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不斷改進完善的民生史觀

非小史

孫中山不斷改進完善的民生史觀

引言

孫中山1866-1925,名文，字逸仙，廣東香山今中山縣人。是中國近代偉大的民主主義革命家和思想家。1894年，他懷著憂國憂民的心情上書李鴻章，提出有改良主義的救國建議，遭到了拒絕，乃決心從事革命，親赴檀香山組織興中會，又在香港成立該會總部，並先後發動廣州、惠州起義。起義失敗後，他被迫流亡國外，1905年，在日本創立了中國同盟會，確定“驅除韃虜，恢複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革命政綱和革命方略，並創立為其指導革命的中心思想三民主義。1911年，他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皇帝，建立了民國。但在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聯合反撲下，致使革命果實為北洋軍閥袁世凱所攫奪，革命遭受失敗。之後，經過討袁、護法諸役，因屢次失敗而陷入絕望中，就在這時，他接受了党的幫助，重新點燃了救國救民的火焰。1923年1月，與蘇聯代表越飛發表了《孫文越飛宣言》，決定實行聯俄、聯共、扶助工農三大政策。1924年1月，召開國民党第一次代表大會，通過宣言，依據三大政策，把舊三民主義改為新三民主義。這年十月，孫中山應邀北上討論國事，提出召開國民大會和取消不平等條約，他不幸勞瘁過度，於1925年3月12日病逝於北京。

孫中山一生經歷了新舊民主革命的兩個階段，其畢生精力貢獻於爭取中國民族獨立、民主、富強的事業。作為一個偉大的革命家，是有一定的社會歷史觀來支配其行動的，他的社會歷史觀的核心是民生史觀，是資產階級革命派制定綱領和路線的理論基礎。

一、孫中山的民生史觀

什麼是社會歷史發展的決定性因素，是孫中山努力探求的一個主要課題。在他看來，“歷史的重心是民生”，“民生是社會一切活動中的原動力”，“民生為社會進化的重心”。他在《民生主義》中反複說明這個問題，認為“古代之一切人類之所以要努力，就是因為要求生存，人類因為要有不間斷的生存，所以社會才有不停止的進化，所以社會進化的定律，是人類求生存，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以民生為社會歷史進化的重心，就是孫中山所宣傳的民生史觀。民生史觀顯示了孫中山對於社會生活問題的重視和關懷。

同時，也表明他一定程度上擺脫了唯心主義社會學和歷史哲學的影響。他摒棄了以“傑出人物”或“絕對觀念”為歷史重心和原動力的唯心主義見解，而把社會歷史歸結為人們的“生活”問題，顯然，這是帶有某種程度樸素的唯物主義精神的歷史觀點。

另外，他在考察中國近代歷史的時候，曾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中國近代物質文明不進步，因之心性文明之進步，亦為之稽遲。”把近代中國“心性文明”的緩慢進展歸結為“物質文明”落後的結果，這也是包含著某些唯物主義因素的觀點，樸素地反映了社會歷史領域中的某些客觀規律。他是承認社會歷史具有必然的進化規律的。

所以他屢次強調“世界潮流的趨勢”，以為只要是“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則所從事事業終久是會取得勝利的。“民生史觀”雖然包含著一些唯物主義的因素。

首先，它離開了人的社會性，缺乏具體的特定社會內容。人類社會經濟形態，都有其特定的生產方式和上層建築，因而也就存在著不同性質的民生問題，孫中山拋開了這種特定的社會經濟形態，一般地理解民生問題是社會歷史的“重心”和“原動力”，實際上不可能科學地闡明民生問題的實質。

更重要的，民生問題離開了人的階級性，缺乏決定社會關系的階級內容，在階級社會中，人們由於在生產關系中所處地位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社會集團一階級。

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之間的利益是矛盾的、對立的、為了各自的階級利益，對立階級之間進行著尖銳的階級鬥爭。這才是社會民生間題的基本內容和實質，只有把握著這種實質，才能正確的分析社會民生問題的實質，才能找到解決社會民生問題的鑰匙。

首先，它離開了人的社會性，缺乏具體的特定社會內容。人類社會經濟形態，都有其特定的生產方式和上層建築，因而也就存在著不同性質的民生問題，孫中山拋開了這種特定的社會經濟形態，一般地理解民生問題是社會歷史的“重心”和“原動力”，實際上不可能科學地闡明民生問題的實質。

更重要的，民生問題離開了人的階級性，缺乏決定社會關系的階級內容，在階級社會中，人們由於在生產關系中所處地位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社會集團一階級。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之間的利益是矛盾的、對立的、為了各自的階級利益，對立階級之間進行著尖銳的階級鬥爭。這才是社會民生間題的基本內容和實質，只有把握著這種實質，才能正確的分析社會民生問題的實質，才能找到解決社會民生問題的鑰匙。

可是，他對階級對立提出階級調和的論點，反而把階級鬥爭當作是“社會當進化的時候，所發生的一種病症”，錯誤地認為“馬克思只可說是一個“社會病理家”，不能說是一個“社會生理家””。孫中山的這個見解，反映了中國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同時也反映了革命民主派在許多問題上所持的“超階級”的幻想，他們企圖由階級調和的“順暢”途徑來實現社會變革，而不理解分裂不同階級和集團的人們是循著完全不同的途徑去解決“生存問題”的，對立階級的利益是不可調和的。

所以，只有通過階級鬥爭的手段，才可以打開歷史發展的道路，掃除衰朽的社會力量的桎梏。民生史觀離開了特定社會內容和階級內容，所以，它不可能脫離唯心主義的體系。正如毛同志所指出：“所謂民生史觀，本質上是二元論或唯心論。”

可是，他對階級對立提出階級調和的論點，反而把階級鬥爭當作是“社會當進化的時候，所發生的一種病症”，錯誤地認為“馬克思只可說是一個“社會病理家”，不能說是一個“社會生理家””。孫中山的這個見解，反映了中國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同時也反映了革命民主派在許多問題上所持的“超階級”的幻想，他們企圖由階級調和的“順暢”途徑來實現社會變革，而不理解分裂不同階級和集團的人們是循著完全不同的途徑去解決“生存問題”的，對立階級的利益是不可調和的。

所以，只有通過階級鬥爭的手段，才可以打開歷史發展的道路，掃除衰朽的社會力量的桎梏。民生史觀離開了特定社會內容和階級內容，所以，它不可能脫離唯心主義的體系。正如毛同志所指出：“所謂民生史觀，本質上是二元論或唯心論。”

二、孫中山在看待人民群眾與個人在歷史上作用問題

所表現出的唯物主義歷史觀的傾向孫中山評價歷史人物的時候，也曾表述過某些具有唯物主義傾向的見解。他說：“夫華、拿二人之於美、法革命，皆非原動者。美之十三州既發難抗英而後，乃延華盛頓出為之指揮；法則革命起後，乃拔拿破侖於偏裨之間。苛使二人易地而處，想亦皆然。

是故華、拿之異趣，不關乎個人之賢否，而在其全國之習尚也。”這裏，對於華盛頓、拿破侖的歷史評價，作出了“偉人傑出”結論，認為華、拿之所以“傑出”乃是客觀形勢的產物。由於孫中山具有這種歷史觀點，所以，他在革命實踐中，能夠接受“扶助農工”的政策，而“喚起民眾”也成為他臨終的遺言。

但是，孫中山雖曾對傑出人物在歷史上作用作過某些接近唯物史觀的解釋，然而，他又往往把一些歷史事變歸結為個人造成的，實際上表述了“英雄造時勢”的唯心主義史學觀點。如日本的明治維新運動，孫中山曾認為“不過數志士為其原動力耳”。

再如，十九世紀德國的統一及其強盛，則認為“全由俾斯麥一手締造而成”。孫中山對這些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理解，是與他所表述的某些具有唯物主義傾向的論點相矛盾的，從而反映了孫中山社會歷史觀的二元論或唯心論的實質。

孫中山對於人民群眾的觀點，雖然與資產階級改良派蔑視和仇視人民群眾的唯心史觀不同，但也不能真正認識人民群眾在社會歷史發展中的偉大作用。他曾把人按其“智能”作了如下劃分：“第一種人叫做先知先覺，這種人有絕頂的聰明，凡見一件事，便能夠想出許多道理，聽一句話，便能夠作出許多事業由於這種先知先覺的人世界才有進步，人類才有文明。

第二種人叫做後知後覺，這種人·····自己不能夠創造發明，只能夠跟隨摹仿。第三種人叫做不知不覺，這種人的聰明才力是更次的，凡事雖有人指教他，他也不能知，只能去行。”在這裏，孫中山雖然沒有否認人民群眾“實行家”的作用，但人民群眾在社會歷史發展中的首要的決定作用，顯然是被貶低，而被視為在“先知先覺”扶植和領導下的“群氓”。

三、孫中山對當時流行的資產階級社會學的反動觀點的批判

孫中山從革命的立場和具有唯物主義傾向的觀念出發，首先批判了當時流行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他在《建國方略·心理建設》中說明了他對這個問題的看法。他認為：“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規律，僅僅適應於“物種進化的時期”，到了“人類進化的時期”時，它不僅不能解釋人類社會的各種現象，而且發生為有害的作用。

他說：“乃至達爾文氏發明物種進化之物競天擇法則後，而學者多以為仁義道德皆屬虛無，而爭競生存乃為實際，幾欲以物種之原則，而施之於人類之進化，而不知此為人類已過之階段，而人類今日之進化已超出物種原則之上矣。”這裏，雖然沒有更深入地指出這種學說為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服務的反動本質，卻已顯示了孫中山社會歷史觀點的進步性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