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文字載體”：商朝考古重大發現，難怪周人知道堯舜禹夏_歷史長河__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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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知識小天堂

在中國悠久的歷史長河中，上古時期以其神秘莫測而著稱，無數文人墨客和史學家曾為之傾倒，試圖揭開那段遙遠時代的面紗。司馬遷在《史記》中慨歎“學者多稱五帝，尚矣”，意指五帝之事雖被廣泛提及，但終究因年代久遠而難以確鑿考證。然而，通過不懈的努力，歷史學家們逐漸發現，那些看似飄渺的上古記憶，其實並非全然虛妄，而是以某種方式被後人精准地記錄下來，流傳至今。

記憶的印記：從“茹毛飲血”到“結繩而治”

《禮記》中的記載，為我們描繪了一幅上古社會的生活圖景：“未有火化，食草木之食，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這些文字生動形象地展示了原始先民的生活狀態，雖然與現代文明相去甚遠，卻深刻烙印在了歷史的記憶中。更令人稱奇的是，即便在周代已告別這種生活方式後，人們依然能夠准確描述上古時期的種種細節，這不禁讓人好奇：這些精確的記憶是如何跨越千年的時光鴻溝，傳遞到後人的手中的？

同樣，《周易》中關於“上古結繩而治”的記載，也為我們提供了另一種上古治理方式的線索。結合馬克思在《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摘要》中對印第安人結繩記事的描述，我們似乎能夠窺見一種跨越文化和地域的原始記錄方式。然而，商末周初時，中國已普遍使用文字，為何《周易》的作者還會提及上古時期的結繩記事？這背後隱藏的，不僅是文字發展過程中的一次重大變革，更是人類文明傳承方式的一次深刻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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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的起源與載體的演變

要解決上述疑惑，我們不得不從文字的起源和載體的演變入手。1985年，河南鄭州中原區石佛街道的“小雙橋遺址”考古發現，為我們揭示了商代中期文字使用的確鑿證據。這一遺址不僅證明了商代中期都城的存在，還通過出土的朱書陶文和刻畫陶文，展示了與甲骨文一脈相承的文字體系。這一發現不僅打破了甲骨文是中國成熟文字之始的傳統觀念，更將中國文字的歷史向前推進了數百年。

進一步考察，我們不難發現，早在距今5000年前後的新石器時代晚期，中國就已經出現了較為成熟的文字系統。如蘇州澄湖良渚陶罐刻文、上海馬橋遺址文字、陶寺遺址朱書等，都是這一時期的典型代表。然而，令人困惑的是，盡管當時已有成熟文字，但考古發現的相關記錄卻寥寥無幾。這背後的原因，很可能與文字載體的選擇和使用方式有關。

簡牘：上古文字的神秘載體

隨著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個逐漸清晰的事實擺在我們面前：簡牘可能是上古時期最為重要的文字載體之一。安陽殷墟大司空村出土的牛骨刻辭中，行與行之間劃有豎線的排版方式，與竹簡的書寫習慣高度相似。同時，甲骨文中的“聿”字手持筆書寫的象形形態，以及“典”、“冊”等字的字形構造，都進一步印證了簡牘在古代中國的廣泛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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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結合甲骨文卜辭邊緣遺留的書寫痕跡和古代中國早已出現的軟筆記載，我們可以推斷：商朝時期的日常文字書寫主要依賴於簡牘。這種成本低廉、書寫便捷的載體，不僅滿足了商朝龐大的政務文書需求，也為後人留下了寶貴的文化遺產。而甲骨、陶器等特殊載體，則更多地被用於占卜、祭祀等特殊場合的文書記錄。

文明的傳承與歷史的印證

通過對簡牘作為文字載體的深入探討，我們不難發現：上古中國的歷史傳承之所以能夠得以延續，很大程度上得益於這種便捷、經濟的記錄方式。正是這種未斷絕的歷史傳承，使得古史中的許多細節能夠與現實考古發現大致吻合，從而提高了中國古史的可信度。

進一步延伸思考，我們不難推測：夏朝及更早的上古時期，很可能也采用了類似的文字載體來記錄歷史和文化。盡管這些簡牘因河南一帶的特殊環境而難以保存至今，但它們的存在無疑是毋庸置疑的。這種推測不僅得到了史書記載與考古發現的雙重印證，更為我們理解上古中國的文明傳承提供了重要線索。

結語：文字背後的文明之光

綜上所述，中國上古歷史的迷霧並非不可穿透。通過對文字起源、載體演變以及歷史傳承的深入探究，我們不僅能夠揭示那些看似遙遠的記憶背後的真相，更能深刻感受到中華文明的博大精深和源遠流長。在文字與載體的變遷中，我們仿佛能夠聽到遠古先民們的低語，感受到那份跨越千年的文化傳承之力。這種力量不僅讓中國古史煥發出勃勃生機，更為我們理解人類文明的發展軌跡提供了寶貴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