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傳統文化中，人格理論具有極重要的地位，這也是儒學的核心

真子看世界

優質創作者

這種道德型人生哲學在中國古代文化機制中產生之後，對傳統人格的鑄造作用是巨大的。一方面，這種人生哲學培養了無數的民族英雄。正是由於儒家強調經世致用，關注人生，才培養出成批憂國憂民、具有高度責任感的志士仁人。但另一方面，由於儒家偏向道德追求，也由於儒家後期的蛻化，以理滅人，導致中國傳統人格的“自我”缺失，養成國民怯懦、虛偽，逆來順受、麻木不仁、因循、安貧樂道等痼疾與積弊。

其實站在今天這樣一個高度的中國人，應該看清儒家人生哲學中雖有其值得批判繼承的一面，但反思傳統儒家人生哲學，更要看到其消極的一面，對傳統儒家人生哲學進行改造，建立起我們時代新型的人生哲學，這是今天文明建設的一項重要任務。中國自兩漢之際從印度傳入佛學，在經過中國化以；後帶上了許多儒學的色彩。它在人生觀上比儒學的“三綱五常”沒有更多差別。

可以說有過之而無不及。佛學對；人生的戒律是不勝枚舉，人在這裏完全成了一種佛的工.具，佛認為怎樣才能修成“正果”，人就循規蹈矩地去：怎麼幹。他們不能自己想怎麼幹，而是佛要求這麼幹。這不是沒有了自我了嗎？後來到隋唐慧能和尚創立了禪宗，除去了一系列的規矩，使人走向一種自然，這實際上已不再是以前的佛學，而是一種儒道佛交融的結果。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著宋明心學。去掉一切陳規也正是要求人的自我獨立的表現。

然而佛道人生哲學在不同程度上對儒家人生哲學有所補充，使中國人生哲學變得多元化，而不是單一的，但儒家倫理的統治地位並不因此而有所動搖。德性之知是本，聞見之知是末。而他學文的目的也是為了仁、禮、忠、恕、孝、悌、信、直等等德性之知。孟子根據“側隱之心”四端推出仁義禮智的道德心性本有之說，更進一步以德性之知涵養聞見之知。

儒家思想家當中比較注重聞見之知的是荀子、朱熹和王夫之，但是基本上他們仍以德性之知優先於聞見之知，並不承認這兩種知識的平等地位。站在儒家泛道德主義立場，“知”本身並沒有獨立的存在意義與價值，它只是為了“行”的目的而存在，這一切都在不同程度上沖擊了儒學對人生的禁錮，而敲擊著自我回複與人格覺醒的警鐘。

所以曆代許多文人墨客在：信奉儒學以求伸張大義於天下而受到挫折無法達到目的；時，往往轉向道學，尋求一種解脫。先秦時期的百家爭鳴局面，各派的政治主張、價值觀念和理想人格設計，爭長論短。其中，尤其以儒、道墨三家為重。儒家尤重理想人格設計，並深信不斷的修養能提升人格的層次。儒家以使命感立世，較富理之自然義，極高明而道中庸；道家以應化義遊世，較富理之應然義，極廣大而盡精微。然而，二者卻在“內聖外王”的認同中找到交合的契機。

曆來為中國文人士大夫所推崇、效法。從“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這條傳之久遠的箴言中，可見一斑。“博大完人”是墨家理想人格，具有兼相愛、交相利、愛無差等，不避親疏的意蘊。其人格特質有四：富有思辨的頭腦，奮鬥的韌性，朱熹的醇儒……向人們展示出每個時代的理想人格設計。從中國傳統文化理想人格設計的煊變中，我們可以得出這麼個結論，儒家的理想人格設計，是中國傳統文化理想人格設計的主流，盡管有墨家、楊朱、魏晉玄學等理想人格設計與之相抗衡，但終究敗北消隱。而儒家理想人格設計卻日益發達，中經宋明理學家在儒、道、釋合流基礎上的系統化，更奠定其不可動搖的主導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