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害怕一件羽絨服，老年高知群體受關注……心理專家講述恐艾者“隱秘的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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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今年，距離1981年全球首次報告發現艾滋病病例已過去整整40年，但這種疾病仍然在人類社會流行。

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底，中國共有超過105萬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就像是鏡面孿生，感染者外，鏡子的另一面，是龐大的恐艾群體。

因為發生過高危行為，害怕感染艾滋病，長期搜索問詢，從而對艾滋病相關信息產生應激反應，誘發焦慮、恐懼，逐漸轉移和泛化到對日常生活接觸也開始懷疑、害怕，便產生了諸如對其他特定傳染類疾病恐懼強迫的人群。這，就是恐艾者。

從業13年的成都市恐艾干預中心（以下簡稱“恐艾干預中心”）理事長張珂博士告訴紅星新聞記者，恐艾者的數量甚至比艾滋病感染者還要多，是艾滋病感染者的1.5-2倍。值得注意的是，“現象和數據都提醒我們，老年人和年輕人恐艾的情況也不容樂觀。”他說，恐艾，已成為不可忽視的社會問題。

▲今天，恐艾干預中心用直播幫助恐艾者

群像：

“自己困住自己”的人

當從口袋裏把那張一年前的檢驗報告單和那根抽血用的棉簽取出來時，一陣熟悉的恐懼感緊緊攫住了她。

報告單和棉簽是從一件羽絨服裏拿出來的。一年前，小愛（化名）曾穿著這件羽絨服去過一次傳染病醫院，回到家後，一直懷疑自己感染上了艾滋病，就算做了檢測也無法填平這種恐懼。“最嚴重時整夜失眠，吃不下飯，無法學習，也無法工作。”

後來，她聯系到張珂。張珂告訴她，要相信專業機構的醫生，不要去上網亂搜網友說法，也不用再繼續檢測。小愛最終沒忍住，又去檢測了一次，“算是給自己一個客觀交代”。

她把這件羽絨服在陽台上晾了兩個月，後來又鎖進衣櫥。時間和心理干預沖淡了這種恐懼。就在她認為自己已逐漸從中脫離出來時，最近發生的一件事情又將她“打回原形”。

前段時間寒潮來臨，小愛把這件衣服拿出來，“感覺這件衣服沾滿了‘病毒’。”

她將這件衣服送去幹洗店，當從口袋裏摸出報告單和棉簽時，曾經熟悉的恐懼又回來了。

這件衣服就像她所有恐懼和負面情緒的開關鍵。拿出這件衣服後，那些可怕的情緒也重新找上了她。

盡管心裏明白，經過風吹日曬的衣服想再攜帶能感染人的病毒太難了，但她總感覺口袋裏的檢驗單攜帶了“病毒”，這些病毒移動到她手上，再從手上移動到她接觸的各種物品，比如書本、床單、餐具等等，又或者在揉眼睛時進入了身體，而她卻難以消除它們。

張珂的本職是心理咨詢師，自2008年和一名疾控專家共同創建成都市恐艾干預中心後，13年來，張珂接受過數萬名像小愛一樣的恐艾者咨詢。

他告訴記者，比起感染者，恐艾者數量同樣龐大，但他們往往易被忽略。除了自身性格，他們的恐懼往往有社會因素，比如，不專業的媒體報道、虛假的網絡廣告和信息、社會歧視、國民科學素養等等。

一般來說，恐艾者分兩種。一種，是輕度恐艾者，“突然想起就會害怕一下”，持續時間不會超過三個月；另一種，是恐艾症，這是一種神經疾病，生活工作也會受到影響。他們因種種原因，成了“自己困住自己”的人。

趨勢：

網絡發展、新冠肺炎疫情等，恐艾者越來越多

每年的今天，張珂都會接到無數QQ好友邀請，這些人有一個共同特點——恐艾。

恐艾干預中心是全國目前唯一一個做恐艾症干預研究的實體機構，不止成都，全國各地的恐艾者都會打電話過來。

張珂沒有具體統計過每年前來咨詢的人數。他們建了5個QQ群，每個群大概有2000人，每天都有很多人問很多問題。

很難說清楚恐艾的源頭，或許是一篇文章，也或許只是一句話。

張珂告訴記者，每年的國際艾滋病日都有大量報道，有對艾滋病不是那麼了解的人，他們注意到報道，進而懷疑某次行為會感染。有的羞於去疾控部門做檢測和咨詢，有的測了不信結果，只能在網上瘋狂搜索，看到不專業的說法又進一步加劇了內心的恐懼，以至寢食難安，甚至發展為精神疾病。也有很多曾恐過艾的“恐友”在本來已經壓抑住的情況下，僅僅是看到一篇不太科學的文章後又陷入糾結，加重了艾滋病的恐懼。

十三年來，這個群體越來越龐大。

“恐艾者和感染者幾乎成正比。”據他觀察，恐艾者是感染者的1.5-2倍。如今，中國有超105萬艾滋病感染者，也就是說，恐艾者約有158—210萬。

“恐艾者數量在急劇上漲。”從恐艾干預中心的咨詢量就可見一斑。

幾年前，恐艾干預中心每天的電話咨詢量約為10-15個，現在，幾乎每天都有40多個電話打進來，“增長了三四倍”。很多人把原本用來辦公的電話當成了熱線。

恐艾者增多，張珂認為和網絡發展不無關系。他特意提及一個案例：一個女孩兒在網上看到有人說老鼠咬了衛生巾，結果人用了衛生巾，生了一窩老鼠。她也發生了類似情況，總擔心自己會感染鼠類傳染疾病，或是也會生一窩老鼠。“不難看出，現在不少人都因為網絡各種說法陷入了思維混沌。”

就算是正面宣傳，也難免存在誤差。

比如，雖尚無有效治愈方法，但發生高危行為後，72小時內，艾滋病毒阻斷藥都有效。“但該不該服用阻斷藥物由醫生決定。”他表示，一旦發生了高危暴露，一定要第一時間去省市疾控中心或公衛中心找專業專家和醫生進行暴露風險評估，聽從醫生建議。

在他接受咨詢的案例中，有咨詢者將阻斷藥當成了心理安慰劑，一吵架或一不開心就感覺自己要得病，覺得只要服用阻斷藥就會開心。

他並不提倡這種做法：“聽專業機構醫生的話。不要你覺得，要醫生覺得。”

公共衛生事件也是恐艾者數量增長的誘因之一。

他提到，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後，公眾對傳染性疾病的防範意識增強。對艾滋病的關注度相應也越來越高。

有一類人值得特別關注，那就是基層醫務工作者和志願者。

“他們一邊防新冠，一邊防艾滋，雙線作戰，長期處於高壓之中。”他提及，疫情期間，前來咨詢的醫務工作者也不少，從擔心新冠，到恐懼艾滋病，都是長期處於高壓環境下造成的心理疾病。

新變化：

逐漸老齡化、年輕化

除了數量增多，干預難度也在增加。

“以前可能需要一到三個月就能干預成功，現在沒那麼容易了。”他說，有些恐艾者，在長達數年的時間裏，都一直困在對於艾滋病的恐懼中。

反複咨詢，是這類人的普遍特征之一。有人幾乎把全國所有的疾控中心和防艾機構的電話都打了個遍，每天到處打電話，變成了強迫症。“他們會強迫自己去打電話，以此來緩解焦慮。”

另一方面，值得一提的是，據中國疾控艾防中心早前發布的數據，我國每年新報告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病人中，50歲及以上病人占比從10年前即2011年的22%，上升到2020年的44%。同時，相關數據顯示，2020年，全國新報告15-24歲青年學生病例近3000例，青少年已成為中國艾滋病防控工作中最重要的人群。

“相應地，恐艾群體也在變化。”多年從業經歷中，張珂也看到了這一變化：以前恐艾者以白領為主，現在這個群體正往兩頭發展，即老年化和年輕化。

“老年高知群體是這個群體中‘隱秘的角落’。”他提及，一方面，空巢或孤寡老人有情感上的需求；另一方面，高知群體有知識儲備，也會上網，他們看到網上各種言論，也會加重焦慮。

為此他建議，應關注老年人的情感生活，讓家庭和親情緩解孤獨，讓老年人不再盲目尋求刺激，將自己置於危險處境。同時，應對老年人做好安全性行為的宣傳，最大程度避免感染艾滋病。

“因為青春期，加上壓力大，小孩也容易出現心理疾病。”張珂接受過最小的一例咨詢，是一位十一二歲上小學六年級的女孩。對方被班上男同學親了一口臉，周末回家上網搜索，看到的第一個結果是“親一口得艾滋病”，也不好意思給父母講，憋著憋著就憋出了問題。這時候，他建議父母可以適當為小孩普及性知識。

建議：

避免長期滯留於虛擬環境中，建立與咨詢專家老師的現實溝通

有很多人都喜歡深夜打電話進來。“早上打開電話，能發現好幾十個電話。”有時候第二天開機，手機短信都有幾百條。

有時候，張珂會看到有人留言“受不了了要崩潰了”，就慌忙去處理。電話打過去，對方又說沒問題了。“僧多粥少”，張珂也常應接不暇。

他告訴記者，目前恐艾干預中心同省市疾控中心、四川及成都性病艾滋病防治協會都有了合作，“他們給予了我們很多專業培訓和指導，讓我們在專業能力上得到了很多提升。”但恐艾干預畢竟和傳統的艾滋病干預有一定區別，目前為止並沒有完全建立這個介於艾滋病和心理學之間的交叉學科體系。張珂也曾嘗試培養具備艾滋防控知識的心理咨詢師，但大多人都無法堅持，原因是收入低、壓力大。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早年前，他向四川艾滋病性病防治協會遞交了“關注恐艾群體”的建議書，希望將恐艾干預與官方的艾滋知識宣傳結合起來，用社區化來代替個人的努力。

從心理學角度來看，張珂也為恐艾者給了一些建議。

比如，艾滋病宣傳日前後，盡可能減少上網頻率，減少負向刺激，涉及到艾滋病相關的信息，盡可能少看，特別是軟件上推送的艾滋病相關消息，能不點則不點。“因為多點開幾個，大數據的信息繭房就會判斷你對該類消息感興趣，將在整個十二月份及其後幾個月給你推送大量的艾滋病信息，這其中可能包含了一些有心理暗示的文章。”

如果自身對艾滋病存在著疑問和不解，建議務必請教專業的艾滋病防治老師，不要詢問過多專家，建議一位足矣。

如果不小心已經點開了艾滋病相關信息，可以用重裝手機系統，或者刪除對應軟件的方式來消除信息繭房的影響。

如果本身已經有艾滋病恐懼症，覺得自己對艾滋病存在疑問，建議咨詢艾滋病防治老師。如果已經知道自己沒有艾滋病感染風險，但內心依舊痛苦，生活工作受影響，迫切需要被支持鼓勵，可以選擇心理熱線，或者尋求專業具備艾滋病防治基礎的心理老師做進一步溝通咨詢。

如果在網絡上看到一些特殊案例的新聞或故事，請一定要認真了解該案例的前因後果及前置條件。“前置條件，就是它存在發生的前提條件。”他提到，平時在臨床工作中，也會遇到一些特殊案例，他們幾乎都有前置條件存在。所以，對於容易形成心理暗示的人來說，在解讀文章時，了解到有前置因素，普通人群不可能遇到這些情況或者會這樣做的時候，才會汲取到真正的安全感。

“總之，減少負能量，避免長期滯留於虛擬環境中，才會減輕不安全感；增加正能量，建立與咨詢專家老師的現實溝通，增加良好互信關系，逐漸堅強，才能更好地‘脫恐’。”他說。

紅星新聞記者 彭祥萍 圖據受訪者

編輯 譚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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