辦假身份證“變年輕”當罰，但職場年齡歧視也是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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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商業保險公司Hiscox的一項研究顯示，在40歲以上的人群中，21%的人曾是職場年齡歧視的受害者，其中80%的人表示，年齡歧視影響了他們的職業發展軌跡。圖/新京報有理數

據央視報道，近日，上海一名女子花300元找人做了一張假身份證，並修改了身份證上的出生日期。當她使用這張假身份證在銀行辦理業務時，被銀行工作人員發現並報警。目前，當地警方依法對這名女子處以行政拘留5日的處罰。

明明知道身份證是假的，居然還敢帶到銀行使用，當事女子被行拘無疑是咎由自取。眾所周知，第二代身份證內部帶有芯片，制造假證或許能夠模仿其外觀，卻難以複制芯片儲存的加密信息。一旦拿到需要讀取芯片的場合，假證件立刻會被識破。

《居民身份證法》規定，購買、出售、使用偽造、變造的居民身份證，由公安機關處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罰款，或者處10日以下拘留。銀行工作人員在發現假身份證後及時報警，警方對其處以5日行政拘留，完全符合法律規定。

不過，當女子吐露自己使用假身份證的原因時，又難免令人唏噓。原來，她是因為年齡偏大找工作屢遭拒，才在假身份證上把年齡改小了11歲。雖然這並不能給其違法行為賦予任何正當性，但此事反映的大齡求職者面臨年齡歧視的老問題，仍值得更多關注。

實際上，使用假身份證“改小年齡”的案件並非個例。2019年5月，河南新密的來某到派出所開證明使用假身份證被識破，後查明也是因找工作年齡偏大而辦假證改小年齡；2020年4月，浙江寧波的雷某使用假身份證在酒店辦理入住時被查，其動機同樣只是為了“年輕一點”。類似新聞報道有不少，沒被報道的可能更多。

在種種職場歧視行為中，年齡歧視在我們社會表現較為突出，且呈現長期化、頑固化的特征。至今，仍有不少招聘信息公開對應聘者年齡提出不合理限制，“35歲”成為求職者心照不宣的一道坎兒。不光是民營企業，甚至相當數量的機關事業單位，也存在不同形式的年齡歧視。

如果把歧視行為界定為“由無關特質產生的偏見”，那麼通過辦假身份證順利入職並勝任這份工作，恰恰體現了職場年齡歧視的荒謬性。這些用人單位眼裏的“大齡人士”，在職場上兢兢業業，足以說明年齡與工作能力並無直接關系。因此，很大程度上，年齡只是證件上的一個數字，是招聘人員的“心魔”。

隨著我國人口老齡化程度加深，漸進式延遲退休政策加速落地，職場“銀發族”的數量和比例勢必上升。與此相伴的是，現代人健康水平顯著改善，再加上技術對體力勞動的替代，大齡人士和年輕人一起參與職場競爭，是無法阻擋的社會趨勢。

▲按照國際標准，我國從21世紀初65歲以上人口就已經達到了9062萬人，占總人口的7.1%，進入老齡化社會，到2014年的時候這一占比超過了10%。圖/新京報有理數

年齡歧視不僅對大齡求職者不公平，也反過來影響整個社會的運行效率。因為，整體用人環境對大齡求職者缺乏包容，也導致大齡人士喪失了參與職場競爭的動力。而35歲一過，就在用人單位“熬資歷”，脫離公平的競爭軌道，對年輕人當然也不是好事。

如果將來退休年齡延長到65歲，那麼一個人從22歲本科畢業進入職場，43年的工作年限中有30年是“35歲以後”。人們必須面對一個現實，就是絕大多數社會價值將由現在所謂“職場大齡人士”創造。善待他們，就是善待社會的未來。

以此而言，公平對待每一個符合任職條件的求職者，不光是道義的同情，更是應有的社會理性。努力打造一個無年齡歧視的求職環境，辦假身份證修改年齡的情況自然逐步銷聲匿跡。

特約評論員 | 王鐘的（媒體人）

編輯 | 徐秋穎

校對 | 趙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