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波疫情卷土重來，法德重啟封鎖令，為何各國措施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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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大瘟疫》，<英> 馬克·霍布斯鮑姆著，谷曉陽/李曈譯，新思文化|中信出版社2020年5月版

縱觀全書，作者雖對醫學技術進步與細菌病毒免疫學科學認知發展著墨甚多，但視角並不單一，字裏行間始終滲透著深深的人文思考與針對科學進步的批判反思，指出盡管現代醫學及相關的流行病學、寄生蟲學、動物學和分子生物學都獲得了跨越式發展，但醫學研究人員大都還是會傾向於固守某種特定的範式和疾病病因學理論，對那些已知或未知的病原體威脅缺乏敬畏和警惕之心。

對此，他特別強調：對於人類歷史上最為嚴重的公共衛生災難制造者——1918年大流感而言，醫學界就過分相信了著名細菌學權威專家科赫門生普法伊費爾的理論，堅持認為這種流感不過是微小的革蘭氏陰性細菌傳播引發的，可以像霍亂、白喉和傷寒症那樣研究出相應疫苗，且和其他流行性感冒一樣，於人體尤其是年輕人身心健康威脅不大。對此，作者感歎指出：這種錯誤觀點影響極大，直接導致了幾千萬民眾死於大流感病毒，雖然當時也有很多研究人員曾懷疑大流感是由某種“可濾過的病原體”引發，但多年後，流感由病毒而非細菌引發的理論才得到普遍接受。

在作者看來，現代醫學隨著病毒學、人工藥物制造與基因分子學等醫學高科技的發展，以及抗生素等新型人工合成藥物出現並進入批量生產之後，醫學開始邁入到“無所不能的大英雄主義時代”，人們日益相信他們已經掌握了過去塑造人類進化的那種自然力量，相信現在他們可以掌控自己的生物命運和文化命運，對於徹底地征服與消滅傳染病存在過分樂觀的情緒。

西班牙大流感

對此，作者非常擔憂，在書中不斷提醒人們需要保持警惕，強調世人不可過分輕視流行病的變異發展。他在書中特別引用了洛克菲勒研究所研究人員勒內·迪博的話，強調這種樂觀情緒不過是一種假象，因為人類與其他任何生物體一樣，都是極為複雜的生態系統之組成部分，通過無數環節與這些系統內的其他所有組成部分聯系在一起的，因此，人類不可能徹底擺脫疾病，大自然將會在未來的某個時刻突然地予以人類難以預見的反擊。比如，當20世紀50年代的抗生素發展鼎盛時，人們因為對於征服與消滅疾病的前景過於樂觀，故而完全忽略了這種警告，不久之後，美國就出現了直到現在也沒有完全征服的流行病——艾滋病。

由於針對流行病觀察視角的多樣化，作者對人類社會認知與防控流行病的路徑描述雖主要集中於生物醫學層面的成就與反思，但也並未忽視生物醫學領域之外流行病本身所顯現的社會文化寓意，且對這個領域做出了較為深入的解讀，強調這也是流行病之所以能夠造成巨大影響的關鍵要素。在他看來，那些影響極大的流行病不僅有其生物科學的屬性，更有其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等宏大寓意。

作者的這種解讀在全書第六章有關艾滋病的描述中體現得最為明顯，他在此章節中特別強調指出：艾滋病最初之所以能夠出現，與殖民時代中非赤道地區的新修鐵路和公路修築規劃息息相關，認為這項規劃使得大批男性勞動力湧入農村地區，破壞了兩性關系的穩定平衡，滋生了賣淫習俗，並擴展到大型城鎮中。而且，作者也注意從文化習俗角度考察艾滋病，認為美國同性戀解放運動的發展進一步沖破了性禁忌的束縛，從而極大助長了艾滋病的傳播，紐約和舊金山公共浴室更是成了吹噓濫交男性進行無保護肛交的聚集場所，強調這種百無禁忌的文化模式使得美國一度成為艾滋病感染的重災區。

各國會采取不同的防疫措施，並賦予疾病以政治文化寓意

在應對流行病滋生與擴散的社會認知層面，作者雖然從生物科學發展視角給予艾滋病患者與社會大眾以寬慰安撫，強調即便艾滋病難以完全治愈，但也不再意味著必死無疑了。不過，與艾滋病的治療進展相比，作者很顯然更為關注此類疾病所引發的諸多非必要性的無謂恐慌、歇斯底裏和汙名化謬論，一再強調人們要以將艾滋病妖魔化所導致的各類仇視與整個社會恐慌情緒蔓延為教訓，避免此類事件重演，真正做到以史為鑒。

對此，他特別指出當時美國以共和党參議員傑西·赫爾姆斯和道德多數派領袖傑裏·福爾韋爾等保守派政客為代表，將艾滋病視為“上帝的審判”，認為它是對“變態”同性戀生活方式的神聖懲罰，還有人認為艾滋病毒是與伏都教息息相關的，並且尤其愛襲擊海地人，還有人指出此類病毒是混在彗星尾巴裏由外太空進入地球的，更有陰謀論者強調該病毒是由五角大樓、制藥巨頭和中央情報局合謀，在生物武器實驗室中制造出來的。

此後，隨著艾滋病研究的進展，由於人們意識到該病毒的不可治愈，可通過血液與體液傳播等特質，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整個社會的“恐懼大流行”。有關這種疾病形象的錯誤塑造，作者認為科學家與醫生群體需要負主要責任，因為以美國法國科學家為代表的學術爭論影響了人們對於艾滋病的科學認知。在作者看來，這些對於艾滋病的過度解讀都體現出當代人類社會的病毒不再是單純的生物科學意義上的微生物，而是被不必要地賦予了諸多社會經濟與政治文化內涵。

對於此類認知和應對流行病的非理性傾向，作者的解讀貫穿全書，這其實是提出了有關疫病問題的政治與文化面相，與各國政府、民眾、團體組織面對疫病時的社會認知與應對態度息息相關，而這又是與各國民眾與政府的觀念、制度與文化信仰體系息息相關的。在世界全球化、工業化與城市化高度發達的今天，引發流行病危急的微生物病原體擴散更加容易了，幾小時就可跟隨國際航班跨越江河湖海，感染每一個人，並迅速在擁擠的大都市裏造成成千上萬人士的患病。

德國反封鎖措施的抗議

不僅如此，人們在患病後，又會由於觀念制度與文化上的差異，采取了多樣化的疫病防控管制，並可能因為各國國情與文化的不同而針對某種病因不明、醫治無效的流行病賦予政治文化寓意。無論是作者書中提及的商業地產商等影響政府防疫決策的既得利益者，還是各大城市不同媒體間出於商業競爭而引發的疫情報道誤導使得民眾普遍滋生過分恐慌的歇斯底裏不良情緒，都是流行病被賦予了特殊含義的典型案例。

所以，我們不僅要從生物科學的角度從病原學與傳播學意義上徹底消滅疫病，還要緩和撫慰流行病給整個社會各大領域所帶來的惡劣影響，尤其要根除助長流行病蔓延的社會經濟與政治文化環境，只有做好這類事務，人類才有可能真正戰勝疾病，這或許是作者在書中最想表達的觀點。

總之，在《人類大瘟疫》一書的謀篇布局中，作者既能按照生命科學理性客觀邏輯，向讀者詳細介紹疫病的基本感染軌跡與具體症狀，又能在讀者們充分了解流行病暴發的前因後果真相基礎上，以疫病為聚焦點，揭示疫情處理過程中的各種利益糾纏與思想博弈，使得人們看到了流行病背後所隱藏的社會經濟政治文化要素，讓單純的流行病研究超越了單純病原體、感染地域、民族國家與個體受眾的界限。從長遠意義來看，這種寫法不僅有助於人們更好地理解與認知人類社會的流行病問題，也能有力推動學術界疾病史研究的深入進展。

作者 | 王廣坤

編輯 | 徐悅東 張進

校對 | 趙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