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有張遼，吾有甘興霸：得孫權賞識的甘寧，為何沒接過呂蒙的擔子

建安十八年（213年），曹操親征孫權，號稱四十萬大軍南下。來年正月，曹軍行至濡須口，破其江北大寨，迫使孫權親赴濡須，以拒曹軍。就在江東形勢因江水上漲而趨於好轉後，甘寧卻做了件大壯軍威之事。

據《三國志·甘寧傳》注引《江表傳》記載：

“寧乃選手下健兒百餘人，徑詣曹公營下，使拔鹿角，逾壘入營，斬得數十級。北軍驚駭鼓噪，舉火如星，寧已還入營。”

甘寧“百騎劫營”，實在令人稱奇。就連羅貫中，也將它搬入了小說中，從而造就了一個經典橋段。難怪，孫權會興奮說道：

“孟德有張遼，孤有興霸，足相敵也。”

孫權對甘寧的器重，溢於言表。至此，甘寧是否能接過呂蒙重擔，成為江東軍隊未來的扛鼎人物呢？

上圖_ 甘寧（？—215年存疑），字興霸，巴郡臨江（今重慶忠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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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甘寧在江東的境遇

事實表明，甘寧在東吳的發展並不如意。他在江東的處境，有點像入蜀後的馬超：哪怕得到孫權賞識，甘寧也鮮少單獨領軍作戰，更別提接過呂蒙重擔了。關於這一點，不妨來看甘寧本傳的相關記載。

從黃祖麾下轉降孫權後，甘寧為新主公奉了一份大禮：即一道

“先占荊州，後入蜀地”

的戰略規劃。按此思路，孫權成功克定江夏郡，還解決了孫氏的寇仇黃祖。於是，孫權大喜，

“遂授寧兵，屯當口”

。

然而，得到領兵權的甘寧，並未有多少亮眼表現。因為在接下來的多次重要戰鬥中，甘寧雖也有參與，但始終是個配角。

上圖_ 三國鼎立

周瑜拒破曹公於烏林、攻曹仁於南郡，甘寧從征之；魯肅鎮益陽，拒關羽，甘寧再從之；及至呂蒙攻宛城、孫權至濡須口以拒曹軍，甘寧依舊是從征。在做出“百騎劫營”的壯舉後，孫權雖對甘寧稱贊有加，卻也只是為其“增兵兩千”，未有太多封賞。至建安二十年（215年），甘寧仍是從征合肥。

彼時，甘寧為西陵太守、折沖將軍，到他去世時，再無變化。如此境遇，難免不令人疑惑：甘寧勇略俱全，攻能百騎掠曹營，守亦可威懾關羽，既然如此，孫權又為何沒有重用他呢？

上圖_ 孫權題跋像

二、孫權以及淮泗集團的態度

關於“重用”二字，其實要加上引號。具體而言，孫權和當時掌握軍權的淮泗武將集團，其實是想要重用甘寧的。據《三國志·甘寧傳》記載：

“周瑜、呂蒙皆共薦達，孫權加異，同於舊臣。”

需要注意的是“舊臣”二字。甘寧轉投孫權時，為建安八年（203年）與建安十二年（207年）之間。彼時，孫權並未完成孫氏基業的“江東化”。因此，淮泗武將集團與江東豪族集團之間，仍是涇渭分明的。所謂“舊臣”，即指孫氏賴以維系自身統治地位的淮泗武將集團。

換言之，有周瑜、呂蒙“背書”的甘寧，已經被淮泗武將集團接納了；而孫權將其“列為舊臣”，也證明了：甘寧是有機會步入江東核心領導圈子中的。或許有人會持反對意見，因為從甘寧過往履歷來看，他應該很難收到重用才對。

上圖_ 劉焉（？－194年）

據《三國志·劉焉傳》注引《英雄記》記載：

“焉死，子璋代為刺史。……璋將沈彌、婁發、甘寧反，擊璋不勝，走入荊州。”

劉焉剛去世不久，甘寧便與他人合謀背叛舊主劉璋，這顯然是不光彩的。但從吳人的角度來看，甘寧此舉似乎並未招致非議。見《三國志·甘寧傳》注引《吳書》：

“寧本南陽人，其先客於巴郡。寧為吏舉計掾，補蜀郡丞，頃之，棄官歸家。”

對比兩則史料不難發現，甘寧背叛劉璋這段不光彩的經歷，被吳人美化成了“棄官歸家”。須知，《吳書》乃東吳大臣韋昭所著，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吳人的看法。既然吳人都沒怎麼計較，那麼，甘寧的出身就不能當做他不被“重用”的理由。

上圖_ 周瑜（175年-210年），字公瑾

回過頭來，再看周瑜、呂蒙器重甘寧，便不難理解了。一方面，甘寧與淮泗武將都是“外來戶”，有著共同利益訴求，所以對後繼乏力的淮泗武將集團來說，甘寧當然可以親近和拉攏；另一方面，也得益於甘寧自身的突出能力。他作戰勇猛，又善謀劃；更為難得的是，甘寧還具有戰略眼光。

據《三國志·周瑜傳》記載：

“瑜乃詣京見權曰：‘今曹操新折衄，方憂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連兵相事也。乞與奮威俱進取蜀，得蜀而並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好與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蹙操，北方可圖也。’權許之。”

上圖_ 荊州（吳）

周瑜向孫權提出的戰略構想，是

“據荊州以自守，進益州以拒曹”

；按上文所述，甘寧在轉投孫權之後，也提出過類似建議。可知，其戰略眼光與周瑜等人具有一致性。

另外，甘寧從征之經歷，與呂蒙早年頗為相似，再結合周瑜、孫權對甘寧的賞識，便不難看出：他們是打算培養甘寧的；甚至，讓甘寧接呂蒙的班，也並非不可能。可惜的是，甘寧的運氣似乎差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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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_ 呂蒙（179年—220年）

三、時運不齊，命途多舛

甘寧

“開爽有計略，輕財敬士，能厚養健兒，健兒亦樂為用命”

，是天生的統帥型人才。不過，礙於他“粗猛好殺”的莽撞性格，孫權、呂蒙也恐怕要對其進行一番磨練。而這，便是他們重用甘寧的前提。

當然，甘寧遲遲得不到機會單獨領軍作戰，或許也與孫吳政權的“江東化”進程有些關系。

須知，淮泗武將集團常年征戰，已有不少損失；更糟糕的是，他們遠離故土，無法補充新鮮血液。此消彼長之下，與孫權達成初步和解的江東士族，逐漸在朝堂上掌握了不少話語權，並與淮泗集團分庭抗禮。

在雙方博弈之時，甘寧最佳的表現機會，便是通過一場大戰，來奠定自己在軍中的地位。否則的話，甘寧何以服眾？於是，建安二十年（215年），孫權再征合肥，甘寧從征之。若甘寧在此戰中表現仍舊亮眼，他便有很大機會“脫胎換骨”，成功為自己正名。

上圖_ 合肥地理位置

怎奈世事無常，東吳十萬大軍氣勢洶洶而來，卻在途中遭遇疫病；非但如此，被孫權拿來與甘寧做比較的張遼，竟然在逍遙津一戰中完成了八百壯士逆斬東吳數萬大軍的壯舉。

合肥之戰的失利，不僅令孫權被後人戲稱為“孫十萬”，也叫甘寧失去了建功立業的機會。此戰後不久，甘寧便病逝於任上。一代虎臣，尚未建功，卻殞於傷痛疫病，實在令人惋惜。

在此，借王勃《滕王閣序》之語以吊甘寧：

“嗟乎！時運不齊，命途多舛。馮唐易老，李廣難封。屈賈誼於長沙，非無聖主；竄梁鴻於海曲，豈乏明時？所賴君子見機，達人知命。”

所賴君子見機，達人知命。甘寧勇烈，可惜卻差了點運氣……

作者：

瀛洲海客

校正/編輯：

莉莉絲

參考資料：《三國志》

文字由歷史大學堂團隊創作，配圖源於網絡版權歸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