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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和行動向國際社會釋放了什麼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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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27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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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中國今日中國雜志官方帳號▲ 綠色低碳生活已經成為很多市民的自覺行為。 目標循序漸進一直以來，中國把推進綠色低碳循環發展作為生態文明建設和促進高質量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戰略舉措。 從“十二五”計劃起，中國就建立了降低單位GDP能耗強度、降低單位GDP碳排放強度、優化能源結構、調整產業結構、增加林業碳匯等系統性、約束性目標，並在2015年提出了碳排放在2030年左右達峰並盡早達峰等自主貢獻目標。 “2060年碳中和目標和2030年達峰目標是在中國多年碳減排努力基礎上提出的。 早在2015年，中國政府就向聯合國提交了《強化應對氣候變化行動——中國國家自主貢獻》，提出了國家自主貢獻目標。 ”能源基金會首席執行官兼中國區總裁鄒驥指出，經過堅持不懈努力，中國在碳減排方面取得了長足的進步。 從2005年到2019年，中國GDP增長約4倍，而單位GDP能耗降低了42.6%，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下降了48%，超額完成了2009年承諾的45%的高線目標，相當於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約56.2億噸，相應減少二氧化硫約1192萬噸、氮氧化物約1130萬噸。 ▲ 2020年12月15日，位於江蘇省海安市濱海新區的海東光伏電站內，電力作業人員正在巡檢光伏發電設施。 同期，中國的煤炭消費比重從72.4%下降到55.7%，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比重從7.4%提高到15.3%。 大氣環境質量明顯改善，實現了經濟發展與碳排放初步脫鉤。 解振華指出，中國提出的2060年之前碳中和的目標，遠遠超出了《巴黎協定》2℃溫升控制目標下全球2065-2070年左右實現碳中和的要求，這將可能使全球實現碳中和的時間提前5-10年，也對全球氣候治理起到關鍵性的推動作用。 在當前國際經濟社會發展趨勢和政治格局背景下，中國主動順應全球綠色低碳發展潮流，提出有力度、有顯示度的碳達峰和碳中和目標，向國際和國內社會釋放了清晰、明確的政策信號。 伴隨技術變革過去十幾年裏，中國通過不斷調整產業結構、優化能源結構、提高能源資源利用效率、增加森林碳匯等一系列措施，推動全社會加速向綠色低碳轉型。 鄒驥介紹，在過去10年間，中國可再生能源生產成本大幅下降，其中，光伏發電成本降低90%，已低於煤炭發電成本，“可再生能源產生的綠電已經可以與煤電競爭”。 但未來，要實現進一步碳減排的目標，煤炭在能源中的占比要降到10%甚至5%以下。 中國廣核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執行董事、總裁李亦倫在給《中法對話》獨家撰文中提到，中國的電力行業裝機結構已經進行了深刻調整，截至2019年底，非化石能源發電累計裝機容量達到8.2億千瓦，在總電力裝機和發電量中的占比分別達到41.9%和32.6%，年替代標煤22億噸，年減排二氧化碳超過58億噸。 “特別是風電和太陽能發電累計和年新增裝機容量連續多年引領全球，年均新增裝機保持兩位數以上增長率，為中國乃至全球加快能源綠色低碳轉型和應對氣候變化行動做出了重要貢獻。 ”▲ 全國首個獲得“國家水土保持生態文明工程”的風電項目——中廣核寧海一市風電場。 以中廣核新能源為例，“十三五”期間，該公司累計上網電量超過1500億千瓦時，合計減排二氧化碳超過1.2億噸，減排效應相當於種植34萬公頃森林。 目前該公司在運風電、太陽能發電、水電等清潔能源項目超過400個，累計裝機容量超過2100萬千瓦。 公司的目標是到2025年，累計裝機容量突破4000萬千瓦。 國家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副主任、清華大學氣候變化與可持續發展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任何建坤直言，在當前全球綠色發展、低碳轉型的大背景下，誰具備低碳發展的先進技術和低碳轉型的可持續發展能力，誰就具備競爭優勢，就能夠引領全球可持續發展趨勢。 道阻且長,行則將至上述專家均表示，中國提出到2060年爭取實現碳中和的目標，是繼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大會和2015年巴黎協定之後，中國政府自我加壓提出的更長周期、更大力度的自主碳排放目標，對推動各國采取更果斷的行動、促進國際社會共同努力應對氣候變化具有重要意義。 但解振華等人也坦言，作為全球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碳排放大國，在未來40年內完成從達峰到淨零排放的轉型非常不易。 原因在於，一是中國的制造業在國際產業價值鏈中仍處於中低端，產品能耗物耗高，增加值率低，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任務艱巨；二是煤炭消費占比較高，單位能源的二氧化碳排放強度比世界平均水平高約30%，能源結構優化任務艱巨；三是單位GDP的能耗仍然較高，為世界平均水平的1.5倍、發達國家的2-3倍，建立綠色低碳的經濟體系任務艱巨。 ▲ 2018年7月23日，廣西北海，煉化崗位員工在對雨水回收系統進行巡檢。 在前不久結束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做好碳達峰、碳中和工作”被列為2021年的重點任務之一。 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達峰行動方案，支持有條件的地方率先達峰；加快調整優化產業結構、能源結構，推動煤炭消費盡早達峰，大力發展新能源，加快建設全國用能權、碳排放權交易市場，完善能源消費雙控制度；繼續打好汙染防治攻堅戰，實現減汙降碳協同效應；開展大規模國土綠化行動，提升生態系統碳匯能力……這些都是此次會議上提出的具體措施。 但何建坤也指出，雖然中國在化石能源消費過程中采取了很多節能減排和治汙的措施，但隨著末端治理措施空間越來越小，從根本上減少化石能源消費、轉變發展方式和依靠科技創新支撐才是最根本措施。 習近平主席在談到生態治理時曾說，道阻且長，行則將至。 在氣候治理領域亦是如此。 只要有只爭朝夕的精神和持之以恒的堅守，行而不輟，則未來可期。 （本文觀點均來自文中專家為今日中國雜志社《中法對話》法文版的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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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中國

今日中國雜志官方帳號

▲ 綠色低碳生活已經成為很多市民的自覺行為。目標循序漸進

一直以來，中國把推進綠色低碳循環發展作為生態文明建設和促進高質量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戰略舉措。從“十二五”計劃起，中國就建立了降低單位GDP能耗強度、降低單位GDP碳排放強度、優化能源結構、調整產業結構、增加林業碳匯等系統性、約束性目標，並在2015年提出了碳排放在2030年左右達峰並盡早達峰等自主貢獻目標。

“2060年碳中和目標和2030年達峰目標是在中國多年碳減排努力基礎上提出的。早在2015年，中國政府就向聯合國提交了《強化應對氣候變化行動——中國國家自主貢獻》，提出了國家自主貢獻目標。”能源基金會首席執行官兼中國區總裁鄒驥指出，經過堅持不懈努力，中國在碳減排方面取得了長足的進步。

從2005年到2019年，中國GDP增長約4倍，而單位GDP能耗降低了42.6%，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下降了48%，超額完成了2009年承諾的45%的高線目標，相當於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約56.2億噸，相應減少二氧化硫約1192萬噸、氮氧化物約1130萬噸。

▲ 2020年12月15日，位於江蘇省海安市濱海新區的海東光伏電站內，電力作業人員正在巡檢光伏發電設施。

同期，中國的煤炭消費比重從72.4%下降到55.7%，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比重從7.4%提高到15.3%。大氣環境質量明顯改善，實現了經濟發展與碳排放初步脫鉤。

解振華指出，中國提出的2060年之前碳中和的目標，遠遠超出了《巴黎協定》2℃溫升控制目標下全球2065-2070年左右實現碳中和的要求，這將可能使全球實現碳中和的時間提前5-10年，也對全球氣候治理起到關鍵性的推動作用。在當前國際經濟社會發展趨勢和政治格局背景下，中國主動順應全球綠色低碳發展潮流，提出有力度、有顯示度的碳達峰和碳中和目標，向國際和國內社會釋放了清晰、明確的政策信號。

伴隨技術變革

過去十幾年裏，中國通過不斷調整產業結構、優化能源結構、提高能源資源利用效率、增加森林碳匯等一系列措施，推動全社會加速向綠色低碳轉型。

鄒驥介紹，在過去10年間，中國可再生能源生產成本大幅下降，其中，光伏發電成本降低90%，已低於煤炭發電成本，“可再生能源產生的綠電已經可以與煤電競爭”。但未來，要實現進一步碳減排的目標，煤炭在能源中的占比要降到10%甚至5%以下。

中國廣核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執行董事、總裁李亦倫在給《中法對話》獨家撰文中提到，中國的電力行業裝機結構已經進行了深刻調整，截至2019年底，非化石能源發電累計裝機容量達到8.2億千瓦，在總電力裝機和發電量中的占比分別達到41.9%和32.6%，年替代標煤22億噸，年減排二氧化碳超過58億噸。“特別是風電和太陽能發電累計和年新增裝機容量連續多年引領全球，年均新增裝機保持兩位數以上增長率，為中國乃至全球加快能源綠色低碳轉型和應對氣候變化行動做出了重要貢獻。”

▲ 全國首個獲得“國家水土保持生態文明工程”的風電項目——中廣核寧海一市風電場。

以中廣核新能源為例，“十三五”期間，該公司累計上網電量超過1500億千瓦時，合計減排二氧化碳超過1.2億噸，減排效應相當於種植34萬公頃森林。目前該公司在運風電、太陽能發電、水電等清潔能源項目超過400個，累計裝機容量超過2100萬千瓦。公司的目標是到2025年，累計裝機容量突破4000萬千瓦。

國家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副主任、清華大學氣候變化與可持續發展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任何建坤直言，在當前全球綠色發展、低碳轉型的大背景下，誰具備低碳發展的先進技術和低碳轉型的可持續發展能力，誰就具備競爭優勢，就能夠引領全球可持續發展趨勢。

道阻且長,行則將至

上述專家均表示，中國提出到2060年爭取實現碳中和的目標，是繼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大會和2015年巴黎協定之後，中國政府自我加壓提出的更長周期、更大力度的自主碳排放目標，對推動各國采取更果斷的行動、促進國際社會共同努力應對氣候變化具有重要意義。

但解振華等人也坦言，作為全球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碳排放大國，在未來40年內完成從達峰到淨零排放的轉型非常不易。原因在於，一是中國的制造業在國際產業價值鏈中仍處於中低端，產品能耗物耗高，增加值率低，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任務艱巨；二是煤炭消費占比較高，單位能源的二氧化碳排放強度比世界平均水平高約30%，能源結構優化任務艱巨；三是單位GDP的能耗仍然較高，為世界平均水平的1.5倍、發達國家的2-3倍，建立綠色低碳的經濟體系任務艱巨。

▲ 2018年7月23日，廣西北海，煉化崗位員工在對雨水回收系統進行巡檢。

在前不久結束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做好碳達峰、碳中和工作”被列為2021年的重點任務之一。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達峰行動方案，支持有條件的地方率先達峰；加快調整優化產業結構、能源結構，推動煤炭消費盡早達峰，大力發展新能源，加快建設全國用能權、碳排放權交易市場，完善能源消費雙控制度；繼續打好汙染防治攻堅戰，實現減汙降碳協同效應；開展大規模國土綠化行動，提升生態系統碳匯能力……這些都是此次會議上提出的具體措施。

但何建坤也指出，雖然中國在化石能源消費過程中采取了很多節能減排和治汙的措施，但隨著末端治理措施空間越來越小，從根本上減少化石能源消費、轉變發展方式和依靠科技創新支撐才是最根本措施。

習近平主席在談到生態治理時曾說，道阻且長，行則將至。在氣候治理領域亦是如此。只要有只爭朝夕的精神和持之以恒的堅守，行而不輟，則未來可期。

（本文觀點均來自文中專家為今日中國雜志社《中法對話》法文版的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