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文石：生態保護四十年

北京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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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百餘年來，北京大學始終與國家和民族同呼吸、共命運。特別是北大的廣大離退休老同志在劈波斬浪中開拓前進，在披荊斬棘中開辟天地，他們的功業載入史冊，他們的精神曆久彌新。這裏是北大一批老同志的回憶文章。他們的回憶，從不同的側面，勾畫出北京大學的發展曆程，記述了許多鮮為人知的故事，是了解北大歷史，乃至中國高等教育史的珍貴史料，也為我們理解北大傳統、傳承北大精神提供了一本生動的教科書。這是一封穿越時空的來信，更是一份矢志報國、不懈奮鬥的青春宣言。

個人簡介：
潘文石，1937年生於泰國曼谷，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北京大學大熊貓及野生動物保護中心主任，北京大學崇左生物多樣性研究基地主任。1961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生物系並留校任教。長期從事野生動物，尤其是大熊貓、白頭葉猴、中華白海豚的研究和保護工作，為生態文明建設作出了貢獻。

潘文石

從事保護工作這麼多年，我得到最大的啟示是：人類不能孤獨地行走於天地之間，人類應該與萬物眾生同生共存。

生態文明的出現是人類演化史上最偉大的事件之一。美國哈佛大學的威爾遜教授曾說過，如果全球的螞蟻被消滅了，全球許多生態系統也會隨之消亡，但假如人類消亡，那麼地球上很多生態系統就會隨之恢複。我想，這樣一個比喻很具有警醒意義。人類在地球上曾經很渺小，隨著逐漸發展強大，人類開始去傷害其他的物種乃至生態環境，這形成了過去非可持續發展的生活生產方式。但是現在我們認識到問題的重要性，我們要為了生命的未來去大聲呼籲，建立一種充分考慮生態環境保護的新生態文明。我工作研究的這40年正是為了這個目標。習總書記在十九大中號召“加快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建設美麗中國”，我想，這個目標終會實現。

我很小的時候就對自然、野外非常感興趣，那時最喜歡看的書是丹尼爾·笛福的《魯濱孫漂流記》和傑克·倫敦的《荒野的呼喚》，與野生動物近距離地生活逐漸成為我的夢想。讀大學時，我毫不猶豫選擇了生物系。就這樣，大學畢業後我成為一名生物學研究者，也成為一名生態保護者。

從事生態保護工作這麼多年，我愈發真切地感覺到生態保護絕不僅僅是一項研究。我經常對自己的學生說：“即使我們有1000篇論文和100本專著，但如果動物都滅絕了，老百姓依舊貧困，那麼這些論文、專著又有什麼用？”生態問題直接關乎生態環境的延續，關乎人類及其他物種的生存。保護生態多樣性，推動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和發展，作為保護學家，這份責任始終放在我的心頭。

保護秦嶺：留住熊貓的自然棲息地

1980年我開始了真正漫長的野外科考生活，我來到四川臥龍地區和秦嶺南坡地區研究大熊貓。

當時普遍的保護出發點是美學，因為熊貓是全世界所關注的珍稀物種，所以它們應該在地球上存在。也因此有很多研究認為既然熊貓在野外生活有困難，那就應該把它們放到動物園中飼養保護起來。但是到了熊貓棲息地，我很快發現根據這個出發點並不能真正保護熊貓生存下去。

物種應該在它們本身的棲息地生存、覓食，在那裏追求愛情，在那裏生和死，這才是對生命的尊重。如果這個物種在野外滅絕了，動物園中有再多也沒有意義。拯救一個物種最好的辦法就是在它的自然棲息地裏保護它所在的群落的完整性、穩定性和物種內在的遺傳多樣性。因此，我和我的團隊保護熊貓的目標始終是保全那些充滿野性的自由生活的種群，保護它們世代生存的自然棲息地——給它們留下最後的自然庇護所。

我們首先花了很久時間觀察記錄大熊貓的行為，這是了解研究它們的基礎。我們給熊貓戴上了無線電頸圈，頸圈每15分鐘一次發回它們的位置數據，我們要不分晝夜地記錄，一般是兩小時一換班。十多年的野外科考生活已經讓我形成了兩小時一醒的睡眠節律。秦嶺的冬季寒氣逼人，林業工人都下山過冬，但對熊貓的記錄不能停止。我和學生們住在四面透風的棚子裏，鑽進鴨絨睡袋，借著蠟燭微弱的光亮，用凍僵的手指記錄熊貓通過無線電頸圈發回的數據。

除了寒冷和疲憊，有時甚至面臨生死考驗。1982年，我在臥龍山區追蹤觀察大熊貓時不慎從200多米高的山崖摔下，重重地摔在一塊石頭上。性命雖保住了，但猛烈的撞擊撕裂了我的肛門。由於無法進食，我每天只能靠一勺蜂蜜和一個雞蛋在山上維持生命，其間的痛苦刻骨銘心。

1983年年底至1984年年初，四川地區死了8只大熊貓，碰巧60年才開一次花的竹子大面積開花了。於是，“竹子開花導致大熊貓死亡，要把野生大熊貓都圈養起來保護”的觀點甚囂塵上。但依據我長期的觀察和研究，我確信這樣做是不合理的。首先，大熊貓和竹子一起共存了幾百萬年，竹子幾十年就會開花一次，所以不會因為竹子開花大熊貓就失去了食物；其次，飼養野生熊貓會破壞它們的種群結構，而且還可能導致其繁殖能力大幅下降。隨著保護熱潮不斷升溫，大量資金投入到飼養場建設中，原本生活在荒野家園的大熊貓被送進飼養場，我心中非常著急。1984年10月，在山中簡陋的工棚中，我向中央提交了一份報告，用我親自觀察到的第一手科學數據和實證，陳述了我不贊成人工飼養大熊貓的原因。最終中央采納了我的建議，停止了大熊貓集中人工飼養的計劃。

在這之後我發現，熊貓生存的真正主要干擾因素是森林砍伐。如果秦嶺伐木者按照國家森林法控制的伐木強度伐木，熊貓和人就能夠在一個共同的環境裏生存下去。但是我去秦嶺的時候，痛心地發現人類因為經濟利益增長的驅使已經破壞了這種平衡，反過來人類生活也受到損害。秦嶺的原始森林被嚴重砍伐，水土也無法保持了，一場大水甚至沖掉了半個縣城。不僅熊貓沒法生存，百姓也沒有辦法生存下去了。

看到秦嶺當時這樣嚴重的生態危機，我同我的研究生們寫了一封致國家領導人的信，陳述了秦嶺的情況和建議解除危機的辦法。幾天之內就得到了回複批准，中央高度重視，命令立即停止采伐，安排職工轉產，批准在秦嶺南坡原先大熊貓的自然棲息地裏建立新的長青自然保護區。國務院出資5500萬元，世界銀行出資477萬美元來支持這項工作。

自然保護區成立一年之後，秦嶺的生態環境顯著恢複，熊貓和其他動物能夠安寧地生活，我就滿懷高興地離開了秦嶺。在我離開秦嶺的時候，最驕傲和最快樂的事情就是，看到熊貓嬌嬌、熊貓虎子和它們族群的生命，有如秦嶺南坡那些洶湧奔騰的河，在自己故鄉的沃土上綿延。

在離開的路上，我路過一個小城華陽鎮，看到那裏的情形我一下子驚呆了。華陽鎮自古以來是一個商貿重鎮，伐木興盛時期它是木材運輸買賣的中轉站，旅店、飯店、郵局一應俱全，非常繁榮。但是在我經過的時候，華陽鎮荒涼極了，街道空無一人，所有的商店、飯店都關門了。因為中央限制了伐木，華陽鎮衰落了。我當時心裏特別難過，一下子不知道自己做的事情是對的還是錯的，為了保護熊貓等動物的生命，讓百姓的生活變得這麼蕭條。我開始反思保護的方式，開始把人的生活作為保護工作中重要的考量因素，這樣的思想貫穿在我之後對秦嶺以及其他地方的保護行動中。

1990年3月，秦嶺山區，潘文石與熊貓虎子

但是，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20年後再看，環境保護和發展經濟並不沖突。現在的秦嶺已經恢複了生機，熊貓、亞洲豹、金絲猴、羚牛等不同的物種都和諧地在這個區域內生存繁衍，植被也都恢複得非常好，百姓也過上了安寧富裕的生活。幾年前我再次回秦嶺，看到他們發展生態旅遊、種植藥材。我在秦嶺有個老朋友叫王文書，他們家裏蓋了新房子，我問他兩個孩子的情況，他說都已經大學畢業了，一個在深圳，一個在漢中。一個原來貧窮山區的人，現在能夠供養自己的孩子上大學，並找到了新的工作機會。動物、人與自然真正實現和諧共生，我感到特別欣慰。

保護崇左：保護猴子，要先改善百姓的生活

白頭葉猴是一種生活在喀斯特山地區的美麗的猴子，但也被公認為世界25種最瀕危的靈長類動物之一，在我國被列為一級保護動物。以前人們對它知之甚少，20世紀90年代，僅有廣西崇左70—80平方公里的石山上生存著4個種群的白頭葉猴。

1996年年初，我來到了崇左弄官山區，當地的條件比較艱苦。住的地方很難找，我只能蜷縮在一個廢棄軍營的破房子裏，牆壁四處開裂，沒有門窗，更不用提水電了，稻草堆上鋪一張草席子就是床。但我仍然非常喜歡這房子，在外面寫上了八個大字“君子之居，何陋之有”。沒有足夠的食物，我常常餓得頭暈眼花，難以入眠。但為了研究，生活困難都不算問題。

2013年12月8日，一只6歲大的公猴來到研究中心前面與潘文石合影

20世紀90年代，崇左還未脫貧，貧窮的人們為了一點薪柴，破壞了大片的森林。森林被破壞後，水土流失，生態惡化，人們的生活更加困難。那裏的生活像是一種無限進行的惡性循環：窮困，砍伐、偷獵，更加窮困，再去砍伐、偷獵。最終導致整個生存環境被徹底破壞。我走訪了幾處山林，很多山上幾乎沒有樹。看到一個幾乎毀滅的生存環境時，我心情非常沉痛。惡劣的生態環境其實是人類和猴子共同面臨的生存瓶頸，人類的生存甚至更困難，因為猴子還可以尋找到山壁石坑中下雨存積的水，但老百姓不可能爬到懸崖峭壁上，他們只能飲用一些很髒的水，這引發了很多疾病。

面對這種“人比猴子苦”的惡劣環境，我認為，崇左自然保護的核心問題，首先是提高當地人的生活水平，然後白頭葉猴才會有希望。要保護猴子，先要改善人的生活。

村民砍伐森林是為了燒木材作為能源，如果能夠推廣沼氣作為替代能源的話，他們就不會再去濫砍濫伐。那時我剛剛獲了福特基金會一個10萬元獎金的環保獎，我把獎金全部拿出來在山村修建沼氣池，並在村口貼出了收購牛糞的告示。結果，家家戶戶都搶著送來牛糞，百姓很快地就發現這種能源的好處，很容易就接受了它。村民的水源也是個大問題，我又聯系北大生態文明中心出資給村民修蓋水池，改善他們的用水情況。一些因為衛生條件問題而引發的疾病肆虐村莊，比如肝病、婦科病等，我就從北京請來醫生為村民醫治。村裏小學的硬件情況很糟糕，孩子們的學習難以保證，我想辦法募集資金建了一座安全的新教學樓。

但要最終改善貧窮問題，僅僅依靠救助款是不夠的，百姓需要掌握收益更高的生產方式。我建議他們種植適合該地氣候、土壤的甘蔗等經濟作物，政府很快就出資資助農民種植甘蔗，牽線糖廠來該地投資建廠。老百姓的收入年年增長，原先貧困山區的村子裏幾乎80%的人都有錢蓋新的房子了。隨著村民生活越來越好，對森林的破壞也逐漸停止。

我的方向雖然主要是生物基本問題研究，但是我堅持利用一些力量去關懷老百姓，即使投入不多，效果卻是巨大的。我們有很多宏偉的城市和高樓大廈，但我們還要看到在那些最偏僻的角落仍然有貧困的一群人，那裏也恰恰是人和動物生存的危機前線。

我畢生研究的願望就是，通過我們的努力能夠和諧地處理這些生命之間的關系，根據當地動物生命與百姓生活的實際狀況，尋找到一種合適的方法，幫助他們建立起自我創造、良性循環的生態環境。

在廣西這20餘年來，我不斷地宣傳可持續文明的思路，我想去影響政府、百姓來為環境作出更大的努力，從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府到小學，我都會去作報告宣傳保護思想和生態文明。大家都接受了這種新的倫理道德之後，事情就會發生很大的變化。我清楚地記得，有一天早晨，三位農民發現了一只偷獵者鐵夾子上的白頭葉猴，他們趕忙把白頭葉猴解救下來送到我這裏，他們拒絕了我的酬勞，認為這是他們應該做的事。

最終生態環境會因此大大受益，弄官山白頭葉猴從1996年的100只左右增長到現在的900只左右。經過秦嶺和崇左兩個地方的保護實踐，我們的團隊逐漸探索出一條兼顧珍稀物種、生物多樣性保護和當地人民生存發展的有效途徑。

北部灣：“綠水青山”和“金山銀山”的雙贏

2003年，我聽說三娘灣棲息著中華白海豚後，立即帶著我的團隊前去考察。30年前白海豚的分布從北部灣一直到長江口，但是現在在世界瀕危物種紅色名錄上已經屬於極危物種。我們在兩年時間裏收集到了18萬張照片、上千段視頻及數千個GPS定位點，確認三娘灣海域的中華白海豚種群數量正不斷增加，是世界上最健康、最有繁殖能力的群體，北部灣剩下的這100多只中華白海豚正是這個物種最後的希望。

白海豚主要棲息在北部灣欽州市的東部地區，因為這裏過去屬於尚未開發的空地，北部灣新建的工業基地也選址這裏。其中，緊靠大風江入海口的三娘灣，非常適合建設大型修造船項目，故被規劃為造船工業開發區。2004年，我向政府提交重新規劃工業區的建議，向政府說明北部灣地區是全球保護生物多樣性的熱點地區，這裏生存著許多獨一無二的珍貴物種，於此設立工業區帶來的工業汙染和人口增加會大大影響白海豚等物種的生存。

北部灣政府很快就接受了我的建議，我們達成了追求自然保護與經濟發展“雙贏”的共識：北部灣地方的生物多樣性對我們子孫後代的生存是非常重要的，保護刻不容緩；但是北部灣作為國家開發區，當下也很需要有經濟增長，沒有經濟增長的社會是不完善的社會，我們不能為了保護自然就回到吃不飽穿不暖的原始階段。

半年之後，北部灣的整體布局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欽州市政府將工業園區西移集中在北部灣的西面，遠離北部灣東邊白海豚的棲息保護區。工業區與海豚自然保護區之間也建立起了保護線——修建了一條三墩路作為界線。相關工業企業也主動再增加約3億元投資以購入汙水處理設備，將排汙標准提高到接近零排放。這樣，白海豚能夠在這片沒有被破壞的環境中自由自在地生長，這個物種的希望也被延續下來。

白海豚自然保護區沿岸原先有一些漁村，我建議保留下來，漁民仍然保持養殖水產的生產模式，這其實能夠促進生態和諧。近海養殖的生蠔、沿海灘塗生長的沙蟲，都對環境質量十分敏感，它們也能夠成為白海豚生活環境的監測指標。更重要的是，它們是當地群眾增收致富的重要來源，現在欽州已成為全國著名的生蠔養殖基地。

欽州的實踐很好地證明了經濟發展和生態保護並不矛盾，可以是“魚和熊掌兼得”的共贏關系。對海洋生態環境和水質極其敏感的中華白海豚的數量從21世紀初一直在增長。我也聽欽州政府說，10年間欽州GDP從不足300億元躋身“千億元俱樂部”，“大工業和白海豚同在”已經成了欽州的生態品牌。

今天，當我們面對大海，站在欽州市三墩路的分界處，朝西邊看是欽州保稅港區的現代化工業園區和一個個大型的儲油罐，轉向東邊就可以看到一小群白海豚自由自在地巡航在蔚藍的海面上。三墩路已經不僅僅是一條普通的路，它象征著一項偉大事業的召喚和責任，為了子孫後代的安全與幸福，欽州人必須迎接時代的挑戰，既要發展經濟，也要保護自然。

許多國家曾經走過“先汙染，後治理”的彎路，但今日不同往昔，如今，“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深入人心。通過合理科學的保護方式，社會經濟快速發展中的生態保護也成為可能，實現“美麗中國”之夢正依賴這種生態友好的良性發展方式。

我們生態保護工作者的這些努力只是一部分，解決問題的主力始終是政府。只有政府才有力量去幫助百姓解決問題，去恢複那些被破壞了的生態系統，去改善環境。在人們的想象中，環境學家和政府的關系往往是不和諧的，環境學家呼籲保護環境似乎就要限制政府行為。但是我的經驗充分表明，生態保護工作者和國家政府能夠和諧地合作，目的都是為了百姓的生活，為了國家長久的發展，為了人類與地球的繁衍生息。

2013年，兩只中華白海豚把頭探出水面來觀察潘文石

積累了這麼多年的生態保護經驗，我逐漸形成了一整套“生命教育”的教育理念，這也是我發起成立欽州市文實中學的初衷——從孩子起，就注重培養他們對生命的熱愛，讓他們感知自然的神奇與可貴。我常常邀請孩子們來到野外參觀，親自帶著他們穿越繁茂的樹木和灌叢，仔細觀察白頭葉猴們的生活。看到山林的生命力深深植根於茂密叢林、奇幻懸崖和小溪農田之中，看到學生們在生態體驗中獲得的那份快樂，我倍感欣慰。

我願在荒野終老

大自然中永遠蘊含著生命的驚喜。2009年10月，我們在廣西江州木欖山附近山洞中進行環境考察時，偶然找到了距今約11萬年的早期現代人的下巴頦。這個發現足以證明左江流域過去是早期現代人類的伊甸園，同時也為現代人多起源學說提供了新的有力證據。同年，我的隊伍在秦嶺野外研究又取得三項發現，首次發現了動物中的隔代照料現象，猴子的爺爺奶奶、姥姥姥爺會照顧孫子孫女、外孫外孫女……這些新發現引領著我繼續探究生命的奧秘。

回首已經走過的路，我總覺得自己就像傑克·倫敦筆下的布克，由於一個偶然的原因落入北極荒原，從此就心甘情願地在漫漫的雪野裏追趕獵物。我的精神世界與布克一樣，洋溢著對野性的虔誠向往。

大學期間攀登珠峰的經曆是我堅定夢想的關鍵經曆，那是我一生最難忘的記憶。從1958年5月至1959年10月，我隨中國第一支珠穆朗瑪峰登山隊，先赴甘肅的祁連山攀登“五一冰川”，後到西藏的念青唐古拉山，再後來進入珠穆朗瑪峰北坡登山和進行科學考察……在冰山雪野中，我真正地感受到生命存活下來的艱難，但同時也堅定了我人生的志向，從此決心走上研究自然的苦旅之路。如果沒有參加珠穆朗瑪峰的登山考察科考活動，也就沒有我今生的科學生涯。

2018年是北京大學百廿校慶，北大山鷹社登上了珠峰，將“北大精神，永在巔峰”的口號留在了世界之巔。我感到非常高興，給北大山鷹社寫了封賀信，信中說：“我對於登山活動的熱愛就在於，一種發自內心的激情，一種在雪道苦旅上的感悟。”“我已經81歲了，年齡和體力均在衰退之中，但北大山鷹社的精神無時不在鼓舞著我在當今地球上最後的荒野上空飛翔，直到那一天，我已成仙，不為別的，只為萬物蒼生的喜樂平安。”

我的研究曆程也仿佛是攀登一座高峰，但是，我的探索之峰永遠沒有山巔。如今，我雖然已經八十餘歲了，但是我目前的身體狀況和精力仍然足以支撐我搞研究，那麼我想我的保護和研究就要繼續做下去，繼續攀登下去。前段時間，廣西潿洲島附近發現大批布氏鯨，這引發了我的關注，我正在積極籌備赴潿洲島實地考察，准備開啟學習、研究的新篇章。

科學之路沒有盡頭，我願在荒野終老。

(采訪、整理：陳震坤、王藝遙)

信息來源： 離退休工作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