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岩頭事件”後，溫州兵運功虧一簣與西北山區紅旗不倒

01溫州兵運功虧一簣

“岩頭事件”後不久，1932年7月間，胡公冕帶了幾個青年乾部又回到了岩頭，想重整紅十三軍，東山再起。他決定先去做國民党內部士兵的工作，爭取起義，弄到一批槍支鼓舞群眾革命鬥志，樹立信心，重新壯大紅軍隊伍。

胡公冕先從駐在岩頭的兩個營著手，不到幾天，通過他舊有的朋友、學生關系，第一營大部分官兵都同意起義。胡公冕通知各地集中部隊，准備出發繳槍。可是事與願違，聞訊那晚偏輪到二營放哨。當時，國民党兵駐在岩頭一間兩進的大祠堂裏，前邊駐著二營，後邊駐著一營，在此情況下，難以下手。於是決定再等一夜。紅軍遊擊隊100多人分散住在五尺，僅離敵人五裏多路，敵人卻毫無察覺。

第二夜，紅軍隊伍摸黑出發，先埋伏在岩頭後山一處庵堂裏。不一會，前去聯絡的交通員告訴：平時晚上國民党士兵都有出來玩，今天全部沒有出營一片靜悄悄，好似戒嚴模樣，連約好的人也無法取得聯絡，不禁懷疑起來，難道有誰泄漏秘密，是否敵人已經知道前去繳槍？決定不打冒險的仗。天將亮隊伍撤回五尺時，國民党的部隊也開拔了：一營開往溫州，另一營開往嶼北。後來一打聽，這是偶然發生的事，正遇國民党部隊調防，並沒有泄漏“天機”。

胡公冕

8月間，胡公冕到永嘉城區（溫州）進行兵運策反工作。駐在溫州的省保安團12個連，有幾個連長，是他的學生和熟人，城內國民党部隊裏有許多楠溪人。他仗著這些關系， 派人到國民党駐溫部隊中做工作。經過秘密工作，9個連的官兵同意參加起義。隨後，胡公冕等人在永嘉西岸村壟寮山茅屋中，召開了一次秘密會議，成立兵運指揮部，決定8月23日晚上6時，內外呼應，分路襲擊國民党駐溫保安團團部。

會後通知永嘉西楠溪各地紅軍隊伍，准時趕到溫州規定地點。永嘉西楠溪的革命烈火，又燃燒起來了。秘密埋藏的槍支從山洞裏、地窖裏、菜園裏拿出來了。紅軍隊伍迅速趕往溫州。木殼槍放在炭簍裏運進去，長槍夾在草席中背進去。中山公園是秘密聚集點，有15人在那兒專門分點心，並傳達兵運指揮部命令。

   搜

為了進一步精確弄清城區國民党軍隊布防情況，派人深入虎穴到國民党軍隊團部裏探聽虛實。紅軍工作人員徐挽蘭穿著筆挺的黃呢軍裝，裝扮成一個國民党團長，帶著3個傳令兵，身背木殼槍，大搖大擺進了國民党軍隊團部。城區國民党軍隊一個姓朱的團副看了“片子”，沒有懷疑，認為是南京派來檢查工作的官兵，老老實實把城中兵力布防情況作了匯報。

一切就緒，400多名紅軍戰士分布在城內各處指定地點，銀行也指定專人看管。指揮部專門購買的18只手表，對了又對，分給各路的指揮員，准備晚上6時一到，開始襲擊團部。8月23日下午4時多，一個兵運小組被破壞，國民党軍隊下命令全城戒嚴，搜查紅軍隊伍。

兵運指揮部得到這一情報後，迅速派人通知紅軍戰士，分頭向東門、南門撤退。
因應變措施有力，被“運動”過的國民党官兵也不願意捕捉紅軍戰士，故此次行動人員和武器均無損失。溫州兵運失敗之後，胡公冕秘密回上海。

02西北山區紅旗不倒

“岩頭事件”標志著紅十三軍主力的解體，但是浙南紅十三軍的武裝鬥爭並未就此偃旗息鼓。仙居的金永洪、溪口村的戴中飛、蒼山分水村的鄭九院等各自隱蔽，並將武裝隊伍分散隱蔽在永仙縉邊和岩坦、溪口、蒼山、陳嶴、表山、潘坑、白岩等永嘉西北部山區，堅持革命鬥爭。

“岩頭事件”後，雷高升的部下30多名不願下山的骨乾和戰士，加入仙居金永洪部在永仙縉邊一起堅持鬥爭。在國民党軍隊強大的攻勢下，金永洪采取化整為零的策略積極遊擊。1932年8月24日，在仙居縣新羅騎馬坑口設伏，擊潰“圍剿”紅軍的國民党軍隊。10月，仙居紅軍遊擊隊歸屬中共永康中心縣委領導，停止使用紅十三軍番號，永嘉、永康的遊擊隊員返回原籍活動，金永洪領導仙居籍的50餘人紅軍遊擊隊，在六都坑和萬竹王坑地區堅持鬥爭。

1932年9月間，鄭九院的隊伍有三四十人隱蔽在岩頭區鯉溪鄉陳嶴村山上一個自然村裏，不料陳嶴村裏有個叛徒，引國民党軍隊來山洞追捕，鄭九院等逃出該村，隱蔽在嶼北村的一個山洞裏。國民党軍隊尾追而來，包圍山洞，鄭九院等3人沖出包圍圈，翻山過嶺潛逃到黃岩縣寧溪的抱寮（料）村。不久，他攜帶家眷上山，在山上搭起茅棚，一邊種地謀生，一邊繼續與岩坦片的紅軍聯系組織武工組，堅持鬥爭。

1933年清明節前夕，國民党永嘉縣“九鄉團”（或稱“清鄉團”，常駐碧蓮區應坑鄉）頭目陳華奉命到溪口“圍剿”紅軍。戴中飛等人早一天已得悉情報。戴中飛等骨乾紅軍10多人，集中埋伏在小舟垟村的一片麥田裏，其他10餘名紅軍戰士也分散埋伏見機行事。

是日上午8時許，陳華“九鄉團”先遣隊路經小舟垟村時，戴中飛命令開槍射擊，“九鄉團”先遣隊抱頭鼠竄。時隔不到1小時，陳華的主力部隊趕到，集中兵力向紅軍攻擊。

   搜

因雙方力量相差懸殊，為了減少紅軍戰士傷亡，戴中飛命令從速疏散撤退。撤退時，戴中飛的槍子彈打完了而被幾個力大氣粗的團兵圍住，他拼力掙脫了對方而逃脫。之後，他轉移到雙尖宮、潘坑等地，隱蔽數日後，再返溪口。

1935年秋的一天，嶼北村的汪瑞烈得悉戴象帥（常駐溪口鄉）與陳華兩個國民党永嘉縣團總一起赴永嘉城區（溫州）向國民党永嘉縣党部戴福權匯報“進剿”紅軍情況的情報後，在嶼北村召開一次緊急會議。

會上，汪瑞烈作了具體的分析：戴象帥回來可能從烘頭村直達岩頭轉溪口，或從龍河渡口過渡抵達楓林再到溪口，在龍河渡設伏兵是最理想的地點，不管戴象帥直上岩頭或轉楓林，均可在此伏擊他。

最後，會議作了部署分工：溪口的戴中飛隊伍派幾個人赴溫州探聽戴象帥回楠溪開船的時間；汪瑞烈和鄭九院帶部分武裝人員分頭潛入下日川村，雇一只船停靠在龍河渡灘頭，武裝人員隱藏在船上；其他紅軍遊擊隊派幾個人在沙頭埠頭暗探戴象帥有幾人護送。

沙頭的情報傳到，說戴象帥坐轎，只有兩名警衛人員各攜帶1支木殼槍。據此，按照事先的部署，鄭九院等人埋伏在龍河渡船中。戴象帥到了龍河渡，下轎上船的當兒，鄭九院等人迅速逼近埠頭，開槍打死戴象帥。戴的警衛人員交出木殼槍，哀求饒命。鄭九院等人從戴象帥身上搜出1支手槍。

戴象帥被鎮壓，對戴福權是一個沉重的打擊。他認為溪口這咽喉之地決不可丟，便選擇戴象帥的大兒子戴奉獻（顯）接任父職為溪口民團團總。1936年春，戴奉獻到處張貼告示，懸賞120銀元緝捕戴中飛。8月4日晚間，戴中飛在岩坦鎮葉坑村走廊上入睡時，被戴奉獻暗派的親信抓住，當下被槍殺。

1937年6月，在汪瑞烈的精心部署下，在溪口村演戲的一天夜裏，鄭九院率領紅軍遊擊隊，混到戲台下，對溪口民團團總戴奉獻進行盯梢，當戲演到正本時，開槍打死了戴奉獻。1943年夏，鄭九院與中共甌北縣委取得聯系，於同年冬加入中國共產党，發展武工隊，在黃岩繼續開展武裝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