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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8月26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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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微鏡下的明朝劇
《顯微鏡下的大明之絲絹案》劇照。
2023年2月10日,2007年首播的《大明王朝1566》豆瓣評分升至9.8分,成為最高分國產劇。
2月15日,改編自馬伯庸的《顯微鏡下的大明之絲絹案》(下文簡稱《絲絹案》)豆瓣開分7.8分,且保持至完播,成為近5年豆瓣評分最高的明朝劇。
盡管明朝不是影視化頻率最高的中國朝代,但大小屏上並不乏書寫明朝歷史,或以明朝為背景的作品。
2016年,以明朝為背景的《女醫明妃傳》披著古裝大女主劇的外衣走進觀眾視野。
2019年,《大明風華》開播。
倘若不將上一年的穿越劇《回到明朝當王爺》放進同一個參照系,那麼這是明朝劇時隔3年的一次回歸。
對於《大明風華》,電視劇研究者、影評人李星文透露:“選定這個IP(蓮靜竹衣的小說《六朝紀事》),最開始也是准備照著傳統的帶有宮鬥色彩的大女主劇去做,但是遇到政策的變化,就改成了這種比較家庭倫理化的歷史劇。”
新穎的改編為觀眾打開了一個別樣的觀察明朝的視野,正如監制、策劃人譚飛所言:“確實它有家庭倫理感,包括插科打諢甚至內鬥,但還是拍得妙趣橫生。”
有別於《大明王朝1566》,《大明風華》及其後的《山河月明》和《絲絹案》都不是傳統的歷史正劇。
不過,倘若看得仔細一些,或許能尋到明朝向前發展的線索。
以小見大更見明朝真相
“過去所謂的歷史正劇往往和‘權謀’兩個字分不開,但是《大明風華》最大的特點就是家庭倫理化了。”
李星文說,“播的時候有一個‘朱家五子’的說法,就是劇中朱棣和他的三個兒子,再加上他的孫子,他們之間既進行著傳統的皇位的繼承和爭奪,同時也有比較多的家庭倫理、親情的成分在其中。”
按照譚飛的觀點,這部原名《大明皇妃·孫若微傳》的作品自從更名為《大明風華》,便已經表明了其風格與主題的轉向。
在一些觀眾看來,這個新名字對應的該是一部涵蓋明朝諸多史實的大劇,但譚飛覺得,“對現在的語境及整個電視劇的體量和可能性來說,這不太現實”。
但編劇兼導演張挺還是做出了努力,他有意在劇中呈現九大明朝歷史事件。
在李星文看來,一旦這樣的願景變成“非做不可的任務”,“戲劇的節奏可能就不是那麼好掌握了”。
因此,它更像“半部好劇”,“後半部分這個劇的節奏就有點亂了,諸多的歷史事件走馬燈一樣地上演,但是人物塑造已經變得比較薄弱了,包括孫若微終究也沒能變成一個光彩奪目的人物形象”。
譚飛對此持相同觀點:“它可能是必須要講一些大事件,所以細節上就沒有那麼生動、細致和真正地反映史實,有時候有點為了講而講(的感覺)。”
這樣做會出問題,避免的方法之一是以小見大。
據他觀察,這也是明朝歷史研究的一個特點。
“講一個小細節或者局部,可能更能概括這個朝代的一種感受。比如影響了很多明朝歷史研究者和創作者的《萬歷十五年》,作者黃仁宇其實就是用那一年的苛捐雜稅、人口、稅收等細節,凸顯當時中國的大致情況。”
否則,劇作一定會被“全景式展現複雜的明朝歷史”的想法拖累。
“因為真正好的戲還存在著的一個問題就是,實在是戲太精彩或者說肉太豐滿、太香,那麼可能很多人是難以消解的。”這是譚飛的一個側面觀察。
另一邊,所謂的“明粉”指責《大明風華》罔顧史實。
張挺回應:“緊扣著當代觀眾的情感,把歷史中重要的東西挑出來,完成戲劇的一個組合,再把故事講給觀眾聽。對我而言,這樣就算完成任務了。如果有機會,請歷史顧問來提意見,劇本再做打磨,可以做得更好;沒機會就這樣,不裝。”
李星文認可他所說的:“我一直主張電視劇的詞根是劇,把戲寫好就行了,歷史是個背景,是素材、食材,不要違反‘天條’就行了。我覺得它前半部分‘朱家五子’這個點找得好,既找到了人物關系,也找到了生發無窮戲劇的發動機。”
談及歷史劇的創作,李星文對兩種流行觀點進行了闡釋:其一,相對主流的“大事不虛,小事不拘”;其二,郭沫若提出的“失事求似”。
他個人更傾向於第一種觀點中的“小事不拘”。
以《大明王朝1566》為例,貫穿全劇的“改稻為桑”是虛構的,但沒有讓人覺得這部劇不嚴肅,不是歷史正劇。
“這件事情是大事還是小事呢?”他覺得,該事件的影響上至廟堂,下至基層,穿透兩者之間,因此很難說是件小事,“所以應該說‘歷史精神不虛,情節設置自由’,這是歷史劇創作的一項基本原則”。
對於第二個觀點,李星文是這樣理解的:“歷史已經不可知了,真正發生過什麼誰也不可能完全把它打撈出來,我們只要本著歷史的精神去追求情節的相似性,追求邏輯的合轍、自洽就好了。”
《山河月明》的改編沒有超出這兩個觀點,因此在歷史劇和古裝劇兩個類型間,它更接近前者,可以稱為“新編歷史劇”。
《女醫明妃傳》劇照。
大的事實不虛,小的面孔多樣
譚飛認為,“新編歷史劇”或“新派歷史劇”介於《雍正王朝》般的歷史正劇與《康熙微服私訪記》般的歷史演義劇之間,大的事實不虛,而小的方面如人物、年代、事件本身的性質發生變化,做出“更符合影視化規律的改動和加工”,但作品的整體氣質契合朝代背景。
“這樣就拓展了創作空間,因為如果完全按正劇來創作,對現在的觀眾,特別是年輕觀眾的吸引力會直線下降,因為大家都知道結果了,沒有懸念了。那麼可能很多時候要在螺螄殼裏做道場,現在好多新派歷史劇在這方面做得特別成功,把細節的生動與人物的生動,以及不可預測的走向融為一體。”
《絲絹案》采用了類似的創作方法:男主角帥家默在歷史上確有其人,但並非事件的主人公,也沒有超凡的數學天賦。
李星文認為,“智商爆表,情商為零”的人設使其不同於傳統意義上的規範主角。
“天才傻少年”般的人物刻畫帶給譚飛一種“現代人格”的觀感,“我覺得現代人格其實指的是在某方面追求真相,或者說科學方面的追求能力超常”。
人設如此極致,難免讓觀眾覺得人物信息量單一,缺乏懸念及反轉的可能性。
很多觀眾反而記住了一眾配角。
“它更多地呈現出群像的感覺,這是第一點。”李星文說,“第二點是我采訪馬伯庸時,他說雖然帥家默不是傳統的大男主,不能主導整個事件的進程,但他是理想主義的一面鏡子,很多心思複雜的、貌似比他情商高很多的人,跟他碰撞之後都在某種程度上被他改變了,都照出了自己的一些理想,被他治愈了。”
《絲絹案》的獨特性生發於馬伯庸的個人風格,李星文曾就此執筆解讀,本次采訪中,他進一步闡釋道:“他的系列小說確實已經形成流派了,而《顯微鏡下的大明》甚至都不是小說,是紀實文學,也都已經改編成我們可以歸入所謂的歷史懸疑劇的作品。”
馬伯庸的作品裏常見關於歷史背景、制度、體制、機制等的考據,李星文認為,在小說家和劇作家當中,“他(馬伯庸)是做得比較講究的,在這方面花的力氣比較大”。
馬伯庸任總編劇的《絲絹案》裏,不乏創作者認真挖掘出的“歷史冷知識”,如人丁絲絹稅、推步聚頂之術等。
李星文同時提醒,劇作家有時為了完成一個戲劇功能,會虛構一些知識點,所以“你得有一雙發現的眼睛和一定的甄別能力、學習能力,才能從以馬伯庸為代表的這些作者的作品裏學到東西”。
在譚飛的眼中,明朝有多副面孔:以李自成和海瑞為代表的、掀起時代波瀾的人物為其一;統治者、宦官、改朝換代的故事為其二;明朝知識分子的生活及階級矛盾為其三——這副面孔的影視創作空間極大。
“按照現有呈現,我覺得明朝劇對風土人情的描述不如宋朝劇和唐朝劇豐富。當然,馬伯庸在做很多關於這方面的建設,這個方向我是很欣賞和喜歡的,因為明朝絕不僅僅是前兩副面孔,它是一個改革很多的朝代,各種各樣的變化都反映到平民百姓的生活上,這需要影視創作者更多的刻畫。”
《大明風華》劇照。
最重要的不是“再造一個誰”
從《大明王朝1566》到《絲絹案》,制作方投入在服化道及美術上的預算顯著提升,劇集的質感進而變得更好。
但是,李星文指出:“制作精良不是說1∶1還原歷史。”就拿明朝劇乃至國產劇“神壇”上的《大明王朝1566》來說,在一片制作精良的叫好聲裏,仍然出現了一些明朝服裝專家認為其“錯漏百出”的批評。
李星文接著舉例:“劇裏海瑞經常引用《大明律》,後來也有專家說《大明律》裏沒有這條、沒有那條,完全是劇作家虛構的。但一般來說,敢挑錯的人應該是有所依據的。”
圍繞這個話題,譚飛再次提及《萬歷十五年》:“它體現了一個科學的歷史研究觀,後來馬伯庸他們也受到了影響。當然,我們所見到的劇裏的史實、生動的細節,很難說歷史上都是有的,因為除了專業人士或死忠粉,一般觀眾很難也沒有義務去研究。”
針對這一悖論,譚飛和李星文都同意一點,即歷史劇做到合轍、邏輯自洽,准確地體現朝代的氛圍足矣。
譚飛補充說,像推導公式般尋求歷史真相不太現實,他期待在今後的歷史劇裏看到更多有煙火氣的、借古諷今的細節。
從描寫帝王將相和朝廷重臣的《大明王朝1566》,到刻畫小人物和基層官員的《絲絹案》,16年來,明朝劇的面向正在與時俱進地變化著。
“雖然不能簡單這麼說,但是一直以來,關於歷史觀有個二分法,一個叫英雄史觀,一個叫人民史觀。那也許《大明王朝1566》還是更多地從英雄史觀做一些探討和敘事,而《絲絹案》顯然是人民史觀推動的一次創作。”
李星文覺得,二者的區別主要在於此。譚飛表示,隨著時代風氣及輿論環境的變化,平民化的影視內容越發被人們所接受。
這樣的視角深入和維度拓展是評論界與觀眾喜聞樂見的,但這並不意味著《絲絹案》的成功可以輕易複制。
李星文指出,《唐朝詭事錄》的魏風華,也需要一位更強大的編劇,“他的小說必須經過郭靖宇的改造,才能成為一個可以拍攝的電視劇的腳本”。
由此可見,這一創作模式的門檻還是比較高的。
馬伯庸寫作時連所查閱的學術論文的版權都要購入,“你如果沒有這樣的學養和基礎,學起來一定會跑偏,而且不知道會偏到哪去,可能做出來是個四不像”。
譚飛提醒創作者,切忌以為歷史可以隨意演繹、胡亂發揮,這種創作無異於為朝代改頭換臉。
但無論後來者怎麼拍、怎麼追,兩位受訪人都覺得,能學馬伯庸的人不太多,能學劉和平的可能就更少了,“這種能力不是一般人能具備的”,所以很難“再造一個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