全球公平信任難以形成。

2.全球發展不平衡增加了國際社會的不確定性
。一方面，全球化不均衡發展不僅體現為南北發展差距拉大，還體現在不同部門和不同群體之間的發展失衡。受經濟全球化在世界範圍內整合資源、調配生產、優化配置的沖擊，一些在國際競爭中處於劣勢的產業面臨著被淘汰的風險。全球化催生了部分“失敗者”，他們帶著強烈的被剝奪感通過自己手中的選票影響國家意志，並匯聚成逆全球化的暗流。(39)這些力量不僅存在於發展中國家，在發達國家中也越來越引人注目，他們推動國家的孤立主義轉向，從而造成全球化背景下的國家分離與社會分裂，增加全球共同發展的困難和國際關系的不確定性。另一方面，全球發展不平衡還體現在國際秩序與國際權力結構越來越不平衡。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國際體系轉型加速，新興大國群體性崛起，西方國家整體性下滑，非國家行為體作用上升(40)，既有國際機制越來越難以適應這些愈發顯著的新變化。雖然國際規則體系也在不斷尋求改革，但這種權力消長並沒有得到充分反映。這就造成了全球發展新的不平衡，這種不平衡嚴重消解現行國際機制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在既有機制無法切實反映新增長力量的現實利益訴求的情況下，改革的要求越來越緊迫，新機制也不斷被創設出來。面對同一全球問題，不同機制之間難免存在抵牾，全球治理的碎片化和不確定性越來越明顯，全球信任生成的外部環境也越來越嚴峻。

四、破解全球信任赤字的中國智慧

當今世界正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面對世界發展日益突出的不穩定性不確定性，破解全球信任赤字已經成為各國維護和平、促進發展的共同責任。構建全球普遍信任，既要協調國家闖利益矛盾，建立理性的工具性信任，又要發展基於倫理的情感性信任，並將工具性信任和情感性信任有機結合起來，以工具性信任促進情感認同，以情感性信任實現利益共贏，共同營造全球普遍信任文化。中國具有深厚的誠信文化傳統和深入人心的誠信理念，為全球信任的建立提供了豐富的思想源泉。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堅持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發展同各國的友好合作，為增進全球普遍信任貢獻了中國智慧和力量，展現出負責任大國的擔當。

(一)倡導思維方式的轉變，構建新型國際關系

首先，求同存異，以多元包容破除二元對立思維。西方傳統思想中的二元對立思維和由此推論出的冷戰思維與強權邏輯，推崇文明沖突，縱容霸權主義，不僅將世界對立起來，人為制造矛盾和沖突，更使不同文明陷入自我欣賞而拒絕相互交流和彼此信任。建立全球信任，必須破除這種簡單的敵我劃分和文明比較，在承認世界多樣性的同時包容差異。全球有效治理的實現有賴於不同文明的相互交流與啟迪。在平等交流的基礎上，人類可以擺脫偏見，凝聚共識與相互理解。以“多元文明和多維文明”觀(41)塑造人類共有文化，挖掘人類共有價值，增強人類共同體意識，培育全球信任文化，以文明的交融互鑒和各國人民的交往親和促進全球信任的生成。

其次，踐行正確義利觀，建立倫理型國際關系。現代國際關系本質上是一種契約關系。在工具理性的支配下，國家可能將國家間信任異化為獲利工具，忽略信任關系本身的價值和彼此的倫理聯系，不僅難以發展國家間持久穩定的信任，而且有悖人類文明的全面發展。(42)與此相對，倫理關系基於穩定的社會關系，以此為基礎形成的信任是一種深度信任和長期信任，能夠有效抵禦國際交往風險，促進人類共同體意識的形成。構建全球倫理信任就要樹立正確義利觀，以義為先、義利兼顧。追求國家利益是國家天性，追求人類公益則是國家的人性。只有以義為先、“義利兼顧才能義利兼得，只有義利平衡才能義利共贏”(43)。要拋棄狹隘的功利主義，堅持互利共贏，克服資本盲目逐利的本性，打造公平的國際秩序，營造平等的發展機會。只有這樣才能逐漸達成全人類的價值共識，促進“全球一家”世界觀的生成，形成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和以倫理互親為基礎的全球普遍信任。

(二)加強國際交流合作，為全球信任生成創造有利條件

首先，溝通是消除誤會達成共識的重要途徑，積極有效的對話溝通不僅有助於國家了解彼此的真實意圖，避免由於戰略誤判帶來嚴重後果，還能促進共識的形成，為全球信任的生成創造有利條件。破解全球信任赤字，就要“把對話協商利用起來，堅持求同存異、聚同化異，通過坦誠深入的對話溝通，增進戰略互信，減少相互猜疑”(44)。要建立多層次的戰略對話機制，使國家之間的對話溝通常態化，最大限度地消除誤會，促進全球信任的生成。

其次，加強國際合作，促進國家之間的合作共贏，消解彼此的分別感，促使雙方在共同的敘事中塑造新的集體身份。這種“共同的進化”(45)有助於提高國家間的同質性認同，使“外人”變成“自己人”，促進國家間親睦關系和信任的形成。為此，要推進全球開放合作，以互利共贏為目標，以平等參與為基礎，把合作共贏打造成普遍適用原則；把“本國利益同各國共同利益結合起來，……積極樹立雙贏、多贏、共贏的新理念”，從而實現“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46)，使世界各國在合作中實現互利共贏，建立全球普遍信任。

最後，深化“一帶一路”建設，促進全球化轉型和民心相通。“一帶一路”是對開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全球治理模式和新型全球化的探索，也是對改善全球信任環境的探索。更為重要的是，“一帶一路”建設能夠極大地促進民心相通。“以利相交，利盡則散；以勢相交，勢去則傾；惟以心相交，方成其久遠”(47)。心意相通是生成穩固持久的信任關系的關鍵。“一帶一路”所倡導的互聯互通、交流互鑒，促進了各國人民以開放包容的心態看待彼此，以互尊互助的精神守望相助，有利於化解各民族各文化之間的偏見與隔閡，推動各國人民和諧共存、情感共鳴，為普遍、穩定的全球信任的生成開辟通路。

　(三)建立完善危機緩沖機制，消除信任合作障礙

首先，樹立負責任大國形象，消除信任生成的制約因素。在無政府的國際社會中，國家的可信性對於信任的生成非常重要，它能夠為國家的信任行為提供風向標，也是國際信任建立的必要條件。可信性是被信任者善待信任委托，維護信任關系，履行承諾義務的能力和意願的綜合體現。一方面，合作對象具有可信性是一國願意采取信任行動的前提；另一方面，可信性也是國家能夠獲取他國信任的關鍵，較好的信譽可以助其贏得更多信任。國家信任形象的獲得有賴於信任信號的傳遞，持續釋放互惠合作信號是國家互動中最重要的信任表達方式。(48)宣誓信任是獲得可信性的第一步。宣誓不僅能夠傳達信任的意圖為建立信任創造條件，而且產生一定的觀眾成本，將宣誓者的後續行動置於社會監督之下。(49)但宣誓帶來的觀眾成本代價並不高昂，想要獲得更高的可信性還需將信任信號制度化，將宣誓內容進行國內立法，以制度力量來約束自己(50)，通過自發增加成本來增強說服力。此外，一國既往的行為方式也會影響可信性。國家總是在互動中不斷完善和修正彼此的印象，樹立和保持良好信譽與形象有利於國家開展與他國的信任交往。

其次，建立健全國際信任監管，為信任合作提供保障。在國家可信性及行為方式不明確且信息不充分的情況下，為了開展信任合作而尋求外部機制監管是一種明智選擇。特別是在不確定的國際關系環境中，借助外部機制緩沖和控制可能遭遇的損失(51)，能為信任的生成提供有力保障。在現代國際社會中，任何國家都無法完全自給自足，合作是國家的剛需，因此國家必須顧及自己的聲譽並通過踐行國際規範來為其行動獲取合法性。為了不使自己的信任策略遭受損失，一些大國也會自覺懲治失信者，從而維護信任合作機制。建立健全的國際規範和制度能夠增加國家的投機成本，使欺騙行為不得不面對聲譽流失、他國的懲罰性不合作以及被國際社會排斥等風險(52)，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國家選擇信任合作的不確定性。除了國際法規、國際組織規章、國際條約等基於國家認同而具有相當效力的國際規約對國家行為具有約束外，一些國際信用評級機構的工作(53)也能對國家行為進行規範和督導。國際信任機制的建立健全為全球信任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機制保障。

(四)推動夥伴關系建設，構建全球關系型信任

首先，加強夥伴關系建設，創新國家間交往模式。“在堅持不結盟原則的前提下廣交朋友，形成遍布全球的夥伴關系網絡”(54)，既是中國重要的對外戰略，也是新時代國家間交往和全球普遍信任構建的中國方案。夥伴關系是對新時代國家間關系的再定位，是對國家交往模式的創新；強調國際關系不是現實主義所界定的競爭敵對關系，也不是自由主義所描述的僅因利益而展開合作與競爭的攸關方，而是基於信任和認同的朋友關系。夥伴關系不是結盟關系，不針對任何第三方，不預設假想敵；是對冷戰時期結盟、敵對、對抗的國家間關系的否定，是開放包容的合作關系，是基於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友好關系；關注的是交往各方的合作共贏，而不是向外部世界謀取利益的手段。夥伴關系也不同於利益攸關方，它弱化了博弈色彩，其基本參照不是利益得失，而是相互關系的協調和友好氛圍的營造。(55)夥伴關系在結盟與對抗之間走出了一條結伴而不結盟的新路，開辟了國家對外交往的新思路(56)，為國家間普遍信任關系的建立指明了方向。

其次，加強夥伴關系建設，塑造國家的集體身份認同。夥伴關系描繪的是一種關系身份而非個體身份，強調國家作為關系中的國家而存在(57)，而不是僅因利益聯系起來的簡單孤立的個體。這一理念將國家之間的關系而非個體國家作為解決問題的關鍵，強調和諧關系對於解決國際問題的重要意義。它主張國家間關系的協調，並倡導國家間關系朝著信任和“我們感”的方向發展。國家可以通過建構夥伴關系形成一種集體身份，共同應對全球問題的挑戰。(58)夥伴關系內含著信任，本身就是一種信任關系。它使每個國家都能在由關系建構起來的集體身份中找到自身價值定位，超越權力競爭和利益合作，建構一種包含道義責任的集體信任。在這種關系中，國家之間和平合作、平等相待、開放包容、共贏共享，既有利益上的相互合作，又有利益外的互相支持，使世界各國能在彼此關愛、互幫互助的過程中建立密切穩定、持久和諧的普遍信任關系。

(五)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為全球信任生成創造體制環境

首先，遵守國際准則，弘揚國際公平正義。公平正義對於維持信任關系尤為重要，公正是信任的道德基礎，公正的國際規範有助於信任關系的建立和維持。當今國際政治中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盛行，國際經濟秩序不公正的國際分工、不等價交換、國際金融資本壟斷等現象嚴重。(59)這種不公正不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危害世界和平與穩定，削弱了全球信任基礎。和平是信任生成的前提，戰爭破壞信任、制造敵對。因此，破解全球信任赤字，必須弘揚國際公平正義，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世界各國都要遵循平等互信、包容互鑒、合作共贏的原則，一起來維護和弘揚國際公平正義，推動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60)。必須堅持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堅持主權平等，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促進國際機制向著更公正合理的方向改革，共同推動國際關系的民主化、法治化和合理化，為世界和平發展和全球普遍信任創造國際體制條件。任何國家的平等權利、文化的多樣發展、道路的自主選擇、合理的利益訴求都應當得到公正對待。

其次，推動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建立全球普遍信任。在全球問題日益凸顯的今天，全球治理效果並不理想，多元合作共治的理念並未得到有效貫徹，平等互利的原則並未得到嚴格執行，公正合理的價值並未得到應有尊重。全球治理的代表性不足引發了合法性危機，機制碎片化限制了治理行動的效力，理念分歧造成了治理規範的失調。(61)全球治理所包含的平等、多元、協商、合作、公正等理念是構建全球信任的重要原則，巨大的治理赤字有損全球信任的原則基礎。推動全球治理體系變革，增強全球治理的有效性，不僅在客觀上為全球信任的生成提供穩定的環境條件，還有助於消解主權國家體系衍生的多疑、自利等精神阻力。推動全球治理體系變革，就要在公正公益的基礎上加強價值建設，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加強規範建設，在協調共治的基礎上加強機制建設，以多元平等強化合法性，以協調一致增強有效性，為全球信任的生成營造良好的全球體制環境。

(六)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開辟全球普遍信任新思路

首先，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凝聚全球合作共識。命運與共是人類最廣泛的共識，沒有國家和個人能夠在全球災難面前幸免，新冠疫情的全球爆發深刻說明了這一道理。各國人民只有互助協作才能戰勝全球威脅和挑戰，建立全球普遍信任，實現人類共同理想。人類命運共同體蘊含的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理念，反映了人類最樸素最普遍的向往和追求。它以一種“類哲學”思維呼喚著全人類的親善互信，飽含著對人類文明的深切關懷，通過塑造一種新的全球整體文明觀，為世界各國人民團結協作、守望相助、風雨同舟，共同開創人類文明的美好未來進行思想准備。人類命運共同體要求世界各國放下芥蒂、超越分歧，攜手共進共同發展，最大限度地求同化異凝聚共識，為全球普遍信任建設奠定堅實基礎。

其次，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促進國際關系體系轉型。國際社會無政府狀態在很大程度上塑造著國際體系相互制衡的運行原則和國家自利自助的行為邏輯，使一些國家在權力博弈和利益競爭中彼此對立、相互猜忌。在這種國際文化中，國家之間的關系契約化蛻變嚴重，難以形成穩定的普遍信任關系。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正是要在國際社會建設一種新的信任文化，以平等對話化解分歧，以政治談判解決沖突，以協商共治破解全球治理難題，倡導全球公益、國際公正、文明互鑒、共同發展。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對國際社會傳統理念和國際關系傳統形態的超越，打破意識形態藩籬，超越文明沖突，摒棄狹隘的國家與區域對抗，為擺脫傳統國家體系的桎梏，建立全球普遍信任打下堅實基礎。人類命運共同體也推動著國際關系向全球關系進化，促進狹隘的契約型工具信任向普遍的倫理型情感信任發展。人類命運共同體承載著人類攜手共創美好未來的共同期盼，是中國為應對全球治理難題提供的有效方案，既蘊含豐富的中國智慧，又契合世界發展需要，是中國為世界破解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發展赤字做出的重要貢獻。

注釋：

①尼古拉斯·盧曼：《信任：一個社會複雜性的簡化機制》，第30～41頁，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5年版。

②Karen Cook and Toshio Yamagishi,"Trust Building via Risk Taking:A Cross-Societal Experiment",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Vol.68,No.2,2005.

③Andrew Kydd,Trust and Mistrus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5,p.6.

④尹繼武：《文化與國際信任——基於東亞信任形成的比較分析》，《外交評論》，2011年第4期。

⑤John H.Herz,"Idealist 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World Politics,Vol.2,No.2,1950; Robert Jervis,"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World Politics,Vol.30,No.2,1978.

⑥黃海濤：《不確定性、風險管理與信任決策——基於中美戰略互動的考察》，《世界經濟與政治》，2016年第12期。

⑦James Coleman,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

⑧漢斯·摩根索：《國家間政治：權力鬥爭與和平》，第16～31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⑨肯尼思·沃爾茲：《世界政治中的沖突》，《現實主義與國際政治》，第22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

⑩Edna Ullmann-Margalit,"Trust out of Distrust,"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Vol.99,No.10,2002.

(11)Alexander Wendt,"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6,No.2,1992.

(12)傅夢孜、付宇：《變化的世界，不確定的時代——當前國際秩序演變的趨勢》，《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17年第7期。

(13)所謂“機制複合體”，是指“治理特定議題領域的一群部分重疊的、非等級的制度”，是“特定制度松散聯結而成的制度集”。參見Kal Raustiala and David G.Victor,"Regime Complex for Plant Genetic Resourc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8,No.2,2004；羅伯特·基歐漢、戴維·維克托：《氣候變化的制度叢結》，《國外理論動態》，2013年第2期。

(14)王潤稼：《中國傳統信任模式及其現代轉化》，《學習與實踐》，2018年第5期。

(15)尹繼武：《國際信任的起源：一項類型學的比較分析》，《教學與研究》，2016年第3期。

(16)伯特阿·克塞爾羅德：《合作的進化》，第19～37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17)Aaron Friedberg,"Competing with China," Survival,Vol.60,No.3,2018.

(18)羅伯特·吉爾平：《國際關系政治經濟學》，第24頁，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11年版。

(19)張昆、張明新：《中美公眾的世界觀念調查報告(2016》，《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17年第1期。

(20)卡爾·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95頁，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21)Sandra Heep,China in Global Finance:Domestic Financial Repression and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Power,Heidelberg:Springer,2014,pp.15～16.

(22)大衛·哈維：《新帝國主義》，第119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

(32)李惠斌：《全球化與現代性批判》，第71頁，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24)肯尼思·華爾茲：《國際政治理論》，第167頁，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3年版。

(25)Karen Cook and Toshio Yamagishi,"Trust Building via Risk Taking:A Cross-Societal Experiment,"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Vol.68,No.2,2005.

(26)James D.Fearon,"Rationalist Explanations for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9,No.3,1995.

(27)盧靜：《當前全球治理的制度困境及其改革》，《外交評論》，2014年第1期。

(28)龐中英：《全球治理赤字及其解決——中國在解決全球治理赤字中的作用》，《社會科學》，2016年第12期。

(29)Joseph S.Nye,The Future of Power,New York:Public Affairs,2011,pp.15～16.

(30)吳志成、何睿：《國家有限權力與全球有效治理》，《世界經濟與政治》，2013年第12期。

(31)Tony Hill,ed.United Nations,NGOS and Global Governance:Challenges for the 21st Century,New York:UN Nongovernmental Liaison Service,1996,pp.2～3; Sylvia Bawa,"Autonomy and Policy Independence in Africa:A Review of NGO Development Challenges," Development in Practice,Vol.23,No.4,2013.

(32)星野昭吉：《全球治理的結構與向度》，《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3期。

(33)秦亞青：《全球治理失靈與秩序理念的重建》，《世界經濟與政治》，2013年第4期。

(34)亞當·斯密：《國富論(下)》，第382頁，陝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35)Robert O.Keohane,After Hegemony: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World Politic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

(36)尹繼武：《國際信任的起源：一項類型學的比較分析》，《教學與研究》，2016年第3期。

(37)Kenneth N.Waltz,"Globalization and Governance,"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Vol.32,No.4,1999.

(38)Samuel P.Huntington,"The Lonely Superpower," Foreign Affairs,Vol.78,No.2,1999.

(39)Brian Burgoon,Tim Oliver and Peter Trubowitz,"Globalization,Domestic Politics,and Transatlantic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54,No.4,2017.

(40)吳志成、吳字：《習近平全球治理思想初探》，《國際問題研究》，2018年第3期。

(41)Peter Katzenstein,ed,Civilization in World Politics:A Plural and Pluralistic Perspectiv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10,pp.1～40.

(42)王潤稼：《中國傳統信任模式及其現代轉化》，《學習與實踐》，2018年第5期。

(43)習近平：《共創中韓合作未來同襄亞洲振興繁榮——在韓國國立首爾大學的演講》，《人民日報》，2014年7月5日。

(44)習近平：《為建設更加美好的地球家園貢獻智慧和力量——在中法全球治理論壇閉幕式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9年3月27日。

(45)秦亞青：《關系與過程：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的文化建構》，第101～102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46)習近平：《弘揚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建設合作共贏美好世界——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發表60周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4年6月29日。

(47)習近平：《共創中韓合作未來同襄亞洲振興繁榮——在韓國國立首爾大學的演講》，《人民日報》，2014年7月5日。

(48)黃海濤：《不確定性、風險管理與信任決策——基於中美戰略互動的考察》，《世界經濟與政治》，2016年第12期。

(49)林民旺：《國內觀眾成本理論與國際合作》，《教學與研究》，2009年第2期。

(50)James D.Fearon,"Signaling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Tying Hands versus Sinking Costs,1"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41,No.1,1997.

(51)Peter Kellock,"The Emergence of Exchange Structures: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Uncertainty,Commitment and Trus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00,No.2,1994.

(52)周雪光：《組織社會學十講》，第64～111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

(53)主要有惠譽、穆迪、標普三大評級機構，參見諾伯特·蓋拉德：《國家信用評級世紀述評》，第9～12頁，東北財經大學出版，2014年版。

(54)新華網：《習近平出席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2014年11月29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4-11/29/c1113457723.htm，2020年1月8日。

(55)秦亞青：《全球治理失靈與秩序理念的重建》，《世界經濟與政治》，2013年第4期。

(56)王帆、淩勝利主編：《中國角色中國方案——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第314頁，世界知識出版社，2017年版。

(57)Qin Yaqing,"International Society as Process:Institutions,Identities and Chinas Peaceful Rise,"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3,No.2,2010.

(58)秦亞青：《全球治理失靈與秩序理念的重建》，《世界經濟與政治》，2013年第4期。

(59)張郭男、曾祥雲：《構建新型信任關系：“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價值之維》，《党政研究》，2019年第1期。

(60)習近平：《弘揚傳統友好共譜合作新篇——在巴西國會的演講》，《人民日報》，2014年7月18日。

(61)吳志成、何睿：《國家有限權力與全球有效治理》，《世界經濟與政治》，2013年第12期。

信息來源：灣區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