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倦怠》作者：為何我們不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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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倦怠，為何我們不想工作》“為什麼那麼多人會在工作中燃盡自我，以至於精力耗竭，消極厭世，以及為什麼年輕人越來越不願意工作、討厭上班，希望一勞永逸地‘家裏躺’？”波波夫認為，工作倦怠並非只是一個在辦公場所才存在的問題，也不僅僅只是員工自己的問題，它是一系列因素所共同鞭撻出的現代文明的傷疤。

“生活在21世紀20年代的年輕人，正面臨著有史以來最具挑戰性的就業環境，高校擴張，文憑去魅，畢業生可供挑選的職業變少了；繁榮的服務業並沒有帶來想象中的輕盈未來，在平台經濟中，更多人奉獻出比傳統崗位更多的汗水和時間；另外在消費主義和互聯網兩股大潮的沖擊之下，傳統的工作倫理也已經分崩離析，”波波夫說，“所以，如果你還拿著‘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標准去評判今天年輕人的幹勁，自然無法理解‘三和大神’躺臥街頭的閑散，也無法理解‘竊·格瓦拉’毫不掩飾對打工的蔑視，更無法理解啃老、蟄居、尼特這些層出不窮的不工作人群為何越來越壯大。”

在深圳三和人才市場打短工的年輕人被稱為“三和大神”訪談：

澎湃新聞：如今對工作倦怠感的思潮是從什麼時候擴散的呢？

波波夫
：很多人的倦怠其實是從學校就開始了。從幼小銜接班的火爆，到小升初的慘烈，那些轟轟烈烈的K12培訓班，還有大學裏學生為了追求漂亮的績點在大學裏繼續著高中般的生活，最終在今年捧紅了“內卷”的概念。今天我們碰到的倦怠問題，某種程度上正是教育系統陷入內卷化的一個必然結果。內卷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對人最大的傷害是，在一個本該發掘天性的年紀，就被各種指標的囚籠給框住了，失去了去探索自己真正擅長、真正熱愛的事物的機會。然後，等他完成這些指標之後，最典型的是考上大學之後，很多人就會陷入一種無目標感，包括選專業、找工作，很多可能是家人幫忙給圈定的，而並不是自己熱愛的，自己去做的選擇。

帶著這樣一種內卷式的思考和行動慣性進入工作，自然會非常容易陷入職業倦怠的陷阱。

倦怠是心理學和社會學領域已經存在幾十年的研究課題，但是真正被廣泛關注，可能還是最近幾年的事情，特別是那些大城市的打工人。2019年5月，世界衛生組織首次把“工作倦怠”列入《國際疾病分類》，揭示了一個久被遮蔽的問題：近年來，許多青年人對傳統意義上的工作越來越沒有熱情，而這種倦怠感有逐步擴散的趨勢。

澎湃新聞：
在沒有更換工作機會的前提下，我們如何克服倦怠？

波波夫：
倦怠並非終身監禁。如何從工作倦怠中恢複正常，目前並沒有公認標准的解決方案，但從自身出發，心理學研究也給出了一些建議。

首先，了解自己的長處，保持樂觀情緒。如果你的工作和你的技能不匹配，你遲早都會丟掉工作。
而據前述蓋洛普的調查， 真正高效率的員工每天在做自己擅長事情上的時間是花在做自己不擅長事情上時間的四倍；其次，認清自己的短板， 保持終身學習。職業倦怠的另一種常見情形是“知識性倦怠”， 又叫“本領恐慌”， 這是現代社會知識和信息呈加速度發展的必然結果；再次， 挖掘工作中有意義的方面，培養自己對工作的興趣。
如果能在看似重複、枯燥的工作中挖掘“創新”的可能性，通常會讓人覺得鬥志昂揚、精力充沛；此外，在工作中找到合適的合作夥伴，和朋友保持聯系，維持良好的社交關系。《人事心理學期刊》在 2015年刊登的一篇文章，對保險公司員工的研究中，研究者發現，銷售經理的職場朋友圈人數與他的工作績效評級呈正相關；最後，工作不是人生的全部，放棄過多的不切實際的職業期待。

澎湃新聞：
快節奏，通勤時間長，時時在線，我們是數字時代的‘奴隸’嗎？

波波夫
：今天泡在線上的生活方式，還是非常容易讓我們成為“數字時代的‘奴隸’”。身處數字時代的一大不幸是，人們太容易找到你， 一部智能手機就可以讓你7×24小時在線， 老板、 同事很容易在下班後繼續在微信、釘釘、郵件上找你處理工作，這進一步加劇了職業倦怠。鼓勵超時工作正在成為一種新的“職場政治正確”。
根據國際勞工組織最新統計， 全球有超過4億員工每周工作49小時及以上，在全球近18億就業人口當中，此比例不小。

但“永遠在線”的工作模式未必高效。倫敦大學基維馬基博士的一項研究顯示，每周工作長達48小時，比工作35到40小時中風的風險增加10%，工作長達54小時，增加25%， 如果超過55小時，就會增加33%。在每周工作30—40小時的組群中，每1000人中只有不足5人中風。在工作55小時或更長時間的組群中，每1000人裏中風人數增加到6人。這一研究成果刊發在權威的醫學雜志《柳葉刀》上，提示人們遵循“朝九晚五”的慣例，否則中風的概率就會增加。

我們可以借鑒下法國，法國從2017年1月1日開始實施新法，該法律要求雇用員工50人或以上的企業必須與員工協商制定新的“郵件准則”，確保員工休息時間。如果這樣的准則無法達成，企業必須制定出員工在晚間和周末無須處理郵件的具體時段。

澎湃新聞：
一些公司灌輸給員工的邏輯是，只要超時工作，就能獲得好生活。這算是一種美好的謊言嗎？

波波夫：
這背後隱藏著一套老板對員工灌輸的奮鬥烏托邦邏輯：如果你在幾年裏不舍晝夜地高強度工作，你將獲得豐厚的薪水、員工福利（比如免費三餐、 班車等）和巨大的股票期權收益，強者都在超時工作，只有弱者才會“朝九晚五”。
這種承諾和對賭背後，正是推動包括程序員在內的互聯網民工奮鬥的原動力。這套邏輯背後最核心的部分在於期權文化。對員工而言，期權比現金更好，因為它提供的致富機會不僅遠遠大於工資，還可能使自己成為百萬富翁，因此期權激發了員工創造力、工作熱情，以及提高了員工對公司效力的忠誠度。從某種意義上說，股票期權已成為高技術行業的一個通用的激勵模式。不僅是科技公司，幾乎近一半的中國公司都有加班文化。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聯合問卷網在2018年對1980名上班族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50.7% 的受訪者稱所在企業有加班文化。

但是，這種簡單的因果聯系，可能並不一定成立。勤奮並不總能帶來財富， 很多時候不過勉強度日而已，這已是一種全球性現象。許多美國人一天做兩份工才付得起房租水電；在日本，看上去很自由的零工越來越多，但單位勞動報酬遠不及正式工，還會因為對於未來不確定，而自我延長工作時間；“世界是平的”的預測落空了， 貧富差距的鴻溝在絕大部分地區其實是在拉大，無就業式的經濟增長更令人不安。

澎湃新聞：
奮鬥就有好生活，不奮鬥就要下沉。年輕人可以不奮鬥嗎？

波波夫：
其實生活在一線城市的打工人，每天動則幾個小時的通勤、住在狹小的出租房裏，這已經是奮鬥青春的樣本了，奮鬥不是大城市的打工人的主流觀念，而是事實。奮鬥和好的生活之間的關系，可能是有相關性，但有沒有直接的因果聯系，這個可能需要學術界去進行長時段的研究。我自己認可奮鬥精神，但這裏面有一個度的問題。如果你相信大力出奇跡，那一頭奮鬥到黑也是沒問題的。奮鬥還是不奮鬥，更多的是個人選擇，你可以選擇奮鬥的人生，也可以選擇躺平的人生，只要自己想清楚了承擔選擇背後的責任。但凡事有度，奮鬥也是如此，古人說勞逸結合、一張一弛也是自有道理。

現在看八小時工作時制還是有道理的。這一制度最早由英國空想社會主義者羅伯特·歐文於 1817年8月提出，後來由於歐美資本家對勞工的剝削不斷加劇，最終北美的工人率先實行並走上街頭抗議，倡導實行八小時工作制。1886年5月1日美國芝加哥爆發了歷史上最大的罷工，也正是以倡導八小時工作制為目標進行的。事實上，八小時工作制也符合人們一天勞動時間的合理上限。早在20世紀初期，福特汽車用大量的實驗揭示了獲得工人最大工作效率的最佳工作時長。

澎湃新聞：
明明我們的生活比父輩們過得好太多了，但是焦慮和無奈卻更多了。

波波夫：
相比“70 後”“80 後”，2000年後出生的一代人，也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富裕的一代人， 他們所處的中國早已不是“人口多、 底子薄”，既是能夠生產聯合國產業分類中所列全部工業門類產品的世界工廠，同時也是全球各大奢侈品牌萬般不願開罪的世界商場，但是我們也看到一代人都有一代人成長的煩惱，他們各自面臨的壓力也會不同。

英國《經濟學人》雜志曾稱“千禧一代是有史以來最聰明、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一代”。
但受教育程度高的另一面是， 長期教育的成本也可能成為一種負擔。
教育變得更加昂貴，而千禧一代的學生畢業時比他們之前的幾代人負債更多。千禧一代並不比上一代人更懶惰，但生逢兩次全球經濟危機，就業崗位外移，自動化技術大普及，因此，固然他們的工作意願並不比上一代人更弱，但他們面臨的就業競爭可能是空前的。隨著生活方式的改變，許多千禧一代也在重新思考著對人生成功的傳統期望是什麼。無論是職業還是個人生活，什麼樣才算成功，可能都在被顛覆、被重新定義。

澎湃新聞：
你怎麼看待“社畜”的矛盾心態，一方面超時工作的生活讓人絕望，一方面又感恩能有一份賺錢的工作。

波波夫：
矛盾是我們生活的常態，也是一個不斷自我確認的過程。數字一代早已聽不進“努力工作”的老生常談，“後浪們”的生活經驗和人生教訓都是從社交媒體、視頻網站裏習得的。現代社會的工作倫理發端於新教工作倫理。在富蘭克林的《窮查理年鑒》中，馬克斯·韋伯看出了資本主義精神。富蘭克林推崇的誠實、節儉、克己、守時、勤奮的品質，促使商人與小作坊主積聚了巨額財富。每一次技術變革，都會帶來相應的工作倫理變革。“泰羅制”正是工業革命催生的代表性的工作精神。

消費社會的興起給了新教徒式的工作倫理最致命一擊。工作的價值某種程度上也被異化為消費的價值，人們需要購買越來越多的商品，需要越來越多的錢。互聯網的出現，進一步解構了殘存的工業時代工作倫理，使之鼓勵的禁欲、克制、勤奮的精神更加支離破碎。

澎湃新聞：
斜杠青年備受推崇，“斜杠”是拓展自己的邊界線，還是反而分散了自己往技能專精方面走的道路？

波波夫：
在中國， 隨著互聯網、電子商務及移動支付的普及發展，兼職平台延伸到眾多行業，越來越多的人可以隨時隨地獲取或發布兼職信息，特別是一些激發個人興趣、發揮潛能的自由兼職，能滿足年輕人自由支配時間及體驗不同職業人生的願望，利用空閑時的碎片時間，兼職賺取額外收入正在成為中國人一種新的生活方式。比如體驗一款遊戲，觀看廣告視頻答題，參加新品試用反饋， 回答調查問卷，到附近商場尋找指定產品的條碼……打開移動終端應用，騰出幾分鐘完成任務並提交審核，就能通過第三方支付軟件提現、充值話費等方式獲得相應的報酬。

在真實生活中，斜杠職業並非像社交網絡由一連串職業壘砌出來的成功一樣輕巧，而是飽含許多旁人不知的艱辛。前程無憂調查發現，兼職最多的8大工作依次是網店/代購、兼職教師、文字類兼職、專車司機、禮儀/司儀、服務員/收銀員、銷售和會計/財務。其中，61.1% 的兼職白領選擇代購/微店/淘寶，而討論熱度最高的專車司機只占到 16.8% 的比例。
同時，多數受訪者對兼職收入的預期並不高。其中41.7%的受訪者對兼職期望工資為2000—5000元，37.4% 的受訪者接受每月2000元以下的兼職月薪，低於受訪者正式工作收入的一半。
這與互聯網平台提供的大量機會密切相關。其次，由於人工規模的成本和市場競爭，類似配送、餐飲服務等工作越來越頻繁地使用非正式雇員，以降低管理和社保成本。

澎湃新聞：
人類的發展在近百年猛然提速，近二十年數字化的發展更是前所未有的。相比時代發展的這輛高速列車，我們的心理和生理卻還沒有立刻適應，目前種種沖突可以認為是必然會發生的嗎？

波波夫：
我們身處一個大變革的時代這個是毫無疑問的，特別最近四十年中國高速工業化進程中，每一個人個體、組織都被深刻卷入和被影響。職場專家教導他們要繼續提升自身技能、 終身學習，適用職場的日新月異。
然而，讓人去適應機器又談何容易。在無人工廠的流水線上，忙碌的是工業手臂，工人成為照料它們的保姆；在裝扮得像遊樂園的科技公司辦公樓裏，程序員們扮演著21世紀建築工的角色，為數字世界添磚加瓦；在一個日益麥當勞化的社會中，越來越多的工作， 是人在協調、適應機器，而非相反。我們很有可能正在重演第一次工業革命機器對人異化的那一幕， 焦慮、抑鬱、倦怠不過是這種異化在我們精神面貌上的投射。(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