詼諧文學在明代高度發展，不僅僅代表了世俗文化的興起

逍遙歷史觀

在中西文藝理論史、美學史上，詼諧都是一個重要的理論範疇，它也曾在中西文學史上發生過重要的影響，展現過其獨具特色的藝術精神和藝術魅力。就中國文學史看，詼諧在其中有過歷時久遠的呈現，而尤於明代文學中，展現得非常地集中、普遍、豐富、精彩。這就使得明代文學於整個中國文學史上，在詼諧這一特定的側面放射出了一種異樣的光采。

一、明代詼諧文學創作及其理論

（一）明代詼諧文學創作

諧謔雖然不是文學的主流，但是詼諧之風也總以不同的形式在中國文學的歷史中存在、流傳。到了明代，詼諧性審美卻呈現出一種“狂飆突進”式的發展態勢，一時蔚然成風。作為茶餘飯後的消遣娛樂，笑話一直為普通百姓所喜聞樂見。

現存可見最早的笑話集是三國魏邯鄲淳編的《笑林》。根據劉勰《諧隱》篇，魏文帝曹丕也喜愛民間笑話，並進行收集。其後，各個朝代雖然都有笑話集傳世，但未有一個朝代如明代一般，上至廟堂官員文人雅士，下至市井細民，都有人積極地參與了笑話的搜集、整理、創作。

明代中後期，笑話的創作、編撰、評點都極為繁榮，成為中國文學發展史上笑話數量最多、內容最豐富的一個時期。

在中晚明文人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到笑話的編輯創作之後，他們也以文士的品格、趣味、格調改變著原生態的民間文學，笑話的格調也有所提升，所傳遞的情感也更加豐富。

同時，詼諧在戲曲中也是普遍存在，戲曲作家及曲論者無需論證其存在的合理性，而將更多的筆墨投注於如何制造出恰如其分的詼諧效果，探索詼諧之中可以蘊藏多少豐富的情感。

明代小說的發展使得詼諧文學進入了這一領域，無論體制是短篇還是長篇，無論題材是歷史、神魔、公案還是世情，在其審美維度中，都給詼諧留下了一席之地。其中，即便有些作品我們不能稱之詼諧小說，但行文之中，卻間或使讀者有“慨然一笑”或“不覺莞爾”的審美體驗。

《西遊記》更是通篇盡顯“童心之趣”，以詼諧的筆調貫穿全書，而不限於某章某節的偶而點染。無論是取經隊伍與神佛、妖魔精怪之間，還是取經隊伍內部悟空與八戒、唐僧之間等一系列的矛盾沖突，都具有喜劇性色彩。

此外，詩歌以正雅為美，弘文以嚴正為莊，前代雖有韓愈、杜甫、蘇軾等人在詩文創作中運以戲筆，但對諧趣的提倡並不多見。時至明代，政治高壓甚於前朝，詩文領域複古思潮甚於前朝，但是隨著民歌的興起，尤其是晚明個性思潮的興起，在詩文創作卻出現了更為集中和鮮明的詼諧傾向。

（二）明代詼諧文學理論

伴隨著明代詼諧文學的繁榮發展，明代文人對詼諧的理性思考也愈發深廣。明代文人對笑話的收集、整理、選編，不惟造就了作品的繁榮，一時間，文言筆記小說中的笑話蔚為大觀，而且對笑話這一文體的認識和研究也達到了前人所未及的高度和深度。明代中後期，在編撰者的序言和對笑話的評點中，集中體現了笑話的理論研宄成就。

談笑原為人的天性之一，但是笑話一直以來都被認為是不經之談，遊離於正統文．學之外，於類書中排於末流，雖難以廢，但終宄是難登大雅之堂。而明代文人則越來越多地將笑話看作古往今來與世界共存的藝術形式，俗人不可免，聖賢亦無可避。

在明代的笑話喜愛者看來，聖人不廢笑談，笑話並非是一味的離經叛道，而是人性的自然需求之一。為了驗證談笑的合理性，明代文人創建並發展了與之相關的一系列理論，如笑論、趣論以及科渾理論。

二、明代談諧文學的藝術空間

（一）婚姻愛情中的詼諧

自《詩經》始，在愛情題材的文學作品中，就常有詼諧筆法。這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以詼諧筆觸描摹戀愛心理，青年男女戀愛中，無論是兩情相許的甜蜜逗趣，還是戀愛路上的誤會猜疑，都容易引起表裏不一的詼諧性矛盾；

二是以詼諧筆觸表現家庭關系，封建禮教對情欲的限制、男尊女卑的不平等地位、妻妾成群的畸形家庭關系，都與人性的正常訴求產生了沖突，這種沖突不僅表現為悲劇性的抗爭，亦會表現為喜劇性的荒誕；三是以詼諧之筆揶揄兩性關系，既可以諷刺映射世風的墮落，又可以表現晚明個性解放的思潮。

（二）明代市井生活中的詼諧

根據社會學的研宄，民眾對於他人的生活、隱私等有一種圍觀和窺探的欲望，俗稱“看熱鬧”。所謂熱鬧可以是悲可以是喜，但要出於平常的生活之外，是生活中不尋常的事情，而且與個人利害無關，不伴隨情感的投入，僅引起一些情緒上的波動。而這一原因就是從審美客體的缺陷和苦難中所體會到的個人的優越感。

面對同樣的現實，創作者可以將其處理成一個悲劇，也可以將其加工成一個喜劇，這其中的重要區別在於悲劇作家傾向於拉近讀者或觀眾與審美對象的關系，引起讀者情感上的共鳴，從而激發同情之心，而喜劇作家傾向於拉開審美距離，突出審美對象的特異性，從而引起“與我何幹”的情感間離感。

為此，創作者常運用誇張、比喻的手法極力描繪客體的缺陷，重視感官刺激，挑逗表層情緒，避開理性的思考和情感的投入，傳遞的是看熱鬧的惡作劇般的笑。這類笑如今看來未免有些庸俗，但是作用於直接的感官刺激，調動起讀者或觀眾內心的優越感，很容易產生詼諧效果。

從某個意義上看，這種對生理缺陷的笑最簡單地體現了喜劇性笑的本質。這類作品常以誇張筆觸描繪審美對象相貌或行動上的“醜”，這並不是一種高明的手法，甚至低俗而無聊，但是這種簡單的歡樂卻直接作用於感官，不僅為凡夫俗子所喜聞樂見，甚至文人也對其多有摹仿。

（三）恢諧對官場文場的表現

傳統的詼諧理論一直重視詼諧藝術的社會價值，以諷刺不良的品行為其最高價值。明代的詼諧文學家同樣重視詼諧針砭時弊的諷諫價值。在以悲憤情緒為主調的悲劇性作品中，邪惡的勢力經常被塑造成殘暴的虎豹財狼，作品以正面批判的方式揭露惡勢力的凶殘和力量的強大。

而詼諧性作品則透過邪惡者看似強大的外表，將其品行中醜陋、卑微之處展現出來把，顯示出審美主體在道德上的勝利。

明代中後期，官場暗混亂，買官賣官為平常事，為官原本應該為社稷謀，應該明鏡高懸秉公辦事，應該兩袖清風作風清廉，但是這些在明代後期都不複存在。官吏的行為恰恰與人們的期待相反，因而產生了不協調的詼諧效果。

虛偽的官場乃至於社會風氣成為了詼諧性作品最好的土壤，他們的德行與人們的期待背道而馳，低劣不堪，卻往往又披著高尚的外衣，因而更加虛偽和醜陋。此類作品大量地存在於明代的文學作品中，因戲謔而呈現出荒誕色彩。

三、明代文人的社會心態與詼諧文學

代有一代之文學，一代文學也會折射出這一特定的生活心態。政治高壓帶來的政治信仰失落，市民文化興起帶來的尚俗心態變化，心學思想帶來的自由思潮，這些心態的變化都明顯影響了明代的詼諧文學創作和理論。

（一）高壓政治下的理想失落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在傳統知識分子的理想體系中，入仕途、治國平天下、實現政治抱負是終極追求。“詩言志”，在中國傳統文學的發展史上，沉重而自覺的政治使命感讓傳統文人有擔當精神。他們吟詠政治理想，歌頌太平盛世，表現憂國憂民的情懷。即便政治混亂，社會黑暗，生活困頓，也仍是“位卑未敢忘憂國”。

但是明代統治者前期的高壓政策，對文人的殺戮與羞辱卻讓本朝的文人深刻地意識到：至少在明朝，統治者從未將自己視為地位相當可以言事論策的知己，而不過是俯首稱臣應該奴顏媚骨裝點天平的“奴才”。明代中後期權力的更迭朝政的混亂更讓明代文人認為政治不過是權力的遊戲。

大夢已醒，不再是“雖九死而不悔”的執著投入，不再求扶大廈於將傾的責任與擔當，甚至不再痛心疾首的批判；而是棄絕、質疑和調侃。

到了明代中晚期，社會扭曲，政治處境逼仄，明代文人對於其自身命運，是最無可奈何的，而要從這無可奈何中尋得解脫與舒暢，以詼諧的精神笑對人生，無視生活的困頓，甚至與其愉快相處成為了中晚明文人不約而同的選擇。以此而產生的詼諧笑談，仍是苦中作樂的沉重。

（二）城市文化興起中的尚俗心態

商業的發展，市鎮的繁榮，新的社會機制與社會力量也在加速著城市文化的發展。唐之長安、宋之開封雖然也是鼎盛一時的大都市，但是明代的城市分布更廣，運河沿線、東南港口城市星羅棋布；城市生活更喧鬧，出現了通宵達旦、徹夜燈火的生活景象；城市文化的發展也更充分，特征更明顯，對社會的影響力更大。

整體而言，明代城市文化的興起，沖擊了原有了社會結構、改變了文化的傳播方式，影響了社會的審美特征。尚俗尚趣的文化心態影響到文學創作實踐，表現出來便是在敘事文學對鬧熱性的審美追求、價值判斷中對智巧的肯定和理想文人形象的世俗化轉變。

在中晚明文人的價值觀中，文人可以世俗，但有真性情真才學，便是真實可愛的，而虛偽的道學先生品行最為不堪，令人唾棄。癢種價值觀既是在市井文化影響下的改變，也體現出明代文人自我反省的力量。

（三）心學思潮影響中的個性解放意識

明朝初期，為了維護和加強大一統的封建帝國統治，程朱理學被統治者拉入政治的廟堂，成為官方哲學，在思想界占據主流。作為官方哲學，程朱理學對社會文化產生了極大影響。

物極必反，當官方理學逐步走向逼仄時，也意味著它必須要反躬自省，在裂變中尋求新的發展機會明代中期，理學雖然還是官方哲學，但己逐漸退居次要地位，王守仁的心學成為了思想史的主角，程朱理學的獨尊地位受到挑戰。

更重要的，王守仁的心學給渴求新變的社會找到了一條新的出路，久已壓抑的心靈得到了釋放，中晚明的思想循著此路走向了自由與空靈。

心學思潮反應在文學理論與創作中，便是主張通過創作中回到最初一念的本心，表現性靈，李贄進而明確為提倡“童心”。袁宏道的性靈論隨其後，提倡作詩作文“獨抒性靈，不拘格套”，晚明時期，徐渭、屠隆、李贄、金聖歎等人集體性的出現，顛覆了“文質彬彬，是為君子”的文人形象。他們的行為舉止言談都體現出不流於俗的狂狷之氣。

晚明文人騁目於山水，流眄於市井，收心自煌煌大業，馳情於個人的一方天地，以自適為作人和為文的主張。

結語

總的來說，詼諧文學於明代繁榮，這固然符合文學發展的內部規律，即歷代文人的創作己為詼諧的繁榮積累了充足的經驗。同時，也與明代社會的特點密不可分。

明代是中國封建社會的轉型期，政治上中央集權的強化與崩潰、經濟上商品經濟的發展、思想上個性解放的啟蒙，引起了文人心態的變化和文學視野的改變。明代文人政治理想的失落，對規則的懷疑，對多元價值觀的關注，對自我力量的堅守，都為詼諧文學的發展創設了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