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對作家毒害最嚴重的是權力和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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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最好沒有思想，思想越多越寫不好。這一觀點經常被人批評，被很多人嘲笑。我實際上也是一種撥亂反正，一種過正的矯枉。

一、這個社會淺薄的思想太多了，深邃的思想太少了

記者：前一段時間，作家王安憶針對當前中國小說缺乏故事缺乏想象力提出批評。寫小說的人需要想象，看小說的人需要想象，編小說的人也需要想象。您對當代中國的文學創作有什麼意見?最需要的是什麼?最缺乏的是什麼?

莫言：這很難回答。實事求是地評價，從上世紀80年代起，中國的文學逐步回到文學的本位，過去很多不屬於文學的東西被帶到文學裏，現在大家都慢慢認識到什麼是真正的文學，像大浪淘沙一樣一步步過來，80年代很多紅得發紫的作品，現在已經無人關注，作者自己回頭看，也會覺得自己淺薄幼稚。

改革開放初期的作品具有很強的社會性，希望作品能成為撥亂反正的工具，能夠提出時代最需要解決的問題。後來大家漸漸認識到，這些恐怕不是文學要承擔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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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觀點大概是在唱反調，不合時宜。前不久有人提出，中國作家缺乏思想，我認為不是缺乏思想，而是思想太多了。

很多作家經常把自己錯以為是國家領導人、救世主，肩負著改變社會的歷史責任。而且經常在作品中灌注那些所謂的偉大思想，結果就是思想傷害了藝術。

我始終認為好的小說是作家無意識中完成的，也就是說，當一個作家高舉著思想的大旗，發誓要寫出一部偉大作品時，那基本上是在發瘋，偉大作品、有思想的小說，從來不是這樣的人用這樣的方式寫出來的。

我們現在評價那些偉大作品的思想性，作家寫作時未必意識得到。

另一個人可能看到了男女愛情，道學家和流氓看到的又不同。也有人看到了資本主義萌芽時的思想，看到了封建主義的必然滅亡。這些是曹雪芹寫《紅樓夢》時想到的嗎?曹雪芹創作《紅樓夢》的最初動機是什麼，誰也不知道，但肯定不是我們後來所想到的這些所謂的思想。

文學的魅力所在，它所以能吸引一代代讀者，就在於它能被誤讀。
文學的魅力就在於它能夠不斷地被誤讀。對作家而言，如果想得太多，思想大於形象，就犯了可怕的毛病。

好的作品是形象大於思想，唯如此，作品才能超越時間、地域、階級的限制，才可以走向世界。

一部作品能吸引讀者，能變成世界的文學，它沒有那麼多限制，它是從人物出發的，從感覺出發的，它描述的是人類最基本的——不論是白種人黃種人，美國人還是日本人——都能理解的共同感情。

像托爾斯泰的作品，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流傳了幾百年，每個時代都在讀，每個時代都在解釋。它把生活當中最本質的東西描述出來了，把人身上最本質的東西表現出來了。

所以我講，作家最好沒有思想，思想越多越寫不好。這一觀點經常被人批評，被很多人嘲笑。我實際上也是一種撥亂反正，一種過正的矯枉。

我覺得現實情況是，淺薄的思想太多了，深邃的思想太少了；裝模作樣的思想太多了，實實在在的思想太少了；虛偽的思想太多了，誠實的思想太少了。

你不能從思想出發來寫小說，你得從人出發來寫小說；你不應該從理性出發來寫小說，而應該從感性出發來寫小說。

這又帶出我的另一個謬論，即： 作家理性思維能力越強大，其小說越缺乏感染力。當然，我如果完全沒有思想沒有邏輯，那我該進精神病院了。

我意識到一些東西，但我不應該采取直露的方式來表現。我對很多事情想不明白，但我不能說沒有想明白的東西就不能寫，如果我對這種生活現象了如指掌，我就可以從感覺出發來寫，從人物出發來寫。

有切膚之痛、切齒之恨、丟魂落魄之愛，或者有看破紅塵之淒涼，管它有沒有思想，都可以放手寫來。我覺得這是文學創作所應遵循的一種方式。

二、對作家毒害最嚴重的是權力和地位

記者：您曾提到澡雪精神，古希臘哲學家有一句話，說冷水讓人精神，熱水會讓人昏昏欲睡。從中我有兩個問題，一是作家境遇的改變對其創作的影響。您現在是中國最有影響的作家之一，現在這種優裕的生活和眾星捧月的局面，有沒有影響到您的創作?

莫言：說到澡雪精神， （澡雪精神，這是中國古代知識分子修身養性的一種說法，把身上、頭腦中齷齪的沾染了世俗觀念的東西像用雪洗澡一樣洗去，使思想得到升華淨化。）外界環境的變化確實帶來心境的變化，大概每個人都能感受到。

作家境遇的變化——他過去沒錢現在有錢了；他過去沒書房，現在有書房了；他過去連筆都沒有，現在有電腦了——這些變化肯定會對作家的創作產生影響，但我覺得這種外在的變化還不是最重要的，對作家毒害最嚴重的是權力和地位， 比如一個作家突然變成了一個領導人，他想要保持不變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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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車寶馬，前呼後擁，權力的腐蝕，跟鴉片對人的腐蝕一樣。更加可怕的是，我們中國從前蘇聯學來的， 文學的功能給予了無限的誇大，作家的社會地位和作用給予了極度的提高和極度的誇張，前蘇聯有許多人民作家，我們的一些人也動不動說“我是人民詩人”，“我是人民藝術家”。

當他坐火車讓他坐硬座時，他說“我是人民藝術家”；當他住酒店沒有熱水洗澡時，他也說“我是人民藝術家”。這才是非常可怕的。

2001年，我在蘇州大學小說家論壇作一個演講，題目叫《作為老百姓寫作》，我們都知道，現在流行的口號是“為人民寫作”，替老百姓說話，做老百姓的代言人，這樣的寫作態度好像是主流，顯得很謙卑，但我覺得還是一種居高臨下的態度。

就像我們有的領導乾部說是人民的公仆，是這麼回事嗎?正確的態度應該是，我作為老百姓來寫作，我反映的就是我個人感受到的痛苦。

當我真切地感受到老百姓所能感受到的痛苦時，我寫我個人的痛苦，寫我個人的願望，也就代表了老百姓的痛苦和老百姓的願望。

我說的是我的心裏話，恰好也是老百姓的心裏話，這兩個點契合了，這個作品就是非常好的作品，而且也能引起非常好的反響。

如果你千方百計地想扮演救世主的角色，居高臨下地看著芸芸眾生，然後指點江山，激揚文字，批評政府，這未必是在替老百姓說話，實際上你是在作為一個高等人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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