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專家精解｜大運河之“山東風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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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玉朋

自元滅南宋實現南北統一以來，中國政治中心穩定於北京，一改隋、唐、宋三代首都坐西向東之形勢，形成政治中心地處北方，經濟中心地處南方的格局。為實現南北政治、經濟、文化交流，建設一條溝通南北的交通要道成為形勢之必然。元代將隋唐大運河的航線拉直，航程縮短。明清兩代繼續充分利用京杭大運河，將其視作維系自身統治的經濟命脈。在這數百年間，為確保運河山東段的暢通，湧現一大批值得銘記的治運人物。

為運河奠基：

元代的治運人物

早在蒙金戰爭期間，為轉運糧餉，濟州掾吏畢輔國重開洸河，於堽城（今寧陽堽城鎮）西北的汶河南岸修建分水鬥門，疏通汶水、泗水、洸水河道，修複自汶水入洸水通泗水的水上運道，是為開鑿濟州河的先導。

著名水利專家郭守敬是開通山東運河的關鍵人物。至元十二年（1275年），丞相伯顏委派郭守敬查勘汶、泗、衛河相鄰地區的水道。郭守敬規劃設計了此後的濟州河、會通河的開鑿路線。郭守敬實地勘察陵州（今德州）至大名，又從濟州（今濟寧）到東平等地，提出將隋唐運河裁彎取直的方案。郭守敬的規劃方案受到忽必烈的重視，並成為指導此後運河開挖的依據。

元滅南宋之後的至元十八年，元廷將郭守敬的規劃方案付諸實踐。作為工部郎中兼太史院負責人的郭守敬對開鑿運河的工程有指導和管理責任。派兵部尚書奧魯赤修建自濟州至須城（今東平）安山鎮的濟州河。次年竣工，全長150餘裏。濟州河開通後，江南漕糧自江淮北上入泗水，經濟州河至安山進入大清河，然後順流東下，經東阿至利津縣入海，再循海道北上直沽。但是，大清河河口受大海潮汐影響，常為泥沙淤塞，航運不暢，漕運由濟州河至東阿後，改由陸運北上臨清，進入禦河。這段陸運道路，夏季多雨，道路泥濘，牛車跋涉，艱阻難料。開通一條勾連濟州河和衛河的新河，逐漸提上議程。

至元二十四年，太史院令史邊源等人向朝廷建議，自安山鎮穿渠至臨清接通禦河。具體施工由泗汶都漕運副使馬之貞等人主持。至元二十六年正月興工，當年六月竣工。此河起於東平安山鎮西南，連接臨清禦河，全長250餘裏。竣工後，忽必烈命名為“會通河”。在濟州河和會通河開鑿過程中，馬之貞提出的“引汶、泗二水分流濟運”和“度勢建閘，層層節水”的治水思想為後世所繼承，並在運河管理運作中繼續發揮著作用。

河道臻於完備：

明代的治運人物

明成祖朱棣從其侄建文帝手中奪得政權之後，將國家的政治和軍事中心移到北京，每年需從南方調運四五百萬石漕糧。從永樂初年開始，平江伯陳瑄等人奉旨從海上運輸糧食。但海運風險很大，灘多浪險，遇有風暴，檣傾楫毀，船毀人亡。河運則由江、淮出發以至陽武（今河南原陽）采用陸運，代價昂貴，百姓勞苦不堪，狀況淒慘。

永樂九年（1411年），濟寧同知潘叔正上奏建議疏浚會通河淤塞河段。此議獲得明成祖的同意，並派工部尚書宋禮重開會通河。宋禮疏通會通河曆時半年有餘，共調集山東兗州、東昌及江蘇徐州、南直隸應天（今江蘇南京）等地百姓30餘萬。宋禮注意吸收民間智慧，特別是虛心請教汶上老人白英，並傳為歷史佳話。在白英的建議下，宋禮將會通河分水點由濟寧天井閘改至汶上南旺。同時，宋禮修築戴村壩，阻遏汶水流經南旺，以南旺作為新的分水點，水流南下徐、沛的占十分之四，北流以達臨清的占十分之六。

明代黃河、運河關系密切。明前期，黃河曾被作為漕運要道，並被稱作“河漕”。明初，刑部侍郎金純利用黃河河道漕運。黃河多次決口，洪水直沖運河，阻遏漕運。明廷先後派出多位大臣前去治河，尤以徐有貞、白昂、劉大夏等大臣成效卓著。

景泰三年（1452年），僉都禦史徐有貞主持治河，挑挖河道緩疏黃河水勢，隨後堵住決口。針對黃河淤塞問題，他根據黃河地形水勢，提出有名的“治河三策”，開挖廣濟河，下穿濮陽、博陵二泊及舊沙河20餘裏，上連東西影塘及小嶺等地，其內以舊大金堤可為屏障，其外以八百裏梁山泊為泄洪區。

弘治二年（1489年），黃河又於河南開封及封丘荊隆口決口，洪水沖入張秋運河。戶部侍郎白昂發動役夫25萬人，修築陽武大堤。白昂疏浚10餘處月河以分泄黃河洪水，並堵塞36處決口，最終使洪水流入淮河後入海。黃河水患控制住後，白昂又於魚台、德州、吳橋等處修築長堤，還於東平以北至興濟開鑿12道小河，流入大清河以及古黃河入海。在各河口修建石堰，按時啟閉。白昂治黃策略采取南北分治，東北以防禦為主，東南以疏通為主。

然而，徐有貞、白昂治河沒有從根本上解決黃河北決沖擊運道。弘治七年（1494年），右副都禦史劉大夏在黃河北岸修築數百裏長堤，自胙城（今河南延津）起，經滑縣、長垣、東明、曹縣抵達虞城，全長360餘裏，名太行堤。他於西南荊隆口等處也修築起長堤，全長160餘裏。

至此，明朝築起防止黃河北流的堅固屏障。此舉雖逼迫黃河南流，卻沒有成功解決黃河對運河的侵擾。此後，黃河漫溢決口頻繁，水患逐漸集中在魯西南地區。朝中大臣開始提出開挖新河以避黃河之險的建議。

嘉靖六年（1527年），工部侍郎盛應期調集民夫65000人，於昭陽湖以東開掘新河140餘裏。然而，工程未完，就被嘉靖帝下旨停工。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秋，黃河在沛縣決口，洪水東流灌入昭陽湖，運道淤塞百餘裏。工部尚書朱衡認為盛應期所開河道地勢高，能有效避開黃河侵擾，決定繼續開鑿新河。其間，不斷有朝臣上奏攻擊朱衡，說朱衡沽名釣譽虐待百姓，要求罷免朱衡。朱衡頂住各種壓力，最終開通南陽新河。南陽新河循南陽湖（今獨山湖）東岸，引魯中丘陵諸溪南赴徐州，歸注舊河，有效地避開了黃河侵淤。

隆慶三年（1569年）七月，黃河於沛縣決口，茶城淤塞，漕運梗阻。工部右侍郎翁大立、總理河道傅希摯等上奏建議開挖泇河避開黃河，卻遭到工部尚書朱衡等大臣反對，被迫擱置此議。直至萬曆三十一年（1603），工部右侍郎李化龍再次倡議開挖泇河，並最終獲得成功。自隆慶三年開始，將近半個世紀，先後經翁大立、傅希摯、李化龍等大臣提議或主持，一條自朱衡開鑿的南陽新河後避開黃河對運道沖擊的新河道——泇河最終開鑿成功。

河制成熟後的省思：

清代的治運人物

清代山東段運河管理運作趨於完善——河道挑浚制度化，閘壩啟閉制度化，河銀來源固定化，治河人員構成合理化。在規制成熟運作之下，有河臣開始系統總結治理運河的經驗教訓，湧現以《山東全河備考》《居濟一得》《山東運河備覽》為代表的運河專書，是指導治理山東運河的重要參考。

康熙初年，濟寧道葉方恒詳備籌劃山東運河及黃河防禦事宜，著有《山東全河備考》。此書共四卷。卷一《圖志》，列圖為志，以河道為經，對運河水源及泉河位置、流經道路、里程都有說明。卷二《河渠志》，分上下部分，上部分記載運道興廢、泉源諸派、諸湖蓄泄要害等，下部分記載閘壩設置事宜、黃河河防以及黃運關系等內容。卷三《職官志》，記載公署建置、夫役定制、職官沿革等。卷四《人文志》，記河漕名臣、漕河名疏以及工程建設的碑記銘文等。此書含有大量關於黃運關系的真知灼見。書中指出，微山湖西南臨近黃河，每年都會有黃河漫溢之患，若不認真防禦，黃河濁流溢入微山湖，會導致滕縣、嶧縣一帶成為汪洋，進而淤塞運道，阻滯漕運。這個觀點被後世的河道總督張伯行接受，並提出於微山湖以南修築攔黃壩，上接太行堤的觀點。乾隆二十年（1755年），黃河孫家集漫口，黃河直驅東南，徐州一帶幾成平陸。官府開始堆砌亂石修築長達70裏長的攔黃壩，攔截黃河洪水。這些證實了葉方恒觀點的預見性。

康熙中期，濟寧道張伯行將治理山東運河的經驗匯集成冊，編成《居濟一得》。該書共八卷，全面介紹山東運河的地理地貌、水利設施、運河水源、泉源閘壩等內容。此書強調對運河閘壩進行有效的管理控制。山東運河閘壩集中在棗莊和濟寧段。運河閘壩都是控制水的流量，但用途各不相同。閘壩官雖為低層官員，但責任重大。此書對山東河工開展的原則及方法也有深刻思考。治水應順應水性，疏通河流阻塞之處，使河水歸於大海。東昌府地區之所以經常河水泛濫，是因減水壩的大量損壞，導致洪水無法入海。土橋閘到戴家灣水源不足，須在沿線設水塘補充水源。戴家灣閘在運河水量調劑上占有重要地位，須計算好每天通過的船只數量和蓄水量的多少，針對性地啟閉船閘。張伯行指出，治理汶河，除加固堤防、建設閘壩外，要據季節和地理環境的差異，針對性地改造河道，通過調節水量達到保運濟運的目的。

乾隆四十年（1775年），運河道陸耀編成《山東運河備覽》。此書考訂嚴密，體例完備，共十二卷，首一卷。卷首收錄山東運河的四幅圖和圖說。卷一和卷二以表格形式展示山東運河的建置史和運河管理機構及職官變遷史。卷一是《沿革表》，將元至元十六年至清乾隆四十年近500年間的運河管理、營運維護及建置一一羅列，特別是全省的40餘閘及舊運河閘壩興廢詳細記載，為他書所未載。卷二為《運河職官表》，將至元十六年至乾隆四十年間有關山東運河機構興廢設置、大小官吏變遷等逐一列出。卷三至卷七分別為諸河廳河道，敘述各廳職責、管轄範圍；閘的規制、沿革以及上下閘之間距離；閘官夫役設置，等等。最後敘述各河廳管轄起訖、里程、吏員設置等。卷八專述泉河廳諸泉。該卷敘述管泉吏司的興廢沿革，介紹州縣轄境的泉眼數及里程、流向，管理機關及吏職夫役等。卷九為挑河事宜。該卷以挑河所需主要夫役種類和錢糧專款項為綱展開敘述。卷十《治績》記載在治河史上具里程碑式的河臣。卷十一、卷十二為《名論》，分專題匯集前賢關於治河的重要方略和言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