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喪文化”不應成為時代“寵兒”

翟海潮

財經領域創作者

文化源於生活，根在人性，又因時代而生。

任何文化都代表一種特定的價值觀。在諸多文化現象中，總會出現一些現象，或積極、或消極，或正能量、或負面，我們把在特定群體中流行的這種現象稱作亞文化。

歷史走向從不會預設，亞文化也可能成為主流文化。有時候，亞文化也會站在歷史風口上，它不僅會影響歷史走向，還會主導歷史發展。

在我國近代史上，影響最大、最廣、最深遠的，是著名的“五四文化”。

1919年各種新思潮湧現，其實，當時的中國不僅有進步的熱血青年，更多的是像魯迅筆下“阿Q”、“閏土”、“孔乙己”、“祥林嫂”以及在小說《藥》中的“老栓”等人物，這些人物的共同體特點是“頹廢”，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躺平”。

最近一個時期以來，隨著“佛系”、“躺平”等網絡熱詞的出現，“喪文化”逐漸成為一代人的亞文化。它反映了一部分青年群體中的頹廢、絕望、悲觀等情緒，而且這一群體似有擴大趨勢。

那麼，這種“喪文化”是在什麼樣的背景中產生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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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一：市場化改革帶來激烈競爭

眾所周知，我國的市場化改革開始於上世紀九十年代初。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開，標志著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框架基本確立。

之後的“醫改”、“房改”、“醫改”，把與民生關系密切的領域推向市場，伴隨著“國企改制”、“下崗”、“分流”等殘酷的“砸飯碗”過程，人們的生活越來越貴，生存壓力也越來越大。

這一背景下成長起來的一代人，目睹父輩的含辛茹苦，他們雖然看到了“艱辛”，卻並沒有感受到太多“苦”。因為這個時代，生活的確越來越貴，卻也越來越好。

不知從何時起，社會上流行起了“我們走得太快，靈魂都跟不上了”、“幸福看起來很物質，實際上很精神”等感染力很強的語句。

生活變好的人們，幸福感並沒有增加。物資生活豐富了，人的精神生活卻異常匱乏。

這種撕裂的成長，給這種環境下的人帶來一種錯覺：一方面是巨大的生存壓力，另一方面是無盡的物資追求，而精神空間被壓榨得越來越少，這種壓力成為一種情緒。

1993年的一部電視劇《我愛我家》，時隔多年之後，一張“葛優躺”的圖片，再次在網上流傳，“季春生”這個故事主角蹭吃蹭喝的形象，引來網絡上成為熱議，這成了“喪文化”的最早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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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二：計劃生育帶來窮家富養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我國施行計劃生育政策，由開始的“提倡一胎、限制二胎、杜絕三胎”，到“只生一胎”好的政策導向，孩子越生越少，養孩子費用越來越高。1987年，隨著一部電影《中國的小皇帝》播出，“獨生子”成了中國家庭的“小皇帝”。

傳統的中國文化中向來注重“再窮不窮孩子”家庭觀念。特別是幾千年來占據中國社會主流價值觀的儒家文化，中國家庭一直是重男輕女的男權模式。“小皇帝”的出現，一度有人認為男孩因缺少陽剛之氣，中國社會呈現出“陰盛陽衰”特征。

相反，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末，與本世紀初的南方打工潮中，湧現了大量的電子廠

女工

。有的家庭兩三個女孩，卻只有一個男孩，男孩在家中的地位處於“被保護狀態”。這種被富養長大的男孩自然就沒了陽剛和血性。這直接成為“喪文化”的客觀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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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三：互聯網迅猛發展推波助瀾

60後、70後，在兒時的記憶中有很多有趣的“遊戲”，他們是聽著大人們講述的各種民間故事長大。而到了九十年代後，電子遊戲，互聯網遊戲等盛行。“互聯網”文化熏陶了一代人，也影響了整個社會。

其實互聯網的最初用途在於軍事領域，但隨之被迅速推廣，從最初的信息傳播，到制造信息。一時間，信息爆炸、信息革命導致各種信息泛濫。這給整個社會，特別對涉世未深的孩子帶來很大挑戰。“真的”、“假的”、“好的”、“壞的”、“對的”、“錯的”等信息讓人難以辨別。

以互聯網為載體，甚至一個創意就會帶來一場風暴，一個現象就會催生一種文化。“喪文化”就是乘著互聯網之船，從人性的深處被呼喚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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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四：經濟發展轉型期的陣痛

從1978年改革開放至今，已經四十多年，任何經濟體在經歷高速增長之後，都會放緩腳步。而每一次放緩都是一次調整或轉型。其實，從建國以來，我國的經濟已經經歷了兩次轉型，分別是1978年農村改革和1992年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當前正在經歷第三次換擋。

經濟發展的轉型期，一般具有四個特點。

一是機遇和挑戰並存。對於習慣了以往生活或工作方式的人們是一種挑戰，對新生力量和階層轉換者來說則是機遇。

二是各種思潮泛濫。特別是一些所謂的亞文化滋生，社會轉型期往往伴隨著價值觀的調整。

三是利益分配格局調整。夾縫中生存的社會群體普遍缺乏安全感，這導致了一種浮躁情緒。一部分人認為，與其抗爭，不如躺平。甚至有人看到別人“躺賺”，心感不平，於是“憤青”、“路怒”、“渣人”成了“黑色”的風景。

不良情緒的滋生，一方面期許社會管理加強，一方面又因嚴格的制度和法律紅線，給人帶來壓抑、沉悶感。

四是社會階層分化。勤者自強，庸者自毀。為保社會穩定，這時候國家往往會出台各種托底政策，自毀者“躺平”在社會的“保險箱”內，成了“看熱鬧”的人，偶爾還會制造一些消極言論，很多不良文化都是這些人制造。

“喪文化”如精神毒品，已然影響部分人的價值觀，正侵蝕一代人的健康心靈。它絕不應成為時代“寵兒”，而應作為“棄兒”，被時代拋棄。而代之以健康文化給整個社會帶來活力和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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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鑫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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