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藏傳佛教在清涼聖地的歷史文化發展特點

鄉村文化

明史紀事

首先，藏傳佛教是在漢族、藏族、蒙古族之間頻繁的文化交流過程中傳入五台山的。元朝實現了對西藏的統一，在中央設立宣政院管理西藏事務，且利用藏傳佛教懷柔西藏，曆代皇帝都曾籠絡西藏宗教上層人物，加官晉爵，厚於賞賜，《元史》有國庫半耗於番僧之語。但與此同時，元代藏傳佛教進入內地以後，塔院寺大白塔、妙應寺白塔、杭州飛來峰、鎮江過街塔、福建清源山三世佛等藏式風格建築在內地首次出現，漢、藏各族高僧大德為主的多民族合作勘校編纂了《至元法寶勘同總錄》,成為漢藏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座豐碑。

明史紀事本末

明代，西藏地方與中原內地的經濟文化交流不斷加強，其最大特點是明朝以“貢賜”為中心的經濟往來十分頻繁，規模也越來越大，中原地區的天文曆算、烹茶技藝和思想文化進一步傳入西藏地區，而藏傳佛教文化則進一步深入內地，成為五台山藏傳佛教進一步發展的契機。如永樂初年，明成祖為報“皇考妣生育之恩”,遣中官侯顯及大智法王往西藏取經。取經歸來後，“敕壽梓於番經廠，先印一藏，送五台山菩薩頂供養”。“大智法王”即班丹紮釋。

永樂三年(1405年),他隨師班丹堅錯入朝至南京，開始刊板印施藏文藏經。《西天佛子源流錄》說：“……(班丹堅錯)奏遣使西域，請取西番字大藏經刊板印施，散於西土。”這部永樂版藏文大藏經是第一部木刻版藏文大藏經，完成於永樂八年(1410年),因用朱砂或雲朱刷印，也稱“赤字版”。

清涼山志

《清涼山志》記載，永樂初年，敕旨改建五台山大文殊寺(又稱菩薩頂真容院),並“敕賜貝葉靈文，梵文經藏，朱書橫列，禦制序贊。每軼盛以錦囊，約以錦條，護以緒氈”。“朱書橫列”者即永樂版《甘珠爾》。永樂版底本是蔡巴《甘珠爾》抄本，即《西天佛子源流錄》提到的“西番字大藏經”。可見，在漢藏文化交流的過程中，藏傳佛教經典、雕塑、繪畫技藝以及教義教理等都源源不斷地傳入了五台山，推動著藏傳佛教在五台山向一個新的台階邁進。

其次，藏傳佛教如同其他一切宗教一樣，無疑是統治階級可以用來維護統治的工具。元明兩代，五台山作為藏傳佛教聖地備受推崇和敬仰，其原因亦在於此。另外，五台山藏傳佛教的盛衰，還與封建的政治需要密切相關。五台山藏傳佛教的興盛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封建王朝的政治支持和經濟扶植。而封建王朝是否大力支持，則又取決於維護其統治的政治需要。“洪武初，惟因其俗尚，用僧徒化導為善。”

明太宗實錄

洪武六年，置烏斯藏、朵甘二指揮司及招討司萬戶府千戶所。後以元國公納木喀斯丹拜嘉勒藏等領之，又授八思巴之後監藏巴卜為大國師，授烏斯藏僧答力麻八剌為灌頂國師，並賜玉印。永樂中，承太祖之制，複先後封其番僧為大寶法王、大乘法王、大慈法王、闡教王、闡化王、輔教王、贊善王、護教王，凡八王，並給印誥，或間歲來朝。明成祖之所以分封眾王，是為了達到因俗而治的政治目的。

五台山

而對五台山佛教的地位，明成祖也早已意識到它的重要性。在《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名稱歌曲》卷四十八之《禦制感應序》中說：“朕惟佛道弘深廣大，超出三界，圓滿十方，慈悲利濟，普度群生。然其要在於使人為善去惡，積福修因，以共成佛道。朕間嘗取佛經所載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神僧名號，編為《歌曲名經》,俾人諷誦，歡喜贊歎。功德之大，不可涯涘。乃永樂十七年夏五月，遣人齎歌曲名經往五台山散施，以六月十五日至顯通寺。……於是四方之人來遊五台者，莫不頂禮贊歎。以為千載之希遇。大抵人之好善，惟在於誠而已，誠則純一無妄。貫徹內外，足以通天地。感鬼神貫金石，孚豚魚，雖極其幽遠無有不感通者。朕統臨天下，夙夜拳拳以化民為務。凡有所為一出於至誠，是以佛經所至，屢獲感通。

觀於五台之顯應，尤足征矣。今特命土繪為圖，且複為歌曲以系之。善信之士，果能誠心向善，日積月累，念念不已，將見生享榮華，世臻福慶。沒則往生淨土，受諸快樂。苟為褻瀆輕慢，不惟身受譴罰，狹及子孫。至於生生世世，永墮沉淪，不能消逝。嗚呼，作善獲福，為惡遭殃，征之以往，具有名驗。故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又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然則人之欲為善以祈福壽者，可不免哉，可不免哉。”

五台山

可見，統治者旨在利用五台山漢、藏佛教實現教化民眾之目的。而大寶法王、大乘法王大慈法王這三大法王到內地後，無一例外地都到五台山朝拜，則進一步說明五台山政治地位之高。

再次，較元代而言，明代寺院數量增加，藏族僧人巡禮人數、次數、時間增多，信徒增加等都標志著藏傳佛教在五台山真正開始了規模化的發展。具體而言，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宗教上，五台山藏傳佛教規模得到進一步壯大。元代傳入五台山的藏傳佛教教義主要是薩迦派的理論，而到明代，除薩迦派外，又有格魯派、噶舉派的思想傳入五台山，並且僧眾人數繼續增長。前文論述大慈法王文中提及，他居留五台山期間，常為來自各地的信眾(其中包括許多地方官員、蒙古王公)等傳授灌頂法，同時還為僧人傳授近事、沙彌、比丘、禁食等戒律，“按照他們各自的緣分降下佛法之甘雨，引領他們走上成熟解脫之道”。由於釋迦也失等人在五台山的引領與示範效應，之後不斷有藏傳佛教高僧來五台山朝拜。

據《明故大隆善護國寺西天佛子大國師張公墓塔記》碑載，張公可能為移居北京的藏族後代。碑文說“按公姓張氏，諱桑節朵而只，其先世山後人”。此公雖姓漢姓張氏，但實即藏人。1451年張公禮“清心戒行國師”。清心戒行國師名班卓巴藏卜，曾居上方山兜率寺，協助大國師班丹紮釋譯寫《寶集偈經》。張公曾身負重任，奉明朝皇帝之命，於1470年“奉敕命差往烏思藏封闡化王”。此時掌管西藏政教大權的是帕木主巴派首領闡化王第九代阿格王布，張公桑節朵而只以欽命特使身份往封，表明朝廷對西藏地方行使任命權，又反映其地位之高。

張公在西藏居九年，他“到彼處彰我聖朝及封恩賚之典，當時公之德化番夷，道載殊域”,說明明朝與西藏的關系密切，而藏僧在其中也發揮著重要的作用。1479年張公桑節朵而只自西藏返回北京，明帝賜宴，升其為國師，並封其為“淨慈利濟”名號，1489年被請於北京天寧寺“講習觀法”。1490年張公隱修於山西五台山圓照寺，“加持六字真 言，並修本尊佛啞曼答葛”(“啞曼答葛”意為“閻摩敵”,亦即西藏佛教之密宗大威德金剛本尊佛),這不僅是對元朝大威德金剛法的繼承和發展，也促進了五台山藏傳佛教的發展。可見，五台山藏傳佛教在規模上得到進一步發展。

文殊殿

政治上，隨著五台山與藏傳佛教關系的發展，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治關系也在同步發展。元代，烏思藏、阿裏地區(即今西藏地區)及廣大藏區，已納入其中央行政管理之下。明代則因襲元制。這種政治上領屬關系的確立，使五台山與藏傳佛教的關系發生了質變，也就是說，唐宋時期的宗教認同和宗教感情，到元明之際已從屬於或凝聚於政治一統的大前提下。

因此，明朝為了加強對邊疆的管轄，鞏固自己的統治，對五台山藏傳佛教也更加重視與尊崇，不僅在此大興土木、頻繁賞賜，而且安置藏僧前來朝拜，其中釋迦也失除得到修建寺院、傳授僧徒的允許外，還得到明成祖的制書慰問與封授，從朝廷對一個藏僧的重視和關心程度來看，足以說明五台山藏傳佛教的地位及作用。從中亦可見，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政治關系在深入發展。

文化上，漢藏僧人共同在五台山修習佛法、修建寺宇、舉行法會等，大大促進了漢藏文化的交流。如佛法交流方面：五台山著名漢族佛教高僧鐵林果禪師，曾拜藏族高僧為師，學藏密教義。弘治己未(1499年)三月上浣《行實碑》曰：“鐵林果禪師者，乃真定府晉州安平縣博陵郡名家之子也。父張林，母李氏，果生而不樂世俗，不茹葷酒，信善出家。父母遮其施好之意，似不得已遁入辟靜之處。自斷發為僧，隱向五台山鎮海寺，誓不下山，禁足於寺。

年成化元年(1465年)間，遂發心蓋造觀音閣一所，繪塑聖像畢矣。就此立限二十餘年，身不臥床席，日不過午飯，刻苦勵志，經曆寒暑，心不變動而立限大有功效也，已篤實感發十方，遊禮檀越見者、聞者，無不化也。後別鎮海，訪觀名山聖跡，至於殊祥古刹處，所見其草莽荊蓁，不知何代年間寺宇也。後的古碑，乃大元皇太後所建香火梵刹，果修重簷大閣五間、廊廡、僧舍、伽藍、祖師、山門等殿俱已完就。”鐵林果禪師行高道重，因此，朝廷頒給度牒，聽其自在修行，“

遂授西番教與欽差提督五台山兼管番漢僧眾清修禪師名下，為上首弟子。果名揚四海，德行超群。“清修禪師”即弘治八年(1485年)《重修玉華池敕賜萬壽禪寺碑記》中所提及的清修禪師端竹班丹。端竹班丹顯然是藏僧，而鐵林果禪師在其名下做上首弟子，說明鐵林果禪師是一位德行超群、名揚四海、漢藏兼通的禪師。又如語言文字方面：明武宗時，曾由禮部選人到北京大慈恩寺，“選習番漢(語言、文字)”,然後再派往五台山進行弘法。

又如明隆慶三年(1569年)《五台山風林寺徹天和尚行實碑記》提及的徹天和尚曾與大慈恩寺喇嘛王有過交流。《五台山風林寺徹天和尚行實碑記》載：“武宗皇上敕禮部選習番漢於大慈恩寺喇嘛王，名昨巴堅忝歸洞宗，於嘉靖(1522-1566)初年布禮台山，住於三塔寺，耳目視聞，確心錄集，我為聲荷之，謂徹天行實。

正德年間(1506-1521),代州迤南六十裏，初入崛峪深林，經行樹下，遇雪七日不移足，空中神言古基，掘之，果得石記，建龍安寺。”“我為聲荷之”表明二人確實有過佛法與語言方面的交流。再如寺院修建方面，漢藏僧人都曾進行了協作，如塔院寺大白塔、圓照寺、三泉寺等。《五台山大塔院寺重修阿育王釋迦文佛真身舍利塔碑並銘》曰：“逮今百五十年，山高風猛，陰極雨頻，腹基剝落，瓶盤廢墜，致往來之人視瞻不謹，緣本山欽差提督法王、覺義都綱並餘登塔，不忍傷殘，覺義大師暢然興心而欲重建。會議諸山高僧祖印、圓亮、繼祥、德胤、了用、常慧等六十餘人，各罄己資，或銀十兩、五兩，米十石、五石，聚少成多，力助其事 日法王、覺義、徹天、天竺四師命餘為文，以紀其事，勒諸貞瑉，永傳不朽。”由此可以看出，大白塔的重修是漢藏佛教以及印度僧人共同參與和完成的。

圓照寺

又《重修圓照寺碑》日：“自堅參師法王張兼管台山提督口口公、高僧天璽，同協阜平縣長者孫儒、弟孫孜昆，攜金幣躬詣台山風林院徹天大師修建。”可見，漢藏僧人及俗人都共同參加才完成了重修圓照寺的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