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宇燕」“斯密定理”與“吉本命題”——200年後看國家興衰基本邏輯的“異見”

中國社科院世經政所

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

“吉本命題” 和“斯密定理” 形式上的不和諧，觸及了國家興衰討論的本源，展現了對未來歐洲強盛之途的 “異見”：大而統一的市場規模導致分工進而推動經濟長期增長，分崩離析的羅馬帝國因十數個政治主體間相互競爭而使歐洲最終主導世界。如果把一個完整的社會比做一個人，正常的情況下就應該有兩只手。看到了第二只“手”後，我們才有了對斯密理論的完整理解。

1776年，在英語世界兩部影響深遠的著作面世，分別為亞當·斯密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簡稱《國富論》）和愛德華·吉本的《羅馬帝國衰亡史》（第一卷）。兩部著作看起來相去甚遠，前者被後人視為經濟學的開山之著，探尋的是財富的創造與積累源泉，而後者則被譽為文史界的扛鼎之作，探尋的是帝國由盛至衰的過程與規律。雖說斯密在書中也設專章討論羅馬帝國崩潰後都市的勃興與進步，但兩書的交集不多。有一點頗值得玩味的，倒是兩位作者對未來歐洲強盛之途的 “異見”：大而統一的市場規模導致分工進而推動經濟長期增長，分崩離析的羅馬帝國因十數個政治主體間相互競爭而使歐洲最終主導世界。

一、斯密定理：揭示財富如何增長秘笈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第一篇第一章所寫下的第一句話，真可謂意味深長：“勞動生產力最大的增進，以及運用勞動時所表現的更大的熟練、技巧和判斷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結果。”接著他以扣針制造業內的分工為例，闡釋了分工使同數量勞動者能夠完成比沒有分工時多得多的工作量之原因：一是勞動者的技巧因業專而日進；二是分工可以免除不同工序轉換所耗時間；三是分工引致簡化勞動和縮減勞動的機械發明。應該講，斯密十分明智地把人類的分工起源歸因於人性中的一種特有的互通有無之交換傾向而不予深究：畢竟 “我們從未見過甲乙兩犬公平審慎地交換骨頭”。

與此同時，斯密強調了契約在滿足人類相互交換過程中的關鍵作用（第二章）。分工帶來的好處巨大，但卻是有條件的，而條件便是斯密在第三章中重點討論的話題：分工受市場範圍的限制。換句話說， “貨品銷量，在長時間內，必定和鄰近地方的財富與人口成比例”。這便是後人總結出的“斯密定理”。其引申含義是，對財富創造而言，凡是有益於市場規模擴大或拓展的，便值得推崇、鼓勵或褒獎。以此邏輯，斯密本人便成為高舉自由貿易旗幟的旗手。鑒於分工必須通過契約而契約的履行又和信守承諾的傳統與法律環境密切相關，市場範圍就與政治轄區規模或國家大小乃至國際關系掛上了鉤。

二、吉本命題：競爭與平衡催生歐洲希望

在《羅馬帝國衰亡史》（吉林出版集團2011年版）中論及轄區規模或統合分拆利弊時，愛德華·吉本則做出了差異性表述：歐洲現在被分成12個強大的但實力不等的王國，三個相當規模的聯邦和若幹較小卻獨立的國家；王室和大臣們施展才能的機會至少是隨著其統治者數目的增長而增加。……由於害怕和羞愧的互相影響，專制的濫用權力受到了限制，共和制已經建立了秩序和穩定；君主制已經吸收了自由的原則，或至少是近代化的原則，隨著時間的流逝，即使是最糟糕的憲法，也引進了一些榮譽和正義感。就和平而言，如此眾多、積極的競爭者之間的競賽加速了知識和工業的發展；就戰爭而言，歐洲軍隊通過有節制的和非決定性的戰爭而受到了鍛煉（第二卷）。

在吉本眼中，從羅馬舊帝國廢墟中曆經磨難而形成的若幹較小的獨立國家所構成的歐洲政治格局催生了現代自由，各力量間的不斷競爭和不斷平衡大大優於帝國令人窒息的死氣沉沉的一致性。由此看來，歐洲人未能保持或恢複羅馬帝國的統一並不是一次失敗，而是歐洲擁有一個多元化未來的關鍵，也恰是由於隨羅馬帝國瓦解崩塌鼓勵了具有建設性的國家間的競爭，歐洲踏上了“工業革命”驅動的長期增長之路。參照前面的“斯密定理”，吉本此見解可被冠名為“吉本命題”。

三、國家興衰基本邏輯發揮的充分條件

“吉本命題” 和“斯密定理” 形式上的不和諧，觸及了國家興衰討論的本源。不錯，技術進步扮演著長期增長的關鍵角色，但在斯密那裏，技術進步取決於分工，而分工決定於市場規模，至於市場本身的有效性或質量。按照斯密的邏輯，如果契約或人之權利受到保護的水平不變或提高，那麼市場規模的任何擴大都會帶來經濟上的繁榮與進步。在吉本那裏，龐大的羅馬帝國之所以沒有發揮出一個統一大市場的功能，基本原因不在於市場規模本身對財富創造施加何種影響，而在於“帝國令人窒息的死氣沉沉的一致性”。吉本最後總結說，羅馬帝國衰敗的四個最重要原因中的兩個，一是蠻族和基督教充滿敵意的攻擊，包括人口數量下降以至於無法同化日耳曼人等外族；二是羅馬人內部的紛爭，尤其是統治集團的腐化墮落和相互傾軋。

由此看來，羅馬帝國在壽終正寢之前的幾個世紀已經不再是一個統一的大市場，而更像是一個分割且安全程度持續下降的名義上統一的帝國。古代中國的“大一統”很可能就是在這種意義上幫助中國在一千多年中處於世界頂峰。一旦“吉本命題”開足馬力、 “斯密定理”潛力盡釋，原本高水平的大一統市場便與歐洲相形見絀，在接下來的真刀真槍對決中就更顯得力不從心了，隨後的殖民主義掠奪則加速且放大由此產生的差距。

在此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從一定意義上講，國家興衰的基本邏輯寫在了“斯密定理”之中，“吉本命題”及其擁躉如費正清和戴蒙德等人之所述，可以是但並非唯一是 “斯密定理”發揮功效的必要條件，當然更不是充分條件。在20世紀前半葉，人類經曆了兩場極其慘烈的世界大戰，發動並深陷戰爭泥潭的主要交戰國，大多是羅馬帝國解體後獨立的政治經濟體或衍生體。如果吉本能夠知曉戰爭給人類造成的劫難，他還會堅持原有看法嗎？

至於“斯密定理”發揮功效的充分條件，還是斯密本人在《國富論》最後一章給出的：“在任何國家，如果沒有具備正規的司法行政制度，以致人民關於自己的財產所有權不能有安全感，人民對於人們遵守契約的信任心沒有法律予以支持，以致人民設想政府未必經常地行使其權力，強制一切有支付能力者償還債務，那麼，那裏的商業與制造業，很少能夠長久發達。簡言之，人民對政府的公正沒有信心，這種國家的制造業就很少能長久發達。” （下卷第473頁）

四、健全的社會如一個人：她需要兩只手

順帶說一句，其實斯密心目中有“兩只手”。一只 “手” （即自發市場）出現在《國富論》第二章：“請給我所要的東西吧，同時你也可以獲得你所要的東西。這句話是交易的通義，我們所需要的相互幫忙，大部分是依照這個方法取得的。我們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飲料，不是出自屠戶、釀酒家或烙面師的恩惠，而是出自他們自利的打算。我們不說喚起他們利他心的話，而說喚起他們利己心的話。我們不說自己有需要，而說對他們有利”。這句話常常被人們引用，並作為解釋斯密那只“看不見的手”的例證。此“手”在《國富論》之前出版的《道德情操論裏》被首次提及。當讀了前文所引《國富論》最後一章的那段話後，你就會發現那第二只“手”，那就是政府之 “手”，或曰政府引導之 “手”。想想也自然，如果把一個完整的社會比做一個人，正常的情況下就應該有兩只手。看到了第二只“手”後，我們才有了對斯密理論的完整理解。

（本文發表於《文匯報》2021年5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