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會見周恩來：第一個五年計劃後，就要能造汽車飛機軍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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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總理率領中國代表團到達莫斯科。圖源：人民網

全國解放後，周總理和陳雲同志具體負責組織領導我國國民經濟的恢複和建設工作。我在中央財經計劃局工作期間，有幸參與了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輪廓（草案）的編制和赴蘇談判工作，親身感受到周恩來同志對工作一絲不苟，對党和人民的事業高度認真負責的精神，以及平易近人、深入細致、實事求是的優良工作作風。僅借個人經曆，對周恩來總理在制訂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過程中的活動，做一簡要回顧，以紀念這位新中國經濟建設的傑出組織者和我國現代化事業的奠基人。

蘇聯對中國的援助“確實是盡了力的”

1952 年 8 月下旬，以周恩來為團長，陳雲、李富春同志為副團長的中國政府代表團，應邀前往莫斯科，與蘇聯政府商談援助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建設問題。代表團的團員有王鶴壽、呂東、陳鬱、宋劭文、柴樹藩、羅瑞卿、邱創成、劉亞樓等，工作人員有沈鴻、錢志道、錢應麟、鄭漢濤、李蘇、袁寶華、陳平等。中國代表團陣容龐大，包括政府很多部，如工業、農業、林業、軍事部門的主要負責人。當時因我國還沒有自己的民航飛機，蘇聯政府特意派遣了三架軍用飛機和一架民航飛機，專供接載中國政府代表團。飛機途經伊爾庫茨克和新西伯利亞，飛往莫斯科。去伊爾庫茨克的路上，我和周總理同乘一架軍用飛機，飛機很小，只能乘坐五六個人，同機的還有裝甲兵副司令員邱創成、海軍副司令員羅舜初等幾位同志。飛機一起飛，羅舜初就掏出刮胡刀刮胡子。我好奇地問他：“一會就到達目的地了，你急著刮胡子幹啥？”羅舜初回答說：“我這胡子長得很快，一天不刮都不行！”當時我半信半疑地又追問了一句：“有你說的那麼厲害嗎？”這時周總理接過話題，親切地插話：“是的，我的胡子也是那樣！”我這才信服地點了點頭。一路上，總理與大家談笑風生，我們無拘無束，機艙裏的氣氛十分融洽。代表團在伊爾庫茨克住了一夜，第二天換乘飛機，繼續趕路。離開賓館時，周總理按照以往的習慣，與賓館服務人員一一握手告別，感謝他們向中國政府代表團提供的熱情周到的服務。這些服務人員很受感動，他們沒有料到中國的總理是這樣一位平易近人、通情達理、和藹可親的人。

周總理對工作非常認真負責，重大事情事必躬親。抵達莫斯科以後，總理又將准備提交蘇聯政府討論的“一五”計劃輪廓（草案）及總說明等幾本小冊子，詳細地重新審閱了一遍，逐字逐句，甚至連標點符號都不放過，凡有錯誤的地方，都圈圈點點做了改正。審閱當中，發現林業采伐、造林和木材蓄積量計劃數字核對不上，總理當即在電話中嚴厲地批評了代表團成員中負責計劃綜合工作的同志。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第二天周總理來到中國政府代表團團員下榻的賓館，與大家共進午餐。餐廳服務員給總理送來一瓶白蘭地酒。周總理斟滿兩杯，站起身走到一天前批評過的那位同志面前，遞給他一杯，微笑著說：“昨天我批評了你，以後要細心一些嘛！不要把這麼重要的數字搞錯！來，現在我敬你一杯酒，祝你今後工作得更好！”就這樣，周總理簡單自然的一席話、一杯酒，一下子就緩和了一天前那件不愉快的事情造成的緊張沉悶的氣氛。大家深為總理嚴謹的工作作風和高超的領導藝術所折服。

到莫斯科後過了兩三天，斯大林在克裏姆林宮設晚宴招待了以周總理為首的中國代表團。維辛斯基（當時的蘇聯外長）代表斯大林起立敬酒。晚宴舉行了約三個小時。散席後，斯大林陪同周總理看了電影，邊漫談，邊吃糕點水果。其後，蘇方安排中國代表團在莫斯科參觀了一個汽車制造廠，乘船遊覽了伏爾加—頓河運河，到斯大林格勒參觀了一個拖拉機制造廠。每到一地，周總理都向陪同人員很詳細地詢問有關生產和建設情況。我們所到之處，仍然能夠看到戰爭遺留下來的廢墟和痕跡。9 月中旬，斯大林會見周恩來、陳雲和李富春同志，就援助中國的“一五”計劃問題，談了三點意見：（1）經過第一個五年計劃，中國應當能夠制造汽車、飛機、軍艦。（2）中國工業的發展速度一定很快，但是做計劃應留有餘地，要有後備。（3）蘇聯對中國的援助，價格便宜，技術也是頭等的。斯大林的意見，實際上表達了蘇聯政府援助我國“一五”計劃的總方針。現在看來，在當時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陣營對我封鎖禁運，第二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不久，蘇聯的重建工作任務很重，再加上蘇聯還從來沒有搞過這樣大規模的對外援助的歷史條件下，他們對我國的援助，確實是盡了力的。

9 月底，周恩來和陳雲同志先期回國，留李富春領導中國代表團繼續與蘇聯政府談判。離開蘇聯以前，周總理親自將他經手辦理的與蘇方往來的有關文件逐一清點，移交給富春同志的秘書吳俊揚同志。蘇聯對中國政府代表團的接待工作，轉由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蘇聯國家計委主席薩布洛夫負責。蘇聯國家計委極為重視，曾組織人員，集中力量，著重審查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和要求援助的項目。中國代表團團員則分頭向蘇聯有關部、局介紹情況，交換意見。蘇聯方面詳細地審查了全部的地質資料，為此，總理和陳雲同志於 1952 年 10—11 月間特地派遣地質部副部長宋應同志到莫斯科接受咨詢，並再度讓柴樹藩同志到莫斯科協助沈鴻等同志參與談判。1952 年冬季，富春同志去海濱療養期間，由我負責收集中蘇雙方會談情況，向李富春匯報，並轉達他的意見。當時還成立了以李富春、蘇聯國家計委主席、第一副主席、外貿部代理部長和總顧問五人組成的中心組，負責審查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輪廓（草案）中的問題。中蘇雙方進行過多次小組會談和高級別磋商，一個項目、一個項目地予以落實，凡是重大問題富春同志都直接打電報請示党中央。每次周總理都仔細地閱讀這些電報，並與中央其他領導同志研究後，及時做出答複。

周恩來對蘇聯專家的意見印象深刻

1953 年 3 月 8 日，周恩來專程趕赴莫斯科，代表中國党和政府參加斯大林的葬禮。周總理利用工作間隙，聽取了富春同志關於同蘇方商談“一五” 計劃輪廓（草案）的情況匯報和意見。周總理聽得非常認真，親自做記錄， 回國後又整理成文，分送有關領導同志征求意見。

4月中旬，我奉命回國。一天，周總理約我晚上 10 點鐘匯報。到總理辦公室以後，因周總理正忙於處理公務，一時抽不出身來，我就在外邊等候，與總理辦公室的李琦、劉昂、馬列、許明等同志漫談。一直等到晚上12 點，周總理辦完手上的急事，才叫我進去匯報。他詳細詢問了蘇聯方面對我國“一五”計劃的全部意見，並問道：“去蘇聯談判為什麼拖了這麼長時間？”我回答說：“這是因為蘇聯方面對計劃的平衡工作要求很高，對我國地質資料、技術水平和生產能力詢問得很詳細，而我們在這些方面的准備工作不足，使項目選址、施工設計、設備分交、技術人員的培訓等計劃內容的落實，花費了不少時間。”總理說：“是啊！確定 100 多個援助項目，並要守約按期交付使用，確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為了使周總理對情況了解得更清晰，我將我們繪制的七八幅我國“一五”計劃受援項目進度曲線圖交給總理，他看了以後很高興。從圖上可以對建設項目的廠址選擇、投資規模、開工日期、施工進度、交付日期、生產能力等參數一目了然。圖表表明，我們的建設進度和投資安排，是逐年根據實際可能逐步地增長，而不是集中在幾年內跳躍式地增長。後來陳雲同志看了這些曲線圖，也非常滿意。匯報時， 我還講了請蘇聯專家給中國政府代表團講課的一些情況。周總理對蘇聯經濟專家講的一段話很感興趣，讓我重複了兩遍。這段話是：“總產值的增長速度，要大於職工人數的增長速度，這樣才能保證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速度，要大於工資的增加速度，這樣才能保證國家的積累；技術人員的增加速度，要大於工人的增加速度，這樣才能保證技術水平的提高。”周總理很贊賞這幾個觀點，認為應以這些觀點指導我們今後的經濟工作。我還向總理匯報了蘇聯計委管綜合的同志說過的一句話：“平衡法是編制計劃的基本方法，要從需要算起，充分考慮可能，經過平衡，使計劃建築在可靠的基礎之上。”總理對這句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把這種觀點運用在我國建設實踐中，並在“一五”時期形成他對經濟建設工作的一種指導思想，即：既要反對保守主義，又要反對急躁冒進，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最後，我們還談到償還蘇聯援助的方式和費用問題，總理意見是：待找有關部門計算、商量並報中央審批後，再作答複。過了兩天，我又向中央政治局作了匯報，中央表示同意蘇聯政府對我國“一五”計劃所提建議，贊成蘇聯援助項目清單中砍掉的三類項目：（1）沒有地質資料的；（2）中國自己辦得了的；（3）過幾年才能辦的。同意《協定（草案）》擬定的償還援助費用的方式和數量，並授權李富春代表中國政府在《協定》上簽字。隨後，我即帶著中央寫給富春同志的複信，返回了莫斯科。

《協定（草案）》經中央批准後，1953 年 5 月 15 日，由李富春和米高揚分別代表中蘇兩國政府簽訂了《關於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政府援助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發展中國國民經濟的協定》（簡稱《“五一五”協定》）。中國代表團赴蘇談判援助中國的“一五”計劃，曆時 8 個多月，取得了圓滿成功。根據協議，1953 年至 1959 年，蘇聯將援助我國建設與改建 91 個工業項目，加上 1950 年簽約援助我國的 50 個項目，共 141 個項目。1954 年 10月，蘇聯政府接受我國政府的請求，又追加援助 15 個項目。這樣三批加在一起，“一五”期間，蘇聯援助我國總共 156 個重點項目（簡稱 156 項）。這些項目包括：6 個大型鋼鐵聯合廠，14 個有色金屬冶煉加工廠，32 個機器制造廠，18 個動力及電力機器設備制造廠，26 個國防工廠，23 個煤礦，22 個電站，1 個煉油廠，3 個制藥廠，1 個造紙廠。《“五一五”協定》規定，蘇聯政府每年接受我國 1000 名實習生（包括管理人員、技術人員和工人），對其培訓，並向我國派出5 個專家組、200 名設計專家、50 名地質專家，幫助建設。蘇聯負責提供生產各項產品所需的制造特許權及技術資料，承擔 70%—80%的設計工作，供應占總價值 50%—70% 的設備。中國方面負責 20%—30% 的設計工作，承擔價值 30%—50% 的設備制造，包括項目配套所需的輔助性的半制成品和成品材料。

本文摘自天地出版社《奠基：蘇聯援華156項工程始末》，有刪節，來源：文匯網